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始终围绕社会性质、基本矛盾、革命任务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救亡图存之路，无论中西撞击之纷纭，还是新旧激战之复杂，多不外为解除民族状态，摆脱国家贫穷，变旧中国为新中国而思考、而论争。

关键词：太平天国；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44-01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得封建地主阶级和人民大众、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天国运动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领导的，为了巩固其统治，在1853年冬，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是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的纲领性文献，可以说，《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运动发展的历史产物。它作为封建土地制度的对立面，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但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注定它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864年，太平天国倒在血泊中，救国救民的任务落到了下一个阶级，地主阶级的洋务派。

洋务运动在19世纪60年代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当时，清政府已受到西方列强两次鸦片战争的严重打击，又受到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严重威胁，正是在这種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洋务运动应运而生。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强化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从发展过程上说，洋务运动先后提出“自强”和“求富”的口号，此外，还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是就其本质看洋务运动是为巩固清王朝政权服务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双重目的均无法实现。它既不可能使中国“自强”，也不可能使中国“求富”。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既然单单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那么既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又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会怎样的呢？1895年，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提出一系列主张，使其维新变法的思想理论发展成为直接的政治运动。但是维新变法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兴起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产生过程一直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的夹缝中艰难地挣扎、缓慢地生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畸形。这使得他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软弱性和妥协性。经历了103天的维新变法运动如同昙花一现，最后夭折了。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由民族资产积极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必定会失败。的确，他虽然提出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式的政权机构的设想，但又不要求打破旧的封建官僚统治机器，也不触及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只是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实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政权问题上的理想与理论。它的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走不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指导了中国革命，促进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组织和干部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革命面貌焕然一新。1919至1922年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队伍。他们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具体环境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同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中，实现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确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和“走俄国人的路”的共同结论。

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国共两党之间逐渐形成一个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即第三党，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邓演达和谭平山。他们企图在国民党的反革命道路与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之间，为中国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即第三条道路。他们的建国方案以“平民政权”为核心，目的是要“完成孙中山主义革命的使命，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人民直接掌握政权。”[1]第三党的政治主张基本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和一般劳动群众的利益和参政愿望，对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第三党没有认识到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不可能有独立的‘路线的”，所以其政治主张也必然是动摇的。列宁指出“小资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生活条件使她不能欺骗自己，并且必然不自觉地时而倾向资产阶级，时而倾向无产阶级。”[2]由此可见，第三党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处开辟“第三条道路”，幻想发动平民群众“自动去召开国民会议”，“以推翻军阀官僚的统治，形成人民自己的政权”，是根本行不通的。

“八七会议”对大革命的失败作了总结，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转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新的发展阶段，使党大进了一步。在总结斗争经验的过程中，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在这些著作中，他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的条件，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一道理的提出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思想，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他严肃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道路的提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说过“在抗战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3]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阶段，许多正确的战略思想得以形成。毛泽东等领导人针对中国的局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全国各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力量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中国特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统一战线中最值得人称道的是对资产阶级一分为二的态度，即又联合又斗争的政治路线、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力量之一，也是无产阶级联合的对象，但对他们的动摇性则必须予以适当的说服或批评，当他们离开统一战线时，既要敢于同他们斗争，又要继续争取他们的同情或中立。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各个阶级在不同阶段都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最后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带领人民走向了光明，这不仅仅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作者简介：吕海霞（1992.11-），女，汉族，山西大同人，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