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伟

一

想来想去，那不过是一封信而已。唯一的奇特之处是：那是一封写给皇帝，而皇帝根本没看的信。

从这封信公诸于世后，史家们就一直忙个没完：信是用什么样的墨笔写的，是写成一份奏折还是一张大字报？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试图上达天听的，通过礼部、吏部、翰林院，还是托关系走后门？那是一封怎样的信一一爱国主义的，民主反抗专制的，还是无理取闹的？皇帝为什么没看这封信，因为没功夫，不屑一看，或者竟是不敢看？所有的这些问题和对问题假设的答案，都让我们长了许多知识，懂得了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就像一阵季风，又到了这封信的诞辰，而且是100年诞辰。我敢肯定，人们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再次获悉这件事情，同时获悉学者们、政治家们所给予它的新的时代意义。

说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我是在讲“公车上书”。那封信就是康有为写的《上今上皇帝书》。

就在这封《上今上皇帝书》传世不久，距今90多年前，在南京的“路矿学堂”里，有个瘦小的青年学生，正偷偷阅读这封已被“禁读”的书信。当他读到“今地球既辟，轮路四通，闭关未得，则万国所学，皆宜讲求……”时，心情激荡间，却突然听到一声呵叱：“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了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

这个青年学生就是鲁迅，呵叱他的是他一位本家老辈，那老辈要他抄了去看的“文章”便是大臣许应骙专门弹劾康有为《上今上皇帝书》的奏章。这份奏章说康有为“逞撅横议”，“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