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接到贵刊编辑的电话：“对不起，黄先生，打扰了。白天与您夫人电话联系过，说您回来得很晚，所以才……我们中国青年杂志想向您约篇稿子。”青年杂志向我约稿，使我万分激动，因为这些年在小品中没演什么帅哥，因此把我本人的形象歪曲得一塌糊涂，虽说只有35岁的“芳龄”，却给观众留下53岁的面孔。生活中则处处遭到不应有的年龄尊重——“黄老师”“黄大叔”“孩子叫爷爷”。记得一次在外地和电视台的同志就餐，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主持人举起酒杯，十分客气地说道：“黄老师，您今年有五十……”我急忙举起酒杯，打断她的话语：“小姐，你是‘夕阳红栏目的主持人吧？”在场的演员笑声不止。

用玩笑来自我解嘲是喜剧演员解脱尴尬的最好方法。话筒里又一次传来编辑的声音：“黄先生，我们这篇稿子要得挺急，能答应我们的要求吗？”“可以。”也许是“青年”两字吸引我把这件事应了下来。放下电话之后，有些后悔，不知该写些什么。不写，言而无信；写，没有什么可说的。几次坐在桌前又放下了笔。算了，还是让她骂我一次吧。因为没有激情去硬写东西比挨骂更难受。

可是昨天，在整理我的日记时，无意识地翻开一页，看着看着，眼前便呈现出那一天的情景，这对我来讲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听说朋友的孩子得了骨癌，约了几个朋友去医院看望。面对这个不满10岁的小姑娘，我心里难受极了，总感到生活的不幸对她来得太早。孩子看到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妈妈问：“认识这个叔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