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洧

这一本《草木鱼虫》的副标题是“中国养植文化”，实在“养植”只是题外话——并非如文震亨的《长物志》，高濂的《遵生八笺》，专意于庭院居室草木虫鱼的栽培养殖，又连带“文化”二字，这题目便做得大了。虽然作者在前言中说：“中国文人照例是小题大作的，香草美人都要联系到国家大事”，“明明是普普通通一草一木，却要把它拟人化一番，要写出微言大义来”，似不以传统为然，只是一旦命笔，却也不能不受传统的影响，已有了几千年感情负累的花花草草，依然难以摆脱人类情感的寄托。这带了人情味的草木虫鱼，即所谓养植文化吧。其实也很自然。因人与草木本同属生命，虽“高级”有草木不可及处，却也正有不及草木处。“兴、观、群、怨”之“兴”，倒也不是刻意“做”出，而是缘自生命对生命一种自然的感发。“圣贤”有见于此，将它纳入“教化”，原也是顺应天理人情。不过后来渐渐失了自然之趣，难免强说，遂流入矫情，便令人生厌了。

《草木虫鱼》以草木虫鱼起兴，讲些“养植文化”的故事，也许意不在寄托，其实难免寄托，于是也牵起读者的无限情思。童年之趣，故乡之思，人世的感怀，本寄于一事一物之中，说来并无雅俗之别。如《牡丹》一节，作者在文末写道：“盛开的牡丹花，采下后以花瓣浸入面粉鸡蛋糊中，油锅炸了，撇些绵白糖吃，极为香甜。花瓣很厚很香，是难得的佳品，由看花说到吃花，似乎太俗气了，但这不也是生活吗？”真的，栽花、赏花、咏花，都是雅兴；以花入味，不也是食中之雅？又不仅牡丹，菊花、藤花、栀子花，皆可以此法烹食——这都是载入食谱的。梅是冷艳高洁之品，清雅如林黛玉也还说：“沁梅香可嚼”呢。梅花可食，自非从林妹妹始。赵功千《南宋杂事诗》有“儿家自点梅花粥，露湿亲封小蕊来”，句下引《传是楼类书钞本》中语：“宋时有梅花粥，杨诚斋云：蜜点梅花带露餐。及脱蕊，收熬粥食之，取其助雅致、清神思也。”《群芳谱》载：“宋宪圣后每治生菜，必于梅花下取落花杂之”，即所谓“还有宫厨生菜美，铿然寒齿嚼梅花”也。梅入御馔，不免身价百倍，但与诗人之“助雅致、清神思”相比，又别是一番滋味。山珍海错之外，也还要梅花助兴，这算得雅还是算作俗，倒不好说了，只道“也是生活”吧。总之，“秀色可餐”，也是佳卉一趣，颦儿之清，诚斋之雅，以及本书作者的烹香食色，都是草木为人类生活添助的一份快乐。

桃李妖冶，牡丹娇艳，梅花清雅，一切都是造物的安排；即使毒草，也并非有意为害，不过按照自然的意旨，依其本性而生长罢了。《草木虫鱼》写毒草，写罂粟，连虱子、苍蝇，也还各个分列两章。在虱子篇中，讲了中国虱子和外国虱子的故事，但没有提到，作为虱子品种之一的衣虱(即与人有亲切交往之虱)，尚有“丹鸿”、“琵琶虫”的雅号。据《山堂肆考》：“宋道君北狩至五国城，衣上见虱，呼为‘琵琶虫，以其形类琵琶也”，这位倒霉的皇帝，身处“逆境”，犹不失诗人风致(即所谓“形象思维”也)；虱子的故事，倒也算得中国文化的色彩之一吧。而此篇提到的红色的“洋虱子”，想必也不仅仅隶籍美国，“丹鸿”者，似即此类，则中土“古已有之”矣。又因作者说道：“苍蝇之类的题目，原是最好的”，更使我想到曾经见过的一部书，题为《蝇尘唱酬集》，是清末民初的几十位诗人与学人，分别以“蝇”、“尘”为韵，叠相唱和，总成七百余首，合而成之的一个集子。“蝇”韵诗皆以蝇起兴，对蝇的描写，可称尽态极妍了。如孙师郑的第一首：“腐肉丛中易集蝇，朝朝引类又呼朋。鸣鸡每眩中宫听，附骥相夸万里腾。久恋脂膏终自败，窃窥翰墨有人憎。一生惟擅钻营技，略似飞蛾夜扑灯。”虽道出蝇之丑态，但又似乎将人性恶强加于蝇，自然是有所讽的，却终觉对苍蝇有失公平。与此异趣的，有徐曙岑的叠韵：“食畔微怜就热蝇，低声敛翼解呼朋”，是给苍蝇一点人的“理解”吧。不过，最能画出风流浪漫之蝇的，则非清真词笔莫属：“情黯黯，闷腾腾，身如秋后蝇。若教随马逐郎行，不辞多少程。”(《醉桃源》)但要说到“洋”苍蝇呢，古希腊哲学家琉善早就作过《苍蝇赞》了。他称引故事说，苍蝇原是个美丽的女子，很多话，又爱笑，爱唱歌，但是在她所爱的少年睡着的时候，也还止不住地和他款款谈笑。情人便恼了，于是她的情敌(月神)就把她变作了苍蝇。哲学家说：“她的咬人与喝血因此也不是一种野蛮的欲望，却是出于爱情与友谊的。”古老的西方之蝇，其浪漫色彩胜于中土的同类，而诗人与哲学家的仁心广大，也真教人动容呢。虽然，见到妨害人类生存的异类，人们还是没有丝毫容情的。但总之，多识草木虫鱼之名，是可以多添一份诗料，多一方寄情的天地吧。

《话兰》一节，作者引了《本草纲目》中的一段话，指出李时珍文中“兰花生近处者”，意思不甚明确：“李时珍是湖北蕲州人，是指他家乡近处呢？还是指其它地方近处？”据我揣想，“近处”当指距蕲州(即今蕲春县)二百余里的庐山。汪国权《庐山草木随笔》，对庐山兰花有详细的介绍。“庐山，多兰科兰属中的者兰、蕙兰以及建兰等。远在一千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文通大师匡白便写道：‘东林佳景一何长，兰蕙生多地亦香。”这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根据呢？此外，前面所引《诗·郑风》中的“方秉兮”，及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注疏》之注，不论《诗经》的“”，还是陆注的“兰”，都是兰草，而不涉兰花。不过，作者“草木虫鱼”了十几万言，其实所谈只是“我”的草木虫鱼，是漫行在“亿之路”(朱自清语)，读者原不必在“多识”上较真儿的。这里赘言一二，纯粹是为扣题——多识，吾所求而已。

(《草木虫鱼》，邓云乡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版，3.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