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几个人编一份杂志，正常情况之下，尚可对付。事情一多，不免手忙脚乱，要出毛病。《读书》近年来印得较多，虽则所增者只是大刊物的零数，却已多了不少杂事。加之出港、台需要的繁体字版，看来小事一桩，倒真颇费精神。用电脑化“简”为“繁”，真是意想不到的困难。有时“皇后”成了“皇後”，“子曰诗云”成了“子曰诗”，这还好说。那个民国和台湾的大名人“王世杰”，究竟繁体字是“杰”还是“”？就得查考。你不是鼓吹人少地仄的“阁楼文化”？这可让你尝尝办事人少的味道。

第一期出了个纰漏：印封面时，把张中行老先生的《关于发事隐的批注》列为要目，到正文开印前，检点篇幅，发现总数多了，要下文章，于是未把张文排上(电脑排版较为方便，往往多发排一些文字，然后调整)。理由也简单，一则张老之作不大有时间性，二则张老爱护《读书》，较好说话。更因为张文排在后半，较易更动。忙中一乱，没有想到再去改封面要目。但真料不到张老有那么多爱好者。这乱子一闯，几乎天天有来信。信里批评我们是应该的，但多半还要我们“发”此事之“隐”——是否此文已遭扣检？张老是否还有发表自由？

在中国编杂志，可发的“事隐”可能不可谓少，但在发表《发事隐》一文上，却实在并无动人的“事隐”可发。关于别的文章，也偶有爱护者怀疑其中或有“事隐”，我们的态度是尽量将来信来文发表，让多数读者自行判断是非。《发事隐》一事，因来信较多，不及一一解释、答复，只能在这里笼统告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