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亦园

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曾经红极一时，该片最吸引人之处除去妻妾成群的家庭剧情之外，那个布局奇特建筑精美的大院落也是引起观众兴趣的焦点。

我看“大”片之后，实在不敢相信有这样一所奇特的住宅建筑，甚至以为那不过是电影布景罢了，但是等到我去山西亲眼看到这所俗称“乔家大院”的房子，才发现电影里的建筑确是真的，而且那些“大红灯笼”也是真的。

乔家大院在山西省会太原西南约七十公里的祁县乔家堡，是清末山西著名富商乔致庸家族的故居，目前乔家人已四散，房子也收归公有，并改为民俗博物馆，公开供人参观。一九九四年七月下旬，我应山西大学之邀，出席该校“华北文化研究中心”开幕举行之文化研讨会，会前会后安排了许多参观考察，包括五台山，大同云冈等名胜，其中也包括了晋祠及乔家大院。乔家大院因电影而声名大噪，参观的人不在少数。亲眼看了乔家大院才发现其建筑之奇巧远超过电影所表达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是用别人的小说借乔家故居为布景而拍出来的，故事本身与乔家毫不相关，而且相去八千里。

“大”片中的主人有四五个妻妾，而乔致庸家族家规极严，富甲山西，但在那个封建时代却不准子弟纳妾。“大”片中男主角宿于那一房侍妾院中，院门口的一对大红灯笼就点亮了，那真是小说中才出现的事。乔家故居各院门确也各有一对大红灯笼，但是据现在博物馆的人告诉我，红灯笼除年节之外，特别是在乔家企业有新发展时，就会点亮了以示庆祝，这与乔家极重企业经营的理念密切相关。知道了这一情形，不禁为乔氏家族叫屈，乔家大院也许因“大红灯笼”一片而更有名了，却也因电影而损了其值得称道的家风，张艺谋拍电影也许有其追求唯美的一面，但对乔家来说，总是颇有不公之处。

经过与现在博物馆人员的交谈，并参考有关文献，我发现乔家大院的房屋建筑固然精美奇巧，但是其家风，特别是他们的企业精神与理财传统实在不逊于建筑的特色，他们家族在精致的外壳之下，并不是像“大红灯笼”片中所刻画的那样腐败，而是有一个值得现代管理文化研究者加以深入探讨的“理财文化”在作为支柱的家族。

乔氏家族经营商业成功的原因，就像乔家大院的建筑一样，可以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去了解。先从乔氏家族本身来说，他们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始终维持兴盛，一直到一九五三年，因为政治形势的改变，以及现代金融业的普遍，才完全歇业，其家族的伦理规范与教养精神值得探究。乔氏家族发迹之初，以勤、俭、诚、义起家，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过好几个世代，仍然能维持其家风，这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除去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子孙中绝不允许纳妾，与“大红灯笼”片中四五妻妾的腐败情形完全不同之外，他们家中也绝对禁止赌博，为了使家人有所娱乐，因此大院中不但花园广阔幽雅，而且有各种运动设备，包括现代化的网球、篮球场，甚至有电影放映室、各种游乐室设施。乔家人不但治家至严，家长具有很大的权威而对子孙有严格约束，并且非常注重子孙的教育，乔家大院的六院之中，就有一院称为书房院，即是聘请著名业师来专门为子女教育之处。乔家教师中，很有几位后来都是颇有成就者。乔家富甲晋省，饮食自然很讲究，但是全家每日只供正餐两顿：上午十时及下午四时，目的即在表现其节俭家风。乔家对待佣仆至为宽厚，所以下人对主人都很感戴，甚至有仆人自愿代为顶罪者，这方面已经进入乔家人对人对事的经营理念范畴了。

乔家大院各院的门前都有一对大红灯笼，这些大红灯笼亮着的机会很多，这是因乔家的生意很兴旺，每一分店新开张，每有一新创业，大红灯笼就亮了，告诉家人行业兴旺的情形，而不是主人到那一院留宿的标帜。

乔家有几十个粮油店，有二百处票号钱庄，所以大红灯笼常常要亮着。乔家的企业如此兴旺，除去传统式的家规严格外，最重要的是有一套理财与管理的哲学，这也许就是现代管理学中所说的管理文化了。

乔家的理财经营哲学说不定是一项很值得深加探讨的宝库。若仅粗略而言，有几点是较为重要的。首先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已懂得财东(也就是资方)与经营分开，他们的企业中每一行号都有一个“掌柜”，也就是现在的总经理，生意一旦交给掌柜以后，乔家财东的任何人都不得干涉，盈亏赔赚都由掌柜者负责，每三年为结帐期，到期由掌柜到祁县乔家大院报告经营情形，此时财东才可以提出原则上意见。因此掌柜者都能充分发挥才能，把生意经营得很好，乔家的商业史上因而出了不少有名的银业家，如高钰、阎继藩、贾继英等人都是清末民初的著名人物。据说当初阎继藩在福州为原主所不容，几乎失业，乔家“在中堂”主人闻讯亲往迎聘，阎氏感其诚意，终身全力为乔家效劳，所以乔家钱庄能成为全国之翘楚。从这情形看来，乔家大院的人不但有现代资方与经营严格分开的理念，而且有知人善用的眼光，这应该是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所致。

乔在中堂的人不但有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知人善用，而且懂得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然后交给经营者去运作。乔氏商业行号中对职工的管理极严，不准接眷来店、不准娶妾、宿娼、赌博，不准自开商号、储私放款等等。但是对工作人员也有其鼓励、优厚的一面，他们行号中有所谓“顶身股”的制度，也就是高级职员可依其任职的年分取得不同程度的股权，每三年结帐期可取得优厚的股份红利，这可以说已是现代企业员工参与经营的理念了，使职工们视公司如自己的事业，能够尽心尽意去做，不仅结帐期可分得应有的红利，逝世时也可以得到长期的抚恤。另有更特别的设计，那就是分红利也有一定限度，不是把所有盈余都照股均分，而是保留相当份量作“厚成”，也就是增资之意，这样既可以扩大资本，又避免职工因红利分得多而私自发展自己的企业，这种了解中国人“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的性格，给予防堵的设计，确是很有“文化与性格”学者的洞察力。

乔家的人除去懂得建立经营制度之外，也有他们一套商业伦理，表现了相当细致而有长远眼光的经营精神，而不是现实、功利、巧取豪夺的作风，这种伦理包括了如下几项他们的座右铭：准备充足、谨慎将事；人弃我取、薄利多做；维护信誉、不为虚假；小忍小让、不为已甚；对待“相与”、慎始慎终等。其中所谓“相与”，也就是互有交往的行号，也许用现在台湾的术语，就是有“交陪”者，都给予非常宽容的待遇，破产者有时不索赔且给予资助，最终得到的是大家一致的拥戴与远播的商誉。

综观乔家企业成功的过程，其实也不是孤立的例子，就像乔家大院的建筑，不论其精美或装饰布局的奇巧，实际上都有其文化传统作为背景。在参观过乔家大院之后，我与山大华北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座谈，他们说乔家也只是祁县的富户之一，其他尚有不少，例如与乔家有亲缘世交的渠家，其房舍称为渠家大院，建筑并不逊于乔家。也是祁县另一票号世家。据说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间，包头市有钱庄廿一家，山西人占了十八家，而十八家中又有十二家是祁县人所有，这才使我想起“山西票号”是有其传统的，清末民初山西人确握有全国金融之枢纽，而民国时代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正是出身祁县的紧邻太谷县的票号世族，这也就可见其渊源传统的一斑了。

在华北文化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中，我向山大的学者们鼓吹，山西的文化源远流长，地下文物固然挖不尽，但是也不要忘了无形的文化传统，山西的“理财文化”，甚至“管理经营文化”，应该是一项值得深加发掘整理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