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贞

几年前，一位老人拿了2000元来店里，说是还钱。

母亲请客人稍坐，随即进房拿出一张泛黄的纸，交给老人。老人欠了欠身，说:“年景不好，拖了这么久才来。”便离去了。

母亲望着老人似乎挺直了些的背影，缓缓说出那一箱满是借据、欠条的故事。

我看了看箱里的票据，最多的是芭乐票。从1972年的一张56元的直式支票，到前两年的一张20万元、堂哥拿来调头寸的客票，足有厚厚一撂；还有正式画押的文言文借据，也有文句不通的便条借单；互助会会首立下的重誓还款书也不少。一张张或黄或白的纸，规规矩矩地躺在一起，金额有大有小，票主有男有女。那些至亲好友，当初诚心签下姓名，如今大都行踪不明，生死未卜。

那些记载了父母开店30年的历史，除了证明人善被欺，留下被背叛的记忆，我实在想不出它有任何珍藏的价值。

母亲说:“留下这些，并不是期待这些人会来还钱，而是期待它的信誉。”

“每一张纸都代表着当事人当初的一个难关，既然有能力帮他，就表示当时我们比他好过；如果他至今不还，则可能生活还差；若真是恶意欺骗我们，或因倒闭而无力偿还，我们也没因此而少块肉。这些人不是来偷、来抢，他们是拿信用来换。人一生的情债是还不清的，只有钱债，虽易忘，却也易还。”

“像刚刚那位老人，该算是你祖父辈，20年前上台北跟你父亲借钱，那时家中米都没有，你父亲把结婚戒指当掉，又把数月该交的货款先凑给他，他当场写下借条，说隔两天就还。这一隔就是20年。今天，他才分文不差地全额还清啦。”

老人在他发苍之年还记得这件事，母亲也将他亲手写下的借条原封不动地交还。

我想，母亲会更坚定地好好保存那只责任重大的债箱。

(摘自《讲义》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