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首团

我把铁勺子伸进稠稠的糖浆里搅动着，一串串白白的热气迫不及待跑了出来，不一会儿，甜暖的气息在屋里的每一个角落弥漫着。我掉过头来，问爸爸:

“我做的糖浆够不够甜?”

爸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浊黄的电灯光将他的身影投在了后面的土墙上，黑沉沉的像一个阴郁音符。他用鼻子狠狠地吸了吸空气，说:

“够甜了!”

够甜就可以做糖葫芦了。我站起来，到屋外取白天从山里摘的野果子“山里红”。这时，爸爸叫住了我:

“团儿，明天是大年初一，你一年从头忙到尾，该歇一歇，明天不要去卖糖葫芦了。”

歇，我能歇么?

一歇，我那新学期的学费不就完了?再说，大年初一，别人家的孩子都有压岁钱，糖葫芦还可以卖个好价钱呢!

我正想向爸爸解释，忽然看见他的眼里盛满了愧疚，话便咕嘟一声吞回肚里。

爸爸的右腿是在城里的建筑工地上摔断的，那一年我才六岁。大约是爸爸残疾的缘故，和我一样大的孩子经常欺负我。那次，我被他们饱打了一顿，哭着回到家。爸爸看着嘴角淌血、哇哇大哭的我，额上暴起了青筋。他一把扔开拐子，大声地对我说:

“哭，哭有什么用，男孩子要有骨气!”

爸爸的话像山一样重。

他用一只脚立在红彤彤的斜阳里，像一尊不屈的石塑像。从这一天起，我知道做一个男孩子，特别是做残疾人家的男孩子，要学会坚韧不屈。

十岁那年，我已经跟母亲下地干活了。

夏忙里，骄阳似火，我还稚嫩的小手，便拿起一把沉沉的镰刀。开始割时，胳膊酸痛极了，手上满是血泡。当我想歇口气时，我看见母亲不停地在收割，汗水淌过她的脸；我又想起了坐在院子中，在等我们回家的爸爸……

我是家里的男子汉，该为家里分忧解愁。我不能歇!我又狠命地干起来。母亲在右边，我在左边，两个人比赛割。有时我一口气割下一大片，比母亲还快呢。

十三岁时，我就能摞很高很漂亮的草垛，在场上围成蒙古包；我还学会了扬场，在凉风习习的谷场上，谷粒被我撒成一条金色的带子，飘在蓝天上；我也学会了大人般的犁地，甩嘹亮的鞭子声回荡在晴空里……

除了做家务和农活，我还得利用课余时间去做些卖瓜卖菜的营生。有了钱，爸爸就可以多吃一些好菜好饭；有了钱，母亲就可以少一些负担；更重要的是，有了钱，就可以交上我下一学期的学费。

苦难往往是最好的老师，苦难的生活使我一天天地成长起来。我喜欢读书，我知道知识是可以让我家走出苦难的门径。

大年初一的早晨，天气特别冷。我推着自行车走出了家门。车上载着一架子糖葫芦，火红火红的模样像一树怒放的梅花。在那些充满过年喜气的乡村里，我穿街过巷叫卖着糖葫芦。

“我要一串!”

“我也要一串!”

我收着一个个小角钱，望着小朋友们舔着嘴唇高兴地跑开，我沉思了。我17岁了，放花炮，闹着要新衣的日子早已不属于我了，上苍给我的是一种沉甸甸的生活。我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去打开一扇属于自己的幸福之门。从年初一到十五，我穿行在花炮声、欢笑声和锣鼓声中，终于为自己赚足了交学费的钱。

剩下最后一串糖葫芦了，我竟然舍不得卖掉，我把它留给了自己。在回家的路上，我咂味着甜甜的糖葫芦，在想象着爸爸妈妈难得的笑脸，忽然间觉得甜蜜的生活是可以自己创造的。顿时，我觉得眼前的一切，便如口中的糖葫芦一样，变得有滋有味起来。

(何为惠摘自《少男少女》199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