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津

王宁的新著《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正如他自己在“后记”中所说，是“不合时宜”的。为什么不合时宜呢？大约不外是指两层意思。一是说谈弗洛伊德的文字已经太多太多了，另一是指商品大潮挟裹着学者们去找寻“经济效益”，论学清谈有被讥为迂阔之嫌。

不合时宜而为之，表明对某件事的不能忘情。其实，被谈滥了的话题未必穷尽了、甚至未必不会误解所谈之物的真正价值；赚钱心态所趋向的未必不是种种盲目的知识浪费。王宁的新著表明，某种学问的合不合时宜，取决于治学本身的自觉性，而不是在任何时候转来转去为随机的显在利益服务。

作者熟悉好几种语言，加上他习惯于对某个课题作学院式研究的整理耙梳，所以对弗洛伊德的生平著述、活动交往弄得很清楚。然而这并不是所谓弗洛伊德主义的全部，这个主义在作者看来是包括“弗洛伊德的弟子们的观点在内的、以弗洛伊德为中心的一种理论体系”。当我们讲“精神分析学批评”的时候，它还包括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理论上的“重新阐述”和实践中的“创新”。这里作者特别强调了拉康的阅读和批评策略所起的作用。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模式，表明弗洛伊德主义自有其独立的理论体系，作者指出这样一个现象来证明这一点，即弗洛伊德本人喜欢的作家“大都是现实主义作家”，“但他的文学观点却更受现代主义作家推崇”。正因为如此，王宁既分析了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影响与流变，也用这种批评模式分析了许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用精神分析对《金瓶梅》中一些画图的解读。他把第二回插图“俏潘娘帘下勾情”和第三回插图“设圈套浪子挑私”看成对情欲和性爱的指涉，说前者是一种“能指”，后者是“所指”，而王婆则充当了“中介”。在伊底的躁动和力比多的投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意识地实现了自己压抑在无意识中的欲望。”而对于武松，王宁认为他的行为是一种“伊底的退却和超我的制胜。”在这些解读中，显然可以看出许多文学符号学的成份，这说明作者对精神分析学文学批评模式的把握和运用，是不局限于弗洛伊德本人的临床经验和文学见解的。

对精神分析学的如此运用是否合时宜，我不晓得。不过作者很清楚地说，他这样做是有意识地摆脱文学批评中“仅有着表面价值的褒贬抑扬论争”。或许可说，对文本的多种解读，能比简单的价值或道德判断提供更丰富的文化意义，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不合时宜的。

(《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王宁著，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版，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