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谷

文化资本(cultura1capital)是法国文化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术语。这个概念不仅描述文化与(经济)资本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且用来表示本身即作为一种资本形式的文化。按照布迪厄的实践理论，资本具有不同的形态或类型，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等。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同形式的资本可以互相转化，但每一种资本的存在和运动都有其相对自主性。

文化资本是对一定类型和一定数量的文化资源的排他性占有。然而，社会资源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甚至于才成为资源。例如，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间里，石油既不是能源也不是资本；“读书破万卷”时而被奉为无价之宝，时而又被贬得分文不值。换言之，资本(包括文化资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布迪厄有时候简单地称之为场，fie1d)之中构成的。某些文化资源，不论是文化实践还是文化产品，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可以成为稀有资源，成为不同社会主体和社会阶级的争夺对象，占有这类资源可以获取一定的物质的和象征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资源就开始成为文化资本。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和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文化资本的构成当然是各不相同的。在经学时代，诗赋写作乃是壮夫不为的事情；在科技时代则难得有人愿意皓首穷经。不过，在阶级社会里，文化资源的不公正的占有、分配乃至垄断，是世界文明史的普遍现象。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描绘的人类社会图景犹如一场轮盘赌，在这台不可控制的机器面前，人人都拥有同等的赢和输的机会。输家只能怪自己的运气不好，而不能抱怨竞争规则的不公平。布迪厄认为，这幅画面中被精心隐瞒的事实就是资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象征的)的存在。资本作为社会资源的排他性占有，总是凝结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意味着社会资源的不平等的分配。资本占有者在社会空间的等级制中可以占据有利的位置和支配他人及其劳动的权力，不同类型的资本的分配结构体现着一定社会的权力结构。所以，在社会资源被作为资本加以占有和瓜分的条件下，并不是每一个士兵都有同等机会当元帅的。社会是一部积累的历史，资产阶级思想家虚构的理想空间是任何时候都不曾存在过的。

文化资本和所有的资本形式一样，具有顽强的再生产(乃至扩大的再生产)能力，它们共同维持着社会的再生产，即现存秩序及其不平等的再生产。不同的是，文化资本还赋有一项特殊的使命，即现存秩序的合法化与自然化。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前者侧重于强调不公正的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而后者侧重于强调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对统治意识形态之归顺心理的再生产。

文化资本，或者说将资本的概念引入文化研究，旨在消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另一个伟大的神话，即文化与利益(interests)的脱节乃至对立。如果可以为这种神话找一个代表人物的话，那没有比康德更合适的了。纯粹理性、道德律令以及审美判断力，是康德为后神学时代的文化秩序或象征空间建构的三个主要领域。它们全都经过严格细密的清洗，彻底排除利益的干扰和污染。这个空间里的居民可以称之为没有神圣者的神圣价值，没有超越者的超越性，没有终极存在的终极关怀；换言之，世俗时代的人文精神。但这个空间并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完整的社会空间，与它毗邻的空间就是物欲横流的合法天地。

不过，布迪厄发现，作为精神文明的捍卫者，康德者流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孤立无援，他们甚至得到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辩护士(如经济学家)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是以间接的方式给出的。经济学谦虚地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界定为商品生产与交换，它把社会空间与生产实践的某一特定区域分离出来，称之为经济(economy)。这样，它就隐涵地将社会空间和生产实践的其他部分界定为非经济(noneconomy)。如果说商品生产是有目的地追求利益(最大限度的利润)的活动，那么文化生产的本质特征就是：①非利益性或超功利性(disinterestness)，②无目的的目的性(purpose-less finality)。这两个紧张冲突的空间实际上互以对方的存在为逻辑前提。由此可见，在掩盖文化作为资本的性质方面，康德与亚当·斯密之间存在着某种(至少是无意识的)共谋关系。

布迪厄认为，消解文化自主性的神话，仅从康德一端着手是不够的，还必须突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建立一门关于实践经济的一般科学(a general science of the economy of practices)。这门科学建立在这样一个根本的洞识之上：人类的所有活动，从唯利是图的商业行为到超凡脱俗的文化实践，都内在地包含着利益的追求与冲突，甚至是以利益为其根本动力的，不论其存在方式多么隐蔽、多么难以识别。因此，实践理论，作为揭示这一秘密的科学，必须说明各种类型的资本的存在方式和法则。

布迪厄区分出文化资本的三种存在方式：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文化产品(cultural product)和文化体制(cultural institution)。

文化能力一词系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术语“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派生而来，但却表示一种相反的意思。布迪厄认为包括语言能力在内的各种文化能力都是后天获得的，即社会性地构成的，尽管文化能力有掩盖其社会性的倾向而呈现出某种自然天性的虚假表像。据布迪厄自己说，他最初使用文化资本的概念，旨在说明来自不同阶级的学生的学术造诣何以会明显不同。他发现学校并不是文化资本唯一的转移场所，学生的心灵并非一张白纸，而是已经配备有不同程度的文化资本。这种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同他们出身于何种家庭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因为文化资本同样需要投资，经济资本的投资以及时间的投资，并非所有家庭都有能力维持超出劳动力再生产之必要限度的子女教育。所以，不同阶级的青少年入学的机会是不等的；即使在入学之后，他们也没有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作为社会结构之基本单位的家庭，是文化资本转移的最隐秘的场所，也是社会再生产的最隐秘的策略。细腻的艺术感觉，与众不同的气质和高雅得体的风度等人们通常称之为教养(cultivation)的文化能力主要来自家庭这个摇篮。

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本的客体化形式，它可以作为经济资本被物质性地占有，也可以作为文化资本被象征性地占有。你可以在索兹比拍卖行花费数千万美元购买一幅凡高的绘画作品，同时却没有丝毫的鉴赏能力。相反，你也可能具有良好的鉴赏力和广泛的艺术史知识，却不在物质上和法律上占有任何文化产品。文化产品，作为客体状态的文化资本，有其自主的存在法则，不能完全归结为被主体占有的状态。然而，它只有在被占有并作为一种投资参与到文化生产的斗争之中，才能够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本而存在，才能获取一定比例的(物质或象征)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