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　文

作为交往理性和现代文明体系合法性守望者的哲学，即使不再充当唯我独尊的巨型话语的发布者，其“分析性”的理智的忠诚却未必会过时。反后现代性的思索也许会迫使人们将古典时代以来对思想、价值理性之僭妄的过度的纠枉思索为一种新的僭妄。面对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制度建构转型与一种“火爆”的焦燥不堪的价值理性会导向行为的亲和性。要不让我们的思想家发狂造瘟，其现实途径恐怕是将思想、舆论制约于一个均衡的集散体制之中。批判的武器不必以神秘的方式诉诸共同体的先锋集体。然而在未来，任何转型中的政治体制都面临这个棘手的问题。暴力比平等、公开的自由讨论更容易显现其物质实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