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其拉

谈到天下大势，国人最高的智慧大概是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既然这样，在分或者合的形势不可避免时，如何分，如何合，才是问题的关键。对此我们好象也有充满智慧的说法，比方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些地方的有些人还可以把这样的意思表述为“你做初一，我做十五”。难怪人们一说起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认为既然整个二十世纪可以冠以“美国世纪”之名，说它是西方文化独领风骚的世纪。那么说到下个世纪呢？百年魔怪舞翩，山转水转，所谓各领风骚多少年，轮也该轮到我们来威风威风了吧。难怪不是早就有人提出过什么“太平洋世纪”、“东亚世纪”，或者干脆就是“中国世纪”的说法来了吗？听得人们热血沸腾磨拳擦掌。

其实当今世界东西南北，远非当年智者所面对的“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天下。世界在整合成“一条河”之前，文化都是各自发展的，文化实体可以多到无数，所以并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河东河西。时下流行的文化研究，强将某个概念扣在各自头上，便据此认定东西方文化的特征，真是有些危险。例如，分析也好综合也好，作为人类基本认知能力贯穿渗透在认知实践的全部过程之中，先后或者并存于各个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当中。换句话说，是它本身存在着自己的河东河西。就西方文化来说，它本身就存在着意在综合的学说、学者、流派乃至于某个时期等等。正如一位前辈文章所言，目前流行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从来如此，也决不可能永远如此。它目前重分析的态度特点，只是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原子论的物质观和线性思维的分析方法传统，是它在几经风雨的历史演变中突破综合而发展起来的。同样，今后它的继续发展，很可能(其实是必然而且已经)突破分析朝向综合。很显然，分析和综合，作为对立统一的方法是文化本身发展变化的动力机制。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它的机体内部必然存在着这样的机制。当它和外部世界接触交流冲突碰撞时，外在的力量或许会影响它、激励它、推动它，但这只是一种可然性，而并不存在成功的必然。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在外在刺激的作用下从容应对沉着发展找到机会到它的对面去，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去。天若有情天亦老。以为某种文化可以得到特别的眷顾往往是自己在一厢情愿。正如生物的演化，没有人敢说恐龙之所以成为恐龙仅仅因为它是恐龙，相同的命运不会落到人，尤其是某一部分人：某个民族的身上。

作为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西方文化的象征，历史是在人(与神同形同性的古希腊人)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堕入尘世成为凡人后开始的。所谓禁果，正是生长在一棵叫做“知善恶树”(thetreeofthe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Gen.2：17.)也曾经被略称为知识树(thetree of the knowledge)上的果实。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两种称呼方法其实也就意味着人类知性的两个基本范畴：一个是基本的、作为特例的价值论(所谓“体”)、另一个则是全称的、涵盖前者的知识论(所谓“用”)。因此，所谓人类的原罪，或者是人类的宿命，以至于很可能是人类的使命，正是纠缠在这样两个基本的不可分割的范畴之中：背负着背弃(疏离、异化和对象化)上帝的恶，既因为人和世界的对立使探求知识成为可能(天人合一物我不分如何格物)，也只有不知疲倦地探求知识，才能借此获得神性和力量，以实现救赎。“恶”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价值，“恶”的主体成为意义的载体，价值论也就因此具体化为“人”主义。整个西方文化正是这样建立在对世界进行认知的知识论而把对善恶进行终极评判的任务托付给上帝的基础上的。也正是这样的基础使得西方文化成功地回答了自己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生存困境，从而成为一个所谓的强势文化。由于价值论既是知识论的一个特例，也是知识论的前提，其先验的超验的地位既免除了时空的羁绊纠缠，也为知识论的发展发出了指令(order)，规定了秩序(order)，留下了空间，使得两者之间形成了同构有序的关系。知识论的发展可以极端到诘难前提，怀疑前提，以至于否定前提；但这并不妨碍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同时，由于知识论的全面发展，最终涵盖了价值论，使之最终可能得到一个坚实的经验基础，从而避免了西方文化在价值论上的滞胀。这里且先撇开价值论不说，对世界的知识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大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底层(或者称为顶层)是数学，人对世界的知，从具体而微的感知开始，经过千万年的凝聚，从朦胧到清晰，也就是从综合到分析，再从分析到综合，直至抽象成数字，抽象成表示存在和虚无的一和零。人文科学的底层是语言学，语言是存在的现实，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被抽象成语法(结构和解构)学和修辞(话语和语境)学。一切现实的本文可以通过对其语法和修辞的研究得到解读，从而实现对社会人文现象诸界的知。有朝一日数字化了的虚拟现实映现了现实，语言学又实现了对现实的解读，人却发现依然无法离开上帝，或者说无法真正成为上帝时，人就在知识论上或者说经过知识论实现了从人向神的复归，从尘世向伊甸园的复归。

所以说到东方文化，如果它作为有机体仍然是有活力的，毫无疑问，它必须也只能依赖它本身的发展动力机制来发展自己。例如，如果它目前在知识论方面的态势特点仍然是综合的，除了说它可能曾经经历过历史上的分析阶段的话，还可以说它事实上停滞了几千年，仍然在综合的阶段，还是浑沌的，有待分析的(拿李约瑟的话来讲就是，没有牛顿而先有爱因斯坦)。它如果还有愿望发展，有能力发展的话(其间并没有预成的保证，证诸玛雅及东非的文化可知)，它仍然要向分析、向综合的对立面、向传统的对立面、向东方文化的异质文化形态发展。凭什么可以以逸待劳，千年来安坐不动，等待别人辛辛苦苦地向着你来发展，你则可以一蹴而就便越到河东或者河西去呢？自家有病自家知。文化的发展只能够在自己文化的土壤上，填缺补漏，哪壶不开提哪壶。绝不能讨巧，见着人家好，就颠儿颠儿地贴上去，以为这样就可以凑成一局，跟着便平起平坐，冷不丁也轮到自己做一回庄家。从这个意义上看，东亚的崛起到底是在哪一个层面上的崛起，是很值得细心考察一番的。如果你并没有在认知水平上突破西方文化，甚至还没有在知识总量上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里也还没有涉及价值论)，你凭什么说你是在超越西方，而不是“崛起”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部分，不是被西方文化淹没呢？要知道知识系统是文化的有机组成，代表着一种力量、一种权力，其实是并不能从它的价值基础上被简单地剥离出来为我所用的。勉强这样做的结果，只会造成扭曲，只会带来无数的尴尬、无穷的苦恼。Lawrence Lau在对东亚经济发展进行数学模型研究时，指出了这个问题。看来这并不是无的放矢杞人忧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和西方文化进行对话时，如此焦急浮躁，经常处于失语状态的原因。失语状态的出现，意味着在知识论发展阶段上的错位。所谓风马牛不相及，鸡同鸭讲。如果我们并没有或者并不能(严格说来应该是拒绝了，为什么拒绝非常值得深思，参观《明史》)在自己独特的价值论基础上发展出相似的知识论体系，我们的价值论便没有相应的经验基础，无论怎样美好崇高，也只是海市蜃楼般的虚无飘缈，无法和别的价值系统进行有实质意义的对话。其次，如果我们的价值论本来就是经验的，那么在经验基础改变了的时候，它所遭遇的挑战就是根本性的、以至于可能是绝望的。最后，如果在事实上已经得出结论，这样的经验系统无法回答我们本身面临的生存困境问题，而我们居然不是茫无所知就是故意坚持时，坚守的结果只能是抱残守缺。勉强寻求突破，作出种种所谓现代化的尝试，即使不说荆棘满途、困难重重；也往往名实两亏、捉襟见肘，于是只好满足于拼命去尝试各种各样的理论、各种各样的学派，然后加上一个什么什么特色的标记，以为可以借此多快好省地越过人家同构有序的各个阶段，一步登天，即使其实明知做不到，也至少可以获得争到一席地盘的幻觉，以增加自己的分量。各种各样的中国特色随处可见，林林总总的中国学派层出不穷，这样做掩盖了我们在知识论方面的贫困，也因此提醒我们，目前可以与西方进行对话的唯一领域是在价值论的范畴之内。

价值论的对话之所以可能，在于随着文化的发展，人类将要或开始面对相同的或共同的生存困境。只有到这个时候，世界才会被具有实质意义的价值所整合，成为一条“河”。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价值和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价值；解决人类拓展问题的价值和解决人类共存问题的价值才会成为这条“河”的河东和河西。这个过程也并非预成的、已知的。而是充满了挑战。你不能提出和西方文化相应的互补的有坚实知识论基础的价值论体系，你也将失去对话的基础，错过对话的机会，更谈不上到河东或者河西去了。可惜的是，人们往往并不明白这一点。反而以为这是西方文化发展的殖民主义策略，故意将伦理主义作为自然主义的特例，而把自然主义看作是东方文化的全称价值，用来和西方文化的人文主义知识系统互补。甚至还把这种尝试名之为东方主义。(参观Forrest Gump)以为只有排斥反对这种尝试，才可以确立东方传统的价值地位，达到和西方文化平起平坐的目的。其实冷静想来，即使这种努力、这种尝试真是殖民主义的，也只不过是按照人类的天性，使之成为“控制、占有并以自己为中心统一其他”的过程。正所谓缺什么补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无可厚非。你不能在你自己的文化土壤上发展出你必需的“西方主义”，或者干脆把五四以来各位先贤发展出来的文化救治方略看作是所谓经过西方殖民话语凸显的失误而弃之若敝屣，那只是你自己的失败。失败之处恰恰在于我们太在意于面子问题了。太在意于“抹”(所谓经过西方殖民话语凸显)，而忽略了真实存在的“黑”。这种心态底下还对什么话？把人家的自我攻伐看作对我的赞扬，而把自己的生机看作对人家的献媚，就是这种心态的常见版本。令人悲哀的是，这样的版本太多太常见了。事实上，抗拒这种对话反倒会失去找到伦理主义背后的全称价值的机会。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宿命。接受不接受这种对话，这种挑战，也显示着这个民族到底有多少活力，有多少生命力。不过话再说回来，这么多年咱们也熬过来了，生命力应该是强得很呢！说实话，这一方面我们真是很幸运。令我们的西方兄弟羡慕煞的，是我们的脸上永远挂着满足的微笑，对前途也永远乐观、永远充满信心充满希望；我们很少有异化感，也就很少人因为精神疾患而痛苦。这或许意味着我们或者从未偷吃过禁果，依然生活在天堂里面浑沌之中；但为什么不可以是吃了禁果，却从未被逐出过伊甸园，或者更是被逐出之后又回到了伊甸园，因此仍然跟上帝一样呢？东方的价值正是令伊甸园里的人们学会相处共存之道的价值。只要真能做到万物皆备于我，无有无不有，无知无不知，不必再苦苦追求认知这个无望的世界，又何乐而不为呢。最要命的反倒是太热衷于创建各种各样的“派”，强不知以为知，是为真正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