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惺

李锐把八十二岁的托尔斯泰的出走当作一个“人类的象征”：“从托尔斯泰跨出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第一步起，人类的精神和灵魂就被从古典的‘故居中永远地放逐了。”李锐还说：“那个寒冷的冬夜之后，一切板着面孔再来‘史诗，再来‘崇高的人，只能让人想到令人难堪的精神撒娇，只能令人发笑，是苦笑。”(一九九四年第十二期《读书》第83页)

我不大善于进行概念的辩析、理论的推导。我先陈述一桩事实，那是去年春节过后一列南下广州的火车上的一幕：车厢的过道上、厕所里、座位底下都是摩肩接踵的人，甚至行李架上也爬上了人。一个已经站了十几个小时的打工妹，憋尿憋得脸色发青，神智紊乱，她喊旁边一个有座位的陌生男青年“爸爸”。

当那个男青年——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这件事以后，他说：“前不久，广东有个电台的热线节目中讨论广州的妓女问题，许多听众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而有一位听众却提议是否考虑设一个红灯区。节目主持人几乎是冷笑着把电话挂断了。现在我却觉得红灯区值得考虑。我不知道那个打工妹到广东以后又会面临怎样的艰难。我只知道，我如果是那少女，我可能会去做‘鸡的，如果做几次‘鸡以后我就能免受类似刺激。”

我觉得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精神。虽然我并不赞同“红灯区”的说法。

我不知道谈“人文精神”的人中有多少坐过载满民工的硬座火车。

我们这个时代，有唱“一无所有”的崔健，有玩世不恭的王朔，有避居海岛的顾城，有中年颓唐的贾平凹，有港台歌星，也有气功大师，还有在《读书》里谈“人文精神”的儒雅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