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育仁

骤然看来，萧乾先生的真话似乎迥异于巴老那种阳刚硬朗和澄明透澈；似乎显得嗫嚅、内敛，甚至张惶。可是，当我在这个寒秋之夜，深怀知识分子改不掉的敏感和脆弱，来同时用眼睛和内心触摸到那些痛定思痛、意蕴幽深的创痕时，我的感受绝不亚于当初读《随想录》时的震吓和敬慕——因为这是另一种风格的真话，而且是那种颇容易被人误读的真话。

这是我读《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时得到的经验。鉴于这本书是一个奇异生命的灵魂自白，所以我们不能不带点儿奇异的念头来审视审视书中的这些颇不爽快的话——

首先我得将该书《重见阳光》这一章里有关“真话”的意见介绍给自己，以防出错。作者说：“……对于巴金所提倡的说真话，我既由衷拥护，又从实际出发而有所保留。我再也不求讲个痛快而执笔了。我为自己划了条线。我只敢在勉强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说真话。”这段话十分怪异，除了我自己长期享用外，还打算推荐给其他渴望分享的人们——怪异的真话毕竟还是真话，急用先学，随时可带着防身(？)。

而在另一章：《我回来落户了》当中，萧先生向我们讲了一个“文革”中的恐怖故事，无奈他作了这个恐怖故事的反派主角——被诬为“反动刊物”《新路》的骨干。在严讯威逼下他“折腾一宿”后痛痛快快地“在谎言上画了押”。糟糕的是多年后有位女同志告诉他说，“她被威胁说，不肯签字就活埋，但她宁死也不肯……”而怯懦的萧先生竟不如一个弱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