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忠　陈　勇

莫伏星，一对残疾夫妇的儿子，以小小的身躯承受着巨大压力，顽强地生活着。他在照顾残疾父母、担负着繁重家务之时，学习成绩仍能名列全班前茅。

一

1981年盛夏的一天，处于偏僻市郊的长沙灯泡厂一间简陋的职工宿舍里，一个小男孩诞生了。看着他手舞足蹈、大哭大叫的调皮劲儿，亲人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身患小儿麻痹症而终身残疾的父亲有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和激动的事啊!往日的愁苦与忧虑此时一扫而光。莫林芝、张建平夫妇泪水涟涟，用残疾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婴儿。饱受人间凄风冷雨的残疾夫妇不停地在心里虔诚地祈祷:“小乖乖啊，快快长大吧，爹娘都有靠啦……”他们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带大。他们诚惶诚恐而又充满希望地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莫伏星。

孩子诞生的喜悦没过多久就被异常清贫的家境所困扰。莫林芝、张建平夫妇，一个因患小儿麻痹症，脚跛手挛；一个因小时候的意外车祸而失去了一条手臂。他们在长沙灯泡厂，一个是清洁工，一个做临时工，那时两个人月工资加起来只有65元，这点钱连糊口都不够，更别提炼乳、牛奶、果汁等食品和水果了，4个月后的莫伏星开始“享用”的便是粗糙的大米饭。张建平感到，这孩子已经落入了无边苦海……

4岁那年，小伏星进了幼儿园。其他小朋友都是父母每天接送，小口袋里塞满美味食品。小伏星这才发觉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由于残疾而蹒跚着走路的父母千叮咛万嘱咐总是一句话:“路上小心啊。”4岁的小伏星开始无助而倔犟地行走在自己的童年道路上。刚进小学，他就挑起了家务重担:买菜、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绚烂天真的童年离小伏星的生活很远很远，洗衣水和炒菜时满屋呛人的油烟使小伏星过早地品尝了人间的艰辛。满脸愧疚的父母多想帮帮小伏星，他却把父母拉回到座位上说:“爸、妈，你们不方便，还是让我来吧。”

在咸家湖小学的每天早晨，经常可以听到一位少年爽朗的读书声。当别的孩子还躺在爸妈温暖的怀抱里，或者连衣服扣子都没有扣好的时候，莫伏星已经学习一个多小时了。为不影响上课，莫伏星早上5点半就起床，打开炉火，先烧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脸水端到爹妈床边，然后炒剩饭、煮面条，匆匆扒几口便赶往学校。天寒地冻之时，为了不让煤火熄灭，莫伏星经常深夜披衣下床，捅捅炉子，顺顺火眼。上学之前，一盆取暖火已经端放在爹妈的床位边。他说:“如果家里不安排好，我在学校里不放心，反而影响学习。”小伏星确实懂事得让人伤心。盛夏之时，饭菜容易馊，没有冰箱，莫伏星就学着邻居的样子，把菜放在篮子里，放根绳子吊到清凉的井里，不浪费一粒米、一根菜。放学以后，莫伏星哪里也不去玩，只帮妈妈糊纸盒，糊得又快又好，爸爸妈妈的同事常揪着自家孩子的耳朵，指着他说:“你看人家做崽的，那才是爹妈的贴心棉袄哇……”

听了这话，爹妈就忍不住伤心落泪，夫妇俩觉得欠这孩子太多太多。孩子长到这么大，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买过，穿的都是表哥穿过的旧衣服。孩子正是长身体时，可家里餐桌上难得见到几块肉。发工资那天，夫妻俩像过节一样，高高兴兴地买上一点肉给孩子补身体，可莫伏星总是将父母夹到自己碗里的肉块又夹回到父母碗里:“你们上班累，多吃点，我不喜欢吃肉。”

茶余饭后，莫伏星常常一手搀一个，带着爹娘到外面散步。夕阳下，晚风中，一家三口人相互搀扶的模样成了那个地方一处动人的风景。爹妈每个月给5元钱零花，莫伏星都悄悄地积攒了下来，买回汉语词典和一本本优秀作文读物。每当同学们大谈吃冰淇淋的惬意和生日蛋糕的美味时，莫伏星总是咽着口水默默地离开。他所熟悉的只是家里那一盏小台灯、一台黑白电视机和别人送给他的嘶哑的录音机。对这一切，他也曾有过困惑和不安，但他没有自卑和抱怨。他照样大大方方地和同学们来往，照样大大方方地把爹娘搀到学校开家长会。在莫伏星的眼里，世上最亲的人就是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1994年7月15日，是莫伏星的13岁生日。没有生日蛋糕，没有生日蜡烛、生日晚宴，甚至没有一样荤菜。莫伏星只邀请了一位最要好的同学来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互赠了一些勉励的话。这可能是当今中国学生中最简朴的一次生日“宴会”，但是它给小伏星仍带来了满足与幸福。

莫伏星一家三口只依靠他那当清洁工的父亲每月一百多元钱的工资艰难度日。1993年6月，长沙灯泡厂因效益不好，被迫停产。莫家的生计更加困窘。张建平不得不在外面摆了一个小货摊子，一天赚三四元，总算能解一点燃眉之急。张建平是一个身残志坚的中国妇女，为了让儿子有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她不顾别人劝阻、不顾家庭的贫困，毅然加入厂里集资建房的行列，所需7000余元全系东挪西借拼凑而成。当年年底，他们终于离开住了十几年的那间18平方米的小房，搬进了新居。然而，新居却是家徒四壁，她把仅有的一张大床、一只旧立柜、一张书桌全放进了较大的一间房里，作为儿子的书房。夫妇俩则挤在另一小房间。

二

1993年9月，长沙市第28中学谢新民老师接手了一个初一班——129班。谢老师因为对新生情况不熟悉，在学生中采取自荐当班干部的做法。他收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小学时一直是班上的干部，还被评为长沙市西区的三好学生，我推荐我自己。”署名是“莫伏星”。谢老师留意了一下，这个男孩太瘦小了，便给他当了一个小组长。令谢老师意外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小组长不仅表现出了强烈的进取精神，而且段考取得了全班第一名，于是他把莫伏星升为学习委员。莫伏星的工作十分认真负责，每次课间操都要最先跑到操场整好队；有些同学做眼保健操时穴位按得不准，他马上过去纠正。有一次，班上一个女同学骑车摔伤了，他三番五次地替她去医务室拿药。以后，莫伏星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全年级名列前茅，去年上学期还在长沙市中学生作文竞赛中获奖。他的实力令全班同学佩服，这个学期他以最高票数当选为班长。

对莫伏星的真正发现是今年春节后的一天，莫伏星对妈妈说，想同她一起去给谢老师拜年。妈妈说，我不太方便。伏星说，我扶你。张建平见儿子态度坚决，同意了。莫伏星用自行车推着妈妈走了8里路，然后又搀扶她上了5楼，到了谢老师家。谢老师这才得知他和他家的情况，深受感动，觉得这孩子不简单。于是，他进行了一次家访。这一次家访从此改变了莫伏星的命运。它不仅为全社会关怀莫伏星提供了契机，更重要的是，老师的爱护温暖了小伏星心灵，让他看到了人间的美好和自己未来的希望。

谢老师从莫家回来后，一直心绪难平。多么贫贱不移的家庭，多么坚韧不屈的父母，多么乖巧可爱的孩子!他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递给校领导，请求学校宣传莫伏星的事迹，并给予帮助。

敏感的新闻界闻风而动，当地记者迅速与谢老师联系。谢新民老师喜出望外，忍住因交通事故而骨折的伤痛，带着记者来到莫家采访。

一个孩子的处境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心。信件和汇款单从各地翩翩飘来，像一只只彩色蝴蝶，栖落在莫伏星小小的心灵里:

——岳阳市代代红小学六年级学生何杉在信中说:“我是一个比你小3岁的少年，今天，我在爸爸拿回的报上看到了你的报道。你到3岁还没吃过糖果，而我已吃成了虫牙；你从小就承担了那么多家务活，而我却在幼儿园和小朋友玩；你每天很早就起来读书，而我那时和别的孩子一样，连扣子也没有扣好。一般的孩子做不到的，你做到了，这说明你是多么坚强呀!你学习条件差，成绩却名列前茅。你在长沙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中获奖，我有许多作文资料，你却什么也没有。你这种刻苦的精神，一定会使你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我要向你学习。”

——长沙市记忆智能研究所所长杜有志先生，也深深同情小伏星的处境，决定运用自己发明的“ZYD”记忆法，帮助小伏星掌握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长沙市维明公司的莫松友，将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寄给了小伏星，莫松友先生还寄语小伏星:“多读书，明事理，求上进，不止息。”

——江西乐平市农贸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先后3次开展向小伏星学习的活动，并为他募捐1000元。

——已定居澳门的陈女士，多年来一直希望每年从3个孙儿的零花钱中抽出300元，资助大陆一名家境贫寒的孩子上学，直至完成学业。她看到莫伏星的事迹后，决定将小伏星作为资助对象。

莫伏星将这些钱存进银行，他说:“我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学习上，不辜负大家的关心和期望。”

我们问谢新民老师:“您那么费心费力宣传莫伏星，当初是怎么想的?”谢老师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莫家太穷，这孩子吃了太多的苦，又势单力薄。我作为老师，应当为他呼吁。另一个更重要的想法是我觉得这孩子真不错，论天赋，他也许不是最突出的，但他生长在那样的环境下，却能勤奋好学，孝敬父母，富有进取心和责任感。我觉得他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现代青少年身上体现得较好的一个典型。”

三

14岁的莫伏星已经具备了很强的生活能力和适应环境能力，他熟悉菜市场各种菜的上市价格，能分辨优劣好坏，熟练地讨价还价，待人接物分寸适度，对谈话中的提示和暗示反应敏捷，显得比较成熟和老练。

于是有人期望莫伏星将来去参军、去出国留学。他的回答是:“我走了，谁来照顾我爹妈?”别人不再言语，他爹妈却有了很重的思想负担，怕坏了孩子的前途。谁料到莫伏星反过来安慰爹妈:“莫着急，我有自己的打算。我读完初中，就要参加工作，挣钱养你们。”

莫伏星的这个打算让长沙市第28中学的老师们既感动又不安。一个大有潜力可挖的优等生，就因为家境贫寒而要选择一条较为实际的人生道路。学校除号召全校学生向莫伏星学习外，又作出免去其初中阶段的学杂费的决定，帮助他成人成才。莫伏星满怀着感激的心情说:“我太幸运了，遇到了这么好的老师，还有那么多的好人。我不会骄傲，我只会更加努力。”

莫伏星的生活还刚刚开始，莫家的贫穷并没有结束，小伏星还没有走出濒于失学的困境。对于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失学将会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像莫伏星这样热爱学习、追求上进的孩子，我们千万不能让他们从校园里流失。

怎样才能培养具有强大竞争能力与生存能力的21世纪人才?莫伏星的生活之路给目前中国众多养尊处优的独生子女，给那些“四二一”结构家庭的家长们，以及我们的社会或许有很好的启示。

(刘谊人、赵宇摘编自1995年5月27日《周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