回忆《逸经》与《逸文》
1996-07-15谢兴尧
谢兴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正如古人说的“人心之同，如其面焉”，但总起来看，不过两个阶段，一是向前看，展望未来，这是青年人、中年人的追求。一是回头看，怀念过去，这是七八十岁老年人的心态。宋人文莹《湘山野录》引孙冕的诗“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是说七十岁被强迫退休，不要失望悲观，找一个幽雅的地方去安度晚年，这是豁达开明的想法。老人面对现实，花花世界，风光场合，已无力参加，正与鬼为邻，一步一步走向阴山，据封建迷信时代所绘的阴阳界、指路碑，再进一步，便是另一世界，登上望乡台，俯视家园，无限悲哀，到孟婆庄喝一碗迷魂汤，则又进入朦胧洪荒境域，前事尽忘，一无所知矣。
现在的老人非常幸福，吃着皇粮，悠闲自在，自己也知道保健娱乐，虽然开心，究竟不免暮年寂寞，于是总是回味过去，只有过去，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平生经历，虽然有许多艰难困苦，但都已经熬过来，虽然遭遇浩劫，却依然健在，回顾过去，深感自慰。
我现在已是耄耋之年，生平师友很多，过去很想写一个新儒林外史，考虑之后，未敢动笔，问题是关于写法上的事，如正襟危坐，谈经论道，则诸人已有传记，不必重述，如从侧面描写，写得活泼一点，又恐怕疏忽大意，写走了笔，触犯忌讳，致干未便，说不定还会惹出麻烦，还是谨慎从事为是。现在我要写的，是我过去的伙伴简又文。
简又文广东新会人，字驭繁，号大华烈士，美国留学，三十年代初期，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是近代研究太平天国史最有成就者，著有《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各三厚册，由美国哈佛燕京社、亚洲协会，及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赞助和私人捐款，于一九六二年在香港出版，为近代史研究中的大著作。
一九三一年我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研究太平天国史，有时写些小文在报刊上发表。《北平晨报副刊》辟一专栏约我写稿，专栏曰“洪杨卮谈”，专谈太平天国史事，至一九三二年夏，约写了一百多篇，引起文坛注意，北京图书馆编的《国学论文索引》把它收入第五编内。就在这时，简又文在燕大正从宗教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国与耶酥教的关系，写文章陆续在《京报》和《语丝》上发表，他写的《太平天国文学之鳞爪》，《太平天国福字碑记》，都具有学术上的价值。就在此时，胡适之先生介绍我和他见面。胡先生说，你们都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应该互相补益。又说简在海淀燕京大学(即今北大)，只有班车，交通不便，进城后暂住东单新开路，让我前去找他。经通信约定，我们在他的住所见面。原来他是从外国人记录方面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主要是外国传教士所作的日记、汇报等，颇有些珍贵史料，因为太平天国把外国人称为洋兄弟，对其于太平区域出入，比较宽大，所以外国人对于太平天国内部情况的记录比较早，比较多，他搜集了许多原书和图片。我是根据官方奏报、谕旨及私人日记、信函、逃难记等，又得到北大教授故宫文献馆馆长沈兼士的许可，到故宫查找清军机处的档案和清军获太平军的文件等。总起来说，他偏于洋文方面，我偏于中文方面。我们晤谈数次，彼此觉得对方所知所藏，都是自己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颇有相见恨晚之慨。简又文提出，我们虽然常写文章，研究“太平”，总是为人作嫁，范围狭小，许多不便，不如办个杂志，公开搜求太平史料，我们亦可自由发挥，问我意下如何。我漫应之曰，这当然好。后来他又几次提到我们自己办杂志的事，我仍漫应之，我始终认为这是空谈幻想，是高兴时“过屠门而大嚼”的妄念。因为办杂志，需要资金、地址、组织作家队伍，人力物力，都是实际问题，岂穷秀才们所能办。说了以后，我并没有往心里去，后来简又文也不通信，也未进城，这个人消失了。我以为他离开燕大到别的学校去了。
大概过了两年多，他忽然来找我，这次他不住在东单，住在北京饭店，显然阔起来了。我问他这几年不见面，到那儿去了，他说，他本在燕京大学教书好好的，经人介绍，冯玉祥聘他去。其时冯玉祥自称基督将军，知简是牧师，请他到西北军中去传道。给他的名义，是西北军政治部主任。现在他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家住在上海，有事到南京去开会。后来据他说，冯玉祥的军规很严，禁止抽烟、不许留发，生活非常艰苦。他受不了，因此辞去军职。时孙科任立法院长，因广东同乡的关系，他做了立法委员。这次见面，他又提到办刊物的事，似乎有点具体，希望和我合作，实现我们的意愿。但是我的看法，依然未变，认为办杂志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一九三四年冬天，简又文从上海来信，称创办杂志的事已筹备就绪，希望我赶紧去上海商量杂志内容及开张等事宜，并说由他任杂志社社长，我任主编，恳切希望合作。并嘱在北京接洽名家，组织作者队伍，反复重申这是我们实现夙愿的机会。又说正在为我物色住房云云。我接信后，一方面高兴：这确实是我们过去所希冀的，不意空谈竟成事实。但同时又使我大大为难，因为我自一九三一年起，即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至此已三、四年，对于学校课程，基本顺利，对于学术界，亦逐渐熟悉，在北京已安居乐业。现在忽然要离职去沪，另起炉灶，困难太多太大，南方生活环境，是否适应，亦颇顾虑，思考再三，为了学术上的追求，对朋友言而有信，读书人讲究重然诺，于是毅然离京赴沪，老实说这是年轻人不怕牺牲的勇气，就我个人说，是改变生活的一件大事。
到了上海，简又文表示欢迎欣慰。我住在金神甫路租的小屋，雇一娘姨烧饭，后来迁至拉都路。简又文住在大西路，是当时的高级住宅区。我们详细研究了杂志的目的、性质、名称、内容等，决定杂志的宗旨、作风，是求实，重人重文。内容注重文史。我们认为文，不仅是文学而是文化，范围广阔，包括典籍、学术、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等。史则包括考古、逸闻、野乘、掌故、历史考证、幽默故事等，总的宗旨，在高尚雅洁而趣味浓厚，文字深入浅出，务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不尚清谈，不发空论。杂志定名为《逸经》，取《辞海》说，“汉时，经书之出自屋壁，未置博士肄习者，称逸经”。定为文史半月刊，经过与各方联系征稿，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五日出创刊特大号，定价一角，销行国内外，约两万余份，美国国会图书馆长期订购。计算起来，不为牟利，也不亏本。
我们邀约的作者，在当时多属第一流，北京的有周作人、俞平伯、老舍、谢刚主、瞿兑之、谭其骧、王重民、徐凌霄、徐一士等。南方有柳亚子、林语堂、郁达夫、胡怀琛、冯自由、刘成禺、温源宁、许钦文、赵景深、陈子展、谢冰莹等。《逸经》的内容，主要是搜集太平天国史料，这是简又文和我办杂志的共同目的，确实也征求到了许多极珍贵的文献，如王重民在英法所影印抄录的《太平天日》、《资政新编》、《钦定军次实录》，都是国内未发现的太平天国本身典籍。李鄂楼所藏的忠王李秀成墨迹，江西胡友棠收藏的《干王洪仁
我和简又文曾到嘉兴去查看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驻守嘉兴时的王府，即清朝的知府衙门。我们拓回了荣王廖发受守嘉兴的炮台碑，共两件(我拓的一份，裱成立幅。后因开近代文物展览，将此二轴碑片捐献给革命博物馆，给了我四十元保管费)。后来简又文写成《浙江文献展览馆的嘉兴文献》，刊于《逸经》。以上这些，可说是《逸经》的特色。
其次便是关于人物传记和随笔，有燕大赵紫宸写的《当代教育家吴雷川先生》，有北大英文系主任，后任立法委员温源宁撰写、由倪受民译的《胡适之传》、《周作人传》、《徐志摩传》，二爻译的《林语堂自传》等。有徐一士写的《荣禄与袁世凯》，王芸生(署名草人)写的《袁世凯与甲午之役》。徐一士还写有《谈段棋瑞》、《谈徐树铮》、《谈散原老人》。徐彬彬写的《凌霄汉阁随笔》、《谈谈状元》，谭其骧写的《从董鄂妃谈到张宸》。值得注意的，有冯玉祥写的《近代第一廉吏王铁珊先生》及署名壁树(喻大树将军之意)的《国民军首都革命纪实》，这是冯氏生平最重要的事件，故他不愿署真名。还有瞿兑之的《读史零拾》。以上这些传记性的文章，都是有内容有价值的著作。
《逸经》有两篇长稿，一是老国民党员冯自由写的《革命逸史》，一是老作家刘成禺写的《洪宪纪事诗本事注》，深受读者欢迎，后来都印成专集。
关于散文、杂记的文章，真是名作如林，有周作人的《日本杂事诗》，俞平伯的《癸酉南归日记》、《丙子新正二律诗》，林语堂的《与又文先生论逸经》、《中国人与英国人》，郁达夫的《饮食男女在福州》，老舍的《像片》，许钦文的《淫妻》、《咫尺天涯》，冯沅君的《裹足》，谢冰莹的《夜间行军》、《世界变了》等等。
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鲁迅先生病逝，《逸经》同人送去挽联，另有许钦文写的《同鲁迅先生最后的晤谈》，姚萃农的《痛悼鲁迅先生》，杨霁云的《琐记鲁迅》等。其他还有些零星记录，纪念此一代大师。
关于简又文，在旧社会的习惯，与学术界朋友接触，只谈学问，不及其私，这是礼貌问题。及至我和简又文共编《逸经》，朝夕相对，对于他才有一些认识。他的住宅名为《斑园》，我问他有何取义，他说，他的名字中有一文字，他的夫人名玉仙，所以用斑字名园，表示共同生活。我问他称大华烈士之意——自来壮烈牺牲者，誉为烈士，岂有生人而自称烈士者。他说曹操的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可见生人亦可称烈士。至于大华烈士，系俄语同志之义。我认为他是一位潜心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学者，著作等身，成绩辉煌。他不是政客，但在政界文坛，非常活跃，与立法院长孙科、军委会冯玉祥的关系很深。他不是资本家，但是南洋烟草公司的同族本家，所以以他的这些条件和背景，办个杂志是很容易的。
我在上海住了一年多，一切都比较顺利，惟对于环境气候、生活习惯，总觉得不太适应，总是恋恋于根据地北京，至一九三六年底，编辑《逸经》二十一期后，我即辞去《逸经》主编职务，由陆丹林接替，我仍不断给《逸经》写稿。其时老友萧一山接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长，要增聘四位教授，这四位教授是范文澜、杨宗瀚(伯屏)，还有一位姓余的和我，因此我便离开上海到了开封汴梁城。
在上海也有一些生活方面的琐事，值得回忆，我住在拉都路，门口便是22路公共汽车，直达徐家汇天主堂，经朋友设法，得到马相伯老人的同意，我可以到藏书楼去看书，去了多次，所见全是宋元善本，曾写下读书记笔录一小册，后来屡次播迁，此册遗失，真可惜也。
上海城隍庙的小笼汤包，称为美食，物美价廉，我常去小饮。其特色旧货摊的货物，非常丰富，我常去游览，曾购得古钱币及石砚古玩等，无事在曲栏展望，增人雅兴。
有一次斑园的座上客和我，要求简又文请吃龙虎斗，据说这是广东名菜，大补。简又文有点为难，因为龙虎斗所用的猫与蛇，并不是普通品种，价值比较贵，结果简又文还是命他的厨师作了一盆龙虎斗，但是很遗憾，我们看着都不敢吃，觉得很惭愧，深感不安。简又文无奈，只好奋勇大吃特吃，满头大汗，简又文很有修养，没说一句后悔、抱怨的话。
北京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被北平市长袁良驱逐出境，到了上海，在恩派亚剧场演出，更红极一时，我每天从那里经过，曾去看她演的《马寡妇开店》、《珍珠衫》等，都是她的拿手好戏，见国民党大员孔祥熙及其友人戴着大墨镜坐在包厢里。当时的上海，实南京的别室，简又文、冯自由均居沪，只开会时才去南京。
一年之后，芦沟桥事变起，抗战军兴，《逸经》出至三十五期，简又文移居香港九龙，与林语堂办的《宇宙风》合并，取名《大风》，在香港出版。我在北平曾接到《大风》第一期，以后即无消息矣。
由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转眼之间，四十年过去了，有人给我一份材料，是台湾刊物《传记文学》，上面有简又文的文章，还提到《逸经》和我，没提到萧一山。时萧正任台湾博物馆馆长。文化革命期间，文物局长王冶秋找我，说有人介绍简又文收藏的太平天国文献文物及名人字画，想出售于国内，索价五十万元，问我如何。我说简又文想把他的收藏送还国内，这是爱国思想的表现，应该接收。后来未见到王冶秋，此事便作罢论。再后听文化界人士称，简又文这批文物，已售与美国某大学博物馆，闻之不胜惘然。大约在一九八○年以后不久，我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荣孟源闲谈，荣说简又文想回大陆工作，所索报酬，当局未允，以致搁置，我和荣深为慨叹，认为学人回归，乃大好事，何必斤斤计较，非按常规不可。又不久闻简又文在九龙逝世。《逸经》的故事至此全部结束。
回头来再说《逸文》，一九四五年春夏之交，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前夕，国人欢欣鼓舞，重睹
《逸文》系文史月刊，作者大半系过去《逸经》旧人。有周作人、徐凌霄、徐一士、傅芸子、傅惜华、谢刚主、崇焕卿、刘厚滋等，内容翔实，不逊《逸经》。第一期创刊号的文章，有知堂的《关于送灶》，文章颇长，内容精审，引证古今民间传说，在知堂的文章中，尚属少见。署“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八日”，盖筹办时所约稿。徐凌霄的《谈于晦若与宪政》，于晦若即于式枚，此文评述清末政局中人事关系的遗闻。傅芸子的《东瀛鉴古录》，傅惜华的《西调与小曲》，刘厚滋的《秦代刻石风尚来源之推测》，厚滋系《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嫡孙，继承家学，专究考古，享名于时。崇焕卿写有《清代八大家王府沿革琐记》。崇氏满族，汉名刘振卿，熟悉清宫掌故，《大公报》辟专栏刊其长稿，约稿时欲为我写慈禧秘史，此题，足称专著，因世人所不详又难于考证也。我写的《洪杨遗事》，仍系平日论史笔录。一庵的《读论语忆姚颖》，则是一篇极有意致的文字。姚颖系三十年代后期著名女作家，作品《京话》风靡一时，读者多不知其究竟，我特请一庵根据文坛往事加以评述。一庵文云：“民国二十一年林语堂创办《论语》于上海，提倡幽默文学，一举成名，由此幽默大师的徽号，传遍中外。按林氏重在技艺，四五年间，造就不少知名当世之人物，女作家姚颖，便是其中的一位。凡读过她描写南京新官场现形记——《京话》的，一定感到她是个风流不羁滑稽突梯的人，不然，她怎能写出尖酸刻毒，嬉笑怒骂的文章来。诚然，当时颇有一部分官僚政客，甚至于政府当局，被她笔下捉弄，调侃得哭笑不得，难怪乎《京话》刊布，竟万人争诵。待《论语》二周年纪念，将其芳影刊出，附有娟秀签名照片，玉立亭亭，颇觉幽娴文雅，爱好其文笔者，睹此殊可一饱眼福也。按女士系江苏奔牛人，毕业于中央大学后，与南京市政府秘书长兼社会局长王漱芳结婚，其所作《京话》取材，大都由于婚后交际所得随感之反映，取材自属便利也。闻友人言，林氏办《论语》以来，写各地通讯文章，运笔犀利、刻画入微，而讽刺酸刻者，除姚颖外，无与伦比，是故林语堂叹为惟一的杰出人才。”一庵的这篇文章，对姚颖有恭维也有微词。
当时上海画家汪子美，画一漫画《新八仙过海图》，画中人物是：蓝采和——俞平伯，张果老——周作人，李铁拐——舒舍予，韩湘子——郁达夫，汉钟离——丰子恺，曹国舅——大华烈士，何仙姑——姚颖，吕洞宾——林语堂。这幅画简又文以二十元购得，刊于《逸经》，我写《新旧八仙考》附之。文中写道：“林语堂氏提倡幽默，创办《论语》，世人以在《论语》上经常发表文字之台柱人物拟为八仙，林氏亦承认不讳。如林办《宇宙风》第一期，林跋姚颖文云，‘本日发稿，如群仙齐集将渡海，独何仙姑未到，不禁怅然，适邮至，稿翩然至。语堂重视姚文，文未到时，盼望极殷，文到后欣喜之至，情态如见。”按姚颖事知者不多，一庵详述之，足存文坛软闻，其人若在，当亦八十老妪矣。
第二期是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出版，文章有徐一士的《和漏与乡味》，挹彭的《郑苏戡海藏楼诗》，谢刚主的《明代短篇小说》，傅惜华的《太真故事之子弟书》，朱炳荪的《纪冰心先生》。朱氏是与冰心同时在“燕园”的人，他说“冰心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一些文学界的朋友，开会欢迎，座间谈笑风生，有位朋友指着墙上的会场标语‘欢迎冰心说对过铺子窗户上的广告，正好是这个对联。大家向对面望去，原来是理发馆玻璃窗上写的‘奉送电脸。奉送电脸与欢迎冰心，从文字表面看，确是不移的对联。”朱氏又说：“冰心的为人，正如她的文章，冲淡而悠久，清心而深远，与人保持距离而不失友情。”简要概括，所论极是。这一期我写了两篇稿，一是署名五知的《乱世文物》，一是署名荛公的《何克之先生侧影》。何克之名其巩，是我的朋友，安徽桐城人。桐城派的古文，是古典文体一个流派。克之直接受古文家马通伯(其昶)的薰陶，文宗桐城，字学苏黄，是冯玉祥西北军的重要人物，辅佐冯氏建军。民国十三年孙中山自广东北上，毅然入都者，即由西北军系维护之力，十年与冯旅行欧洲，民国十七年出任首次北平特别市市长，二十二年宋哲元守北平时代，任代理委员长，二十五年后任中国大学校长，即隐居不出。我曾往访他多次，居室中自书“春归堂”匾额，取陆放翁诗句“天地无私春又归”。书斋中悬着桐城派大家姚惜抱书的立轴，另有谭延
《逸文》除文章外，还辟《文史鳞爪》栏，披露文化界动态的小消息。如：
国文学家马裕藻，近患半身不遂症，于四月底逝世，享年五十九岁，按马氏字幼渔，浙江鄞县人，一八八七年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历任北京大学国学系主任，兼国学门研究所导师。创造社员龚持平于四月十九日在南京逝世，按龚氏生于光绪三十三年，早年加入创造社，与郭沫若等作文学活动。著有《黎明》、《结晶》等书。
前上海古今半月刊社长朱朴之，携眷来京小住，与周作人、翟兑之等聚首畅谈。
周作人近著散文集《如梦记》在印刷中，不日出版。
张绍昌在北平办《中国学报》、《日本研究》、《读书青年》三大杂志。
冯和仪(苏青)在上海主编《天地》月刊，所著《结婚十年》，在北京翻印者，有九、十两种版本，闻在南北各地翻印者，共有三十多种版本。
张爱玲女士之《流言》，翻印再版已出书，闻《传奇》亦在翻印中。
柳雨生在上海主编的《风雨谈》，已出版。
华北作家协会赵荫棠所著的《影》已出版。
《逸文》第三期的文章，有十堂的《关于东郭》，傅芸子的《老友一士》，傅惜华的《屠赤水的戏曲作品》，谢刚主的《怅惘》，苏青的散文，张爱玲的小说等。最值得纪念也应该一提的，是十堂的《关于东郭》，这篇文章写得很长，很充实。可注意的有三：一是署名，二是题目，三是写的时间。周氏的文章向署本名及知堂，其他如苦雨斋、苦茶庵等室名，则不大用。此稿署名十堂，系晚年所用，十堂者，佛家敬礼合十也。过去他写的五十自寿诗，有“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知堂经常光头，从不戴帽，故云。他给我写的扇面，亦署十堂。此文主旨，是评述明朝马中锡写的《中山狼传》，记东郭先生遇狼的故事，记一只恶狼，东郭先生救了它，它反而要吃东郭，以怨报德。世人便以中山狼的名字，比喻社会中忘恩负义的人。相传知堂的门人某，后来反对他老师，知堂深恶痛绝，常以狼来喻其事。一九四四年六月，他写了一篇《遇狼的故事》，载入《苦口甘口》集中，一年之后又写此文——《关于东郭》。文字虽然蕴蓄，但可看出他对其人其事，耿耿于怀。此文写的时间，署“民国三十四年乙酉端午节后十日于北平”即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是年九月抗战胜利，北大开学，知堂曾去讲课三次，十月六日便以汉奸罪被捕，二十六日解往南京，关入老虎桥监狱。次年十月十六日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民权十年。解放后保释出狱，到上海，住在横滨桥尤家亭子间，一九五○年回到北京八道湾旧宅。废名、江绍源等曾去看视。由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等安排，命在北京作翻译工作。开始为上海《亦报》写文，署名“十山”。时间不短，数量亦多。又在《南洋商报》连续刊载《知堂回想录》，由曹聚仁联系将出专集，一九六五年九月给曹聚仁信，对于《回想录》在海外发行事宜，托曹全权代表处理一切。一九六四年前后，他给友人来往信函，常用两个图章，一为“周作人八十所书”，一为“寿则多辱”。于一九六六年底逝世。其回想录则于一九八○年在香港三育图书公司出版。
《逸文》出版后，第一期售价二十元，第二期售价五十元，销路还不错，惟物价飞涨，纸张奇缺，第三期集稿后，未能付印，于是暂停。总观两次编辑杂志，抗战开始，《逸经》结束；抗战胜利，《逸文》问世。前后相距十年，时局变易，人事沧桑。及今视之，又半个世纪矣。往事如烟，每一回想其间经历，真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悲欢离合。有人说人生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在有生之年为了想奉献一点什么，想遗留一点什么，今后可能还要唱。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