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业霖

面对文人下海的粘天大浪，用“望海潮”这个词牌来抒发我心中长长短短的感慨，真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我不是骁勇的弄潮儿，也不想两手空空地去赶海。对下海的先生们，我绝不羡慕。因为我自有自身的价值在，无须凑什么热闹。

现在看来，文人下海是历史的必然。毛主席不是早就断言“穷则思变”吗?这一变，就把许多高踞于三十三天之上的文曲星变作了赤条条的“混江龙”了。

中国人穷，中国的文化人尤其穷。这个“穷”字，又不自今日始。宋人吕蒙正就写过一首《送灶》的诗：“一炷清香一缕烟，灶君此日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报道文章不值钱。”竖着看历史，文章与钞票的比值，似乎与岁月同步而江河日下。明代的徐文长给人家写了一篇文章，用稿费买了一座房子，并取名为“酬字堂”。如今，这酬字堂还在，就在浙江绍兴市内，乃大名鼎鼎的青藤书屋是也。到了郁达夫时代就不一样了。据王映霞女士所作之《郁达夫的衣食住行》一文介绍，郁达夫当年给《申报·自由谈》写稿，每五、六百字即得大洋十元，可买十只大甲鱼或六百个鸡蛋，而如今的稿费，以敝省言之，报纸上每千字文的稿酬，仅在十元上下，大约连一只甲鱼爪都买不到……

朱熹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他自己也是文人，但他这话说得很沉重。因为第一无足观的便是没有钱。所以，一旦失足落草，沦为文人，便应该有充足的思想准备。要热爱文化事业，便得认准了穷命，且要守得住，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