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卫国

西方中心论现在似乎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其实，无论是东方主义还是西方主义，所想阐述的无非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该如何处理和其他民族的关系。

在我看来，这种讨论实在是很情绪化的，因为要涉及到其他民族，它的结论必然和民族的尊严联系在一起。虽然大家都承认世界的文化应该是多元性的，但是在现实里，当各种文化互相碰撞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一文化形态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占主导地位。因此，尽管在理论上或在理想王国里尽可以大谈不同文化间的平等沟通，然而在现实生活里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各民族尽可以和平相处，但各种形式的竞争却是不可消除的。有竞争，自然就有占上风的，也自然就有处在倒霉的下风的。占上风的，因为其占上风，自然会得出他代表先进势力的结论，也自然要求想和他对话的人使用他的那套话语体系。处下风的，自然没有那么潇洒。欲使用占上风的话语体系，自身的尊严自然不能答应；欲坚持使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可占上风的自然不会答理。在目前对于东方诸民族来说尤其是如此。对于东方的学者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证实科学这东西并不是西方人所垄断的，所独有的。它是东方民族古亦有之的。因为按一般理解，科学和理性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张汝伦先生所说的“没有理性的经常丧失就没有科学的进步”(《读书》，一九九四年第十二期)，无非也就是想证明理性不发达的民族和科学进步也许有某种关系，也能有所奉献。我觉得这便是我们许多东方学者的尴尬之处。

严格的科学，其实是容不得情绪的，说白了，它和人的尊严不相容的。科学只承认事实的尊严，实验结果的尊严，即所谓的humilitybeforethefacts。如果我们按着这条思路走，在探讨问题时忘记自己的肤色，只承认所发现的事实，也许我们更能接近一些真理。但是，即便是这种对科学的定义，严格说来也是西方人的定义，或者说，是西方人最先下的定义。如果我们退一步说，这确实是一种公认的对科学态度的定义，只是西方人先他人而下了定义，那么令人遗憾的是，这条在自然科学里得到彻底的定义，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这也只能是理论上的可能，是理想化的憧憬。因为社会科学的实验对象是人，是和实验者有着复杂的关系的人。自然科学的解释是针对物的，而社会科学却是解释人；物不会提出它自己的解释体系，而人却会根据自己不同的情景提出反解析。由于不同的话语体系有着自己的独特结构，或者说不同的人与所涉及的对象构成不同的关系，对象所处的位置自然不同，因此，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太可能对同一对象产生相同的结论。这里说的所谓的关系，其实就是人的尊严，具体地说，就是话语使用者的尊严。成中英先生认为“我们能把‘以通变合和为典范的(周易)创新思维看作解救西方内在精神与思想矛盾纠结的方案与对症剂。”(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一九九四年秋季卷)这显然是东方人一厢情愿的事情。

由此我想说明，关于西方中心论的争论是没有多大意义和不可能有结果的，因为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结论，完全取决于你用哪一套话语体系。维护西方中心论者，操持着占上风的西方话语体系，自然会按照他们体系所做出的解释，得出有利于他们的结论。而反对西方中心论者，或是因为自身的尊严，坚决地抵制西方体系。他们使用的是他们自己的那套话语体系，这样他们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最苦的也许是一些像我国眼下的一些学者，或是因为不想显得落伍，或者说是为了更好的交际，或是真心信奉西方的话语体系。他们想使用西方的话语体系，但他们又担心自己的尊严受损。于是他们苦心孤诣地想得出西方体系里所有的东西，在东方都是古亦有之的结论，在西方的话语体系里寻找东方的尊严。这种努力的结果，自然是非驴非马，让人啼笑皆非。西方人讲逻辑，我们东方人的逻辑也一定是他们所描述的那套思路。西方人逻辑的最基本形式是modus ponens，他们翻开历史一看，我们几千年以前也早就有了这东西。西方人讲三段论，我们自然不会是四段。最荒唐的笑话是我国的一位语法学家在强调汉语有形态变化时，再三重申，如果我们承认汉语没有如同西语似的形态变化，那么汉语就成了落后、不发达的语言了。似乎唯一能与西方中心论抗衡的就是他们有，我们也有。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做法既没能维护东方的尊严，也显然不是在做所谓的科学学问，而是在削履适足，在西方的话语体系里找东方的位置。这是配对游戏。这种做法的本身是和西方的所谓科学思想相悖的。我总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承认现行的科学程序是标准的、先进的程序，或者说现行的西方那套话语体系有很强的解释力，那么应该做的事情便不是简单的配对，而是按照现行的科学程序对东方进行考察。首先要说明的不是东方是否有西方话语体系所规定的东西，而是要遵循最古典的科学方法，也就是伽利略几百年前所总结出的一套程序来考察：一、认准一个问题；二、做一个推导性的猜测；三、预测这个猜测可能带来的后果；四、用实验来考察预测的正确性；五、最后根据猜测、预测、实验结果形成最简单的理论。

西方的话语体系是建立在对自身系统的考察上的。也就是说，在建立这个体系时，东方的事实并没有被考虑进去。它的众多结论和术语，虽然极其严密，但这种严密性是针对其自身而言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假定西方的理论不能适用于东方，可我们如果真的打算将这套理论运用于东方，我们就必须论证其适用性。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的理论，我们就必须排除自身的尊严干扰，依照古典的程序，不偏不倚地，毫无顾忌地让事实说话。遗憾的是，现在的许多做学问的，在运用西方体系时，很少考虑适用性因素。所以，学问也变得好做了。只要有西方的理论，拿来一套，套成了，变成了成果。套不进去，自然觉得悲哀，不过不是觉得帽子不合适，而是头长得不合标准。西方的理论，不经论证就成了绝对的权威。

用这种方法来分析自己，不仅丢弃了尊严，而且也丢弃了真理。这只是一种自我愚弄而已。那位在去年年初汉城国际亚洲哲学与宗教研究学会的成立大会上难为中国学者的美国教授，自然有气人的一面，不过我却以为很是反映了西方许多学者对我们过于心急地使用一些未经考察、论证的西方术语的疑惑和反感(《读书》，一九九四年第十二期)。这自然又加重了东方学者的痛苦。我们在运用现行的西方话语体系时，并不能像西方人那样随和，我们得首先证明它的适用性，然后才能将其挥之、舞之。

适用性的论证对于我们实在是一个艰巨的、耗时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证明，依据我们的原始资料，我们也能推导出西方人根据他们的资料所推导出的结论。这也就是学术里最乏味、最耗时、最费力的从事实出发。西方人在形成他们的理论时，没有把我们考虑进去，可是如果我们打算运用这些理论，我们就必须替他们把我们考虑进去之后，我们必须发现我们并没有构成能足以推翻某一定义的例外。否则，这个理论无论它怎样吸引人，怎样强大，我们也是不能信手拿来用的，因为它可能有很强的适用性，但它不适用我们。

对于不幸处于下风的话语体系来说，要么坚持自己的体系，顽强地、不顾一切地用自己的体系解释一切；要么就依照占上风的话语体系去重构一切，这就自己的尊严来说自然是痛苦的。非驴非马的中庸之道是行不通的，最多也只能拼凑起萨依德所谓的一种对自身没有任何解释力的“殖民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