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

学术史上有许多现象很可玩味，例如不少富有远见和发展前途的学说或见解，在它尚未获得充分实证、证伪之前(即尚处于猜测和假说的阶段，这是任何学科突破所必经的)，总给人一种虚无飘渺、神秘莫测的感觉，中庸的办法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但若一旦因实证而获共识，洞彻见底，我们又象缺少了一点朦胧的美感，一种能惹得人寝食不安必欲苦苦追索的诱惑，又似乎失落了什么。人啊，人！

现在可以告慰的是，在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怀着对德国法西斯的愤恨和诸多未遂心愿凄然离开人间四十年之后，就在他晚年移居的伦敦，正当而立之年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白德库克接过了他播下的人类集体心理学历史分析的火种。我们不好说弗洛伊德的“谜”已全部解开，至少可以说对他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白德库克有幸生于战后，欧美人类学摆脱早期的稚嫩，在数十年间有了惊人长足的发展，社会生物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宗教文化学等同样日新月异，且学者辈出，这为白德库克提供了弗洛伊德不可想象的优越的学术氛围和综合研究的基础。白德库克是有识力的；他没有遗忘弗洛伊德的未遂宏志，以高度的敏感和强烈的冲动，自觉有义务用新的更为丰富和更加有力的实证，使弗洛伊德许多天才性的假说站立起来。其研究成果于一九八○年出版，书名为《文化的精神分析》。现经顾蓓晔、林在勇全文译出，中国读者有幸可一睹弗洛伊德学说及其历史心理分析法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新进展，这是要特别感激翻译者的。

白德库克并不想使自己成为单纯注经疏义的平庸之辈。他既自告奋勇地站到弗洛伊德巨匠的肩上，自然期望视野更加开阔，能有新的发现。白德库克属于廿世纪后半叶崇尚学科融通、整体研究的新一代学者，具有广纳兼容不同学说的恢宏风度，他还特别注意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弗洛伊德的严厉批评，并积极作出回应。早已作古的董秋斯先生地下有知，当会高兴地看到，白德库克已经关注到了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与人类心理精神气质变迁之间的复杂因果互动关系，试图结合经济方式的演进展开他的精神历史分析。①人所共知，这恰恰是弗洛伊德致命的弱点。尽管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也不应过份苛责，要将人类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辩证统一地考察并进而解释全部历史进程，尚有赖于各类学者长期共同的努力。

白德库克在《文化的精神分析》里，从远古人类的婴孩时期，一直讨论到当代人类可能的发展趋势，涵盖了人类已有的全部历史—文化进程。他长于旁征博引，而于细部解剖尤时时闪现机智和聪慧。限于篇幅，在此择要略作评述，希望能吊起读者自去咀嚼品味的胃口。

就像母腹中胎儿的成长发育，浓缩了一部生命进化史(太奇妙！)，单个人所共有的心理成长轨迹也可以对应于人类心理特质的历史演进。前者已为科学所确证而有共识，后者却是弗洛伊德为人类集体心理学所假设的一条方法论思路——再一次体现了弗洛伊德精灵似的超常思维。按照白德库克的论析，最早的原始人是以采集为生的，与其它灵长类一样是素食者。其心理特质相当于婴儿期。此时，一如刚从母体胎盘上剥离、呱呱坠地的婴孩，处在自我、本我与外在世界不相区分的幼稚状态，完全沉浸在天然浑成的统一之中，充分享受着“口欲”的满足，什么超我与自我的紧张，什么焦虑与烦躁，对他都不存在，那是一个无忧无虑、无物无我的境界，目不转睛地惊奇观察着新奇的世界，却天真无邪，世界犹如他曾经寄生的母体，自我悠悠然有“海洋的感觉”(人在极度快感时即有此种感觉)，这一时期的心理特征明显具有夸张妄想的强烈自恋倾向，思维特征是“思想的无所不能”和世界的和谐统一。这种统一甚至连原始父亲和母亲的性区别也消弭，因此不会有任何性的困扰。很奇怪，古代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不是尚保留着这种婴儿期心理、思维的遗存？我想，可以朝这个方向思考。

然而，依白德库克看来，人类天真的童趣是瞬间即逝的，完整的统一迅即因事发而产生裂变。采集的不足谋生，将首先驱使被逐出旧群体的“原始儿子们”新组的群体，由于清一色健壮男子的生理、年龄优势，开拓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狩猎(“单个雄性单位”背上拖儿带女的包袱，不可能去尝试新的经济变革)，他们也由素食者变为肉食者。这不仅是人类进化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转折——人类是灵长类中唯一发展为肉食的动物——而且对人格、心理的变迁也同等重要。“儿子们”的性隔离状态随着生理的成熟，变得日益不能忍受，心中蓄积已久的对“原始父亲”性霸权和社会霸权的不满，最后由憎恨演变成一场残酷的取而代之的内战(以后一切内战的原型)。憎恨成为嵌进人类人格形成的第一个异化因子。但与此同时，狩猎经济却需有群体的合作，压抑利己主义本能的利他主义，不可思议地与对原始父亲的憎恨的本能冲动同时萌动增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的“情感矛盾”可以高度抽象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矛盾对立统一，它将伴随人类、人格形成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形影不离。一

今天回想起来，采集、狩猎的二元经济时代曾经有过的冲突像是一场恶梦：原始父亲和儿子们一代又一代不断再生的残酷内战，几使原始人类面临种族绝灭的危险。失败者很可能远徙他乡，这或许是现今我国原始人类遗迹分布地域广泛的一个动因。真正帮助摆脱困境，还得依赖“自然选择”法则。为了跳出内战和自相残杀的陷阱，人们强制学会了“本能自弃”，于是有所谓图腾、禁忌等前宗教的仪式、规则调停、妥协人类心理的二元冲突——设想如果没有对“本我”这种欲望蠢动极具破坏性能量的压制，人类恐怕早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但愿现代人永远记住祖先从痛苦、残忍的内战中学得的这一份智慧。

用白德库克从弗洛伊德那里移来的心理学术语，人类开始农耕(植物栽培农业)的时代，终于进入了较为平静的“性潜伏期”。由采集、狩猎发展到栽培农业，人类的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原来随摘随吃，猎物当场分享的行为习惯，是一种对欲望放纵的“即时满足”；现在不同了，他们必须强忍住“口欲”，耐心等待作物完成生长周期，到收获时节方能满足，这叫做“延迟满足”。人类刚从狩猎者那里学会的“本能自弃”，现在由农耕的经济行为反常强化，“自我”对“本我”的控制能力开始增强，人类的心理经农业的“洗礼”而变得驯从和软化了，蜕掉了不少原始的野性。白德库克认为，这时人类有一次对采集婴儿期心理的“回归”。夸张妄想的心理倾向和“思想无所不能”的思维，投射到“原始父亲”身上，变成“无所不能”的君主、首领，对原始父亲的敬爱期望取代了原先(狩猎者)的憎恨恐惧，投射到个体或群体的心理上，就是自我为中心，强烈的自恋，以至用“自恋”的形像去仿造出外界万物的“有灵”，将自己所有的欲望转注于它们，这就是农耕时代盛行“泛灵论”、巫术和以后发展出多神教的原因。只要看看古代中国人如何热衷于巫术，一片痴心地以为只要依一定的操作顺序，就可以达成自己的愿望，就明白所有的神灵鬼怪其实不过是农耕时代人类“自恋”的一种变形。

平心而论，白德库克对经济的论析往往浅尝辄止，常被他强烈兴趣的泛性分析所阻断。依我看来，农耕对采集的心理回归，主要是因为两者的劳动对像有同一性，都是同植物打交道。这与狩猎以及后来的游牧大异其趣，后者的劳动对像是生命力外发的、鲜活蹦跳的动物。植物的生命力内在而含蓄，人类从它身上最易感受到有节律的和谐。接受它的赐予，不会有象面对鲜活生命体肢解挣扎的那种恐惧和自责。植物的生与死无声无息得可以泯灭其界线而不加计较，从这里消失，不久又会从这里再现，像人入梦梦醒一般，静谧而神秘。农耕民族没有游牧民族那种对死亡是惩罚的恐惧，容易产生“来世”的观念。试看中国关于太阳不死的神话。面对太阳日落西山确凿无疑的现象存在，我们的祖先仍可把日落幻想为一种暂时的隐退休憩，让月亮代其执守职能；为了使神话更圆，又创造了“飞鸟负日”(见于河姆渡等陶器画案)的中介性神话，太阳动力学的空间移动——从东至西——也有了着落，真不愧是发达农耕的中国人“思想无所不能”的想象智慧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