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义”到“问题”

一九九五年第二期《东方》发表徐友渔的文章《从“主义”到“问题”》，副标题为《中国学术思想近十年走势纵观》。徐友渔认为八十年代中期的学术活动大约可归纳为五个方面：1.国学的复兴，2.马克思主义向人性复归，3.科学精神和方法的宏扬，4.社会科学新思潮和观点的引介，5.人文精神的阐释。八十年代学术的中心话题，和半个多世纪之前一样，仍是中西之辨，传统与现代之争。在八十年代后期，在学术界的学术沙龙中曾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思路。比如在研究西方文化后，有些学人发现，西学其实可分为英美与欧陆两支。欧陆之中，德法两国又有差别。欧陆的整体主义和浪漫主义比英美的多元论和怀疑倾向更易成为政治的权威主义的思想武器。再比如，有些学人还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和德国哲学的思辨性与整体主义属于同构；中国人性格中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与法国人颇为相似。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德法因素压倒了英美因素，再加上俄罗斯文学(它散发出追求绝对，彻底而不妥协，爱作自我否定，以及病态地欣赏受难的宗教气息)的强大影响，使个人自由和以妥协为基础的民主思想很难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土地。徐友渔认为，九十年代学术文化的场景冷落萧条。相对而言，国学研究还算有几分底气，这一方面是因为与海外交流的渠道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出现了一些空白需要它填补。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先的内部学理之争早已冷寂；争论双方一方失去了卫道的威严与实利，一方失去了悲壮与殉道的机会。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只在学院与专业刊物上还存一席之地，原因是：1.对大构架失去兴趣，2.中国文化品味追求善和美远胜于求真，3.国人多喜异求新，不管“老三论”还是“新三论”，只能引起一时兴趣。当前，以社会学、经济学为首的社会科学逐渐成为当代显学，学术界已出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明显分野，在这种分野中，知识分子的心态有所逆转，五四后期有“问题”和“主义”之争，大陆知识分子以前接受了一边倒的结论，现在感到胡适之言不无道理，由此形成启蒙和批判势弱，就事论事的实证研究盛行。在纵观十年的学术界走势后，徐友渔对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检讨出两点不足，一是泛文化倾向；二是或多或少被海外华裔学者牵着鼻子走。针对现在的学术景况，他认为，关键在于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建立。

日常生活批判

一九九五年第一期《哲学动态》发表对衣俊卿的专访，标题为《开拓文化哲学的新领地：日常生活批判》。衣俊卿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八七年获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衣俊卿把人类社会结构设计为一个金字塔式的三层结构：处于顶部的是科学、艺术、哲学等活动领域，是非日常的自觉的人类精神和知识领域；处于中部的是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处于底部的是以个体的生存和再生产为宗旨的日常生活领域。衣俊卿认为，自由自觉的和异化受动的两种生存方式并不能涵盖人的全部文化模式，人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模式同样左右着人类历史的演化。对于中国这样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人们的生存方式特质既不是自在自觉，也不是异化受动性，而是自在自发性，是体现农业文明基本精神的自然主义和宗法伦理主义的传统文化塑造了人的自在自发的存在方式。过去许多激进的文化启蒙运动为什么大都流于表面化和形式化，根本原因就是没能真正触及传统文化的根基，也就是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世界，因此，要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转型，就应当重视对传统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建。衣俊卿认为，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主要由四个方面要素构成；1.自在的活动方式，重复性思维与重复性实践；2.经验主义的活动图式：传统习俗、经验、常识；3.自然主义的立根基础：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天然情感；4.自发的调控系统：家庭、道德、宗教。衣俊卿认为，文化哲学转向日常生活世界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导向。他认为应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规定日常生活批判内容：一是建构日常生活的理论范式，包括从内涵到外延、时间与空间、结构与图式诸方面对日常生活领域的界定，进而从分类学角度分别阐释日常消费世界、日常交往世界和日常观念世界的内涵；并从总体上揭示日常生活的一般运行特征，如日常生活的一般满足和高峰体验、冲突与裂变、中断与灾变等。通过这些分析，使日常生活得以在理论上显现。二是构造日常生活批判重建的模式，从文化学视角揭示传统日常生活作为传统的、自在的文化的寓所的地位；从历史学的角度阐释日常生活世界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从价值学角度揭示日常生活结构与图式对人的存在和社会发展的正面与负面效应，从而把日常生活的变革与重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而加以展示与阐发。

“后学”与新保守主义

一九九五年二月号《二十一世纪》发表赵毅衡的长篇论文《“后学”与新保守主义》。赵毅衡认为，一个强大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正在中国知识界翻卷起来。他认为，这种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特征，一是对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忏悔自罪心情，二是回归传统文化，三是自我唾弃精英地位或责任，转而与民间文化——俗文化认同。赵毅衡认为，这种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理论根据来自“后学”——即现代西方文化学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这三个“后”，是同理论的三个方面：“后殖民主义处理的是向后现代过渡时期的文化政治”，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意识到它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已受到质疑时的文化反应”，后现代主义需要后殖民主义的它者来构成其“指称拆裂的叙述”。赵毅衡认为，“后学”是来自西方的激进学说，在中国却变成了新保守主义的理论根据。赵毅衡认为，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失落的，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精神，新保守主义对八十年代的文化精神采取了清算的态度。他认为，当年中国知识界已出现了一个无方向、无深度、无历史感的文化，出现了俗文化的狂欢节。

赵毅衡在批判了中国知识界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之后，声明他自己的精英主义立场，认为这是有责任感或自尊心的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带血的桂冠”。他认为，只有坚守边缘地位的精英文化“才能为这疯狂离散的时代找到凝聚的边界”，而对俗文化采取势利态度，为俗文化崇拜制造舆论，“将把整个中国知识界带上媚俗的自杀之路”。赵毅衡作为一个在海外的知识分子，最终对国内知识界提出三点建议：1.中国知识分子不应放弃对国家、民族以及最重要的人类命运的关怀，这是知识分子的定义所在。2.对西方的新理论，尤其是以集团利益为标谤的理论，应当看出是西方社会内部价值平衡的需要，其普遍意义值得怀疑。3.中国文化批判的主体性建立，并不一定单以西方为它者，更有必要以本国的体制文化(官方文化、俗文化、国粹文化)为它者，这样才可避免以主体单一面对文化多元的窘境，也可避开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

儒家美学的启示

一九九五年第一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叶朗的文章《儒家美学对当代的启示》，叶朗认为，在当今世界存在的多种问题中，三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二是人的内心生活的失衡，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在这三个方面，儒家美学都有启示意义。在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上，儒家文化十分重视人自身教化的塑造，也就是使人不断从动物的状态中提升出来，重视人文教养。人文教养就是塑造人的精神，净化人的灵魂。在人的内心生活上，儒家提倡治国平天下，不排斥功利活动，但对于“忙”与“闲”、“张”与“弛”、“劳”与“逸”，有一种辩证的看法，保持一种宽快、和谐、悦乐的精神状态，以达到“从容”“自得”的境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儒家以“天人合一”的思想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叶朗认为，用儒家的美学思想，可以解决人在生存问题上的三大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