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麻

早就有学界前辈和见识深邃者提醒甚至告诫说，比较文学研究实非易事，近年来这类文章一涌而现，弄不好会使比较文学庸俗化，有其名无其实，将败坏人们对这门学问的胃口。可尽管不时有这种免使头脑“发热”的“防疫针”打来，文学研究界热衷于比较研究的势头眼下仍不见落，有味、耐读的论著也日渐多起来。看来，人们对比较文学的热情或兴趣，怕很难仅仅以迫浪头赶时尚的心理来解释。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文学界的视野在不断地拓展，中青年学者们的外语能力也见长，少有人再甘心于做井底之蛙，于是，虽然未必都想专搞比较文学，一试身手者终不乏人。这其实不难理解：闭关自守的文学观念窘迫之时，正是比较文学研究兴旺的契机。

当今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还很少是正儿八经科班出身的。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入赘”到外国文学里去，就是搞外国文学研究的兼理“娘家”事。有的人为此很替中国的比较文学感到脸红，歉疚，觉得理不直，气不壮。其实这样自惭形秽，本大可不必。国外研究比较文学的，不管是历史较久的法、英各国，还是美、日等新进后起之秀，也大都是要求学生先以本国文学或外国文学为立足点，然后扩大眼界旁及其他。还没听说对本国文学或外国文学均无根底，一搞比较文学就成功的。这好比重心和支点还没站稳，更何谈迈腿跨出去的情形。因此，有本国文学或外国文学做根基，是学做比较文学研究的起码条件。虽然这远不如中外兼通，终究比那种对中外文学两边都一知半解或浮光掠影，却竟敢发大而无当之论，空洞概括的比较文章要来得扎实，能服人。比较文学是在冲破一国文学研究的狭隘天地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我们起步较迟，就不能奢望一步迈向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任何个体成长都无法逾越种系的发育过程，唯一可行的是浓缩某些发育环节来争取成长的时间。

杨武能的《歌德与中国》一书，是老老实实做比较文学中较早的所谓影响研究的成果。他本是研究德语文学的，做硕士论文时的题目就是《<维特>和‘维特热》，此后这种兴趣扩大和深化，进而全面梳理和阐释歌德与中国现代文坛的种种因缘。作者在本书中着意分析和提醒人们注意的现象，使所谓的影响研究摆脱了陈旧感，令比较文学研究者另眼相看。譬如，歌德的作品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并非是直接对应的，完全同质的，而有相当程度的错位和参差。中国的五四时代和德国的狂飚突进运动虽有某些类似，毕竟其内涵和格调难以划一，因此，受《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启示而在中国现代文坛出现的一些书信体小说，就与母本若即若离。像五四之后，“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的诗句，几乎成了情感觉醒者的控诉词，可它反封建礼教的色彩却比歌德的作品浓得多了。其中的异同、分寸乃至机理和原委，是大有说头的。分析者的提示使人们深思，讲文学的影响研究，决非是仅以几件事例，便得出A影响了B的笼统结论所能道尽的。所谓的文学影响，本质是两种文化体系交融后的复杂效应，简单的判断有时真会成为一种嘲弄。还有个更奇异的例证：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那个名叫迷娘的意大利女子的故事，到抗战前后传进中国，变成了“从苏州买来的”香姐被父亲逼迫卖唱，最后激起人们义愤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这种奇异的影响与变化，除了如郭沫若所讲，说明歌德“他这个人确也是不容易了解的”，还有关于中德文化的诸多异同关系需要解释。

同样，歌德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印象和理解，也很耐人寻味。歌德热衷于了解中国，读中国文籍，对中国赞颂备至的十九世纪初，恰恰是欧洲人冷淡中国的时期。同是德国文化伟人，黑格尔曾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把中国抛在世界文明进程之外，而同期的歌德却从中国文学中发现了感人至深的东西，并由此激发出他的关于“世界文学”的意识。先不管这个众所周知而曾令许多人颇费口舌加以解释的矛盾事例，至今是否真正说透辟了，起码它表明，文学影响和接受是个相当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不好将其简单划一，也很难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杨武能的态度是尽可能地条分缕析。他就像反对“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说法一样，也不相信“中国月亮比外国的圆”。实际上，任何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学影响，都免不了甚至天经地义地会有某些“误读”的效果。歌德读过中国的小说，把中国想象得那么清澈，明朗，一派诗情画意。《歌德与中国》的作者敢于指出：“由于这种接触和了解的片面性，歌德对于中国的认识就很难正确和全面”，使人看出他对影响研究的不肯浅尝辄止或轻率武断。其实，正是文学影响的种种复杂效果，才使其有别于其他如政治或哲学思想的影响，也赋予比较文学研究以特殊的意义和风格。如果不正视文学影响中的一脉相承与阴错阳差、大同小异与貌合神离、相反相成与泾渭分明等等既相似又不同之类关系交错并存的真实情况，那不但会把比较文学漫画化，更谈不上什么深入揭示文学内在的本质特征。而后一点正是人们搞比较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同时的歌德与黑格尔都对中国有片面的印象，但他二人并非一个是半斤，另一个是八两。要说“误读”的话，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这种不同是文学和哲学、感性和理性、美学和历史的不同。或者说，一个可以理解，应该谅解，而另一个则得锱铢必较，厘订辨正。理性必须名实相符，科学的真实尺度容不得想当然的神往或憧憬；而文学艺术的价值观念本性却允许甚至得益于作家们的非科学真实的幻想和虚构。这种名与实大相径庭的异地异国文学形象，之所以有意境，有耐人寻味之美，便在于它是与实在游离的“非我”之梦，是能从中窥见“他者”的“魔镜”。人们常把文学艺术比成“镜子”，可最不该忘记说明的还是这个“魔”字。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就有“魔力”，卡夫卡写《长城》比他的《城堡》更有东方“魔性”色彩。同样，杨武能在《歌德与中国》里说《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包含着歌德的复杂情感乃至体验，“渗进了不少德国的成分，再不能仅仅称作‘中国的了”，也是旨在发掘文学有别于一般科学的特色和个性的。这使人想起电视上那句流行的电脑广告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科学已经在借鉴文学艺术的联想特征，而文学艺术如果不能发掘出和自觉到自身的这种独特性，那不管转换比较研究还是别的什么研究方法，都是华而不实，与文学研究的宗旨南辕北辙的。

以这种眼光来看歌德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做比较研究，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他的“世界文学”的名言。歌德提出的这个与比较文学休戚相关的文学观念，本是与中国文学有瓜葛的。他早已表白过；“我坚信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而在未来的世界文学中，将为我们德国人保留一个十分光荣的席位。”后来又说，“我深信正在形成一种世界文学，深信所有的民族都心向往之，并因此而做着可喜的努力”。而正是中国文学使歌德的这一信念日久弥坚。他在读过明代小说《好逑传》后，深感“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和我们几乎一样，让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同类的人”，从而下了最后的结论：“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随时随地由成千上万的人所创造出来……民族文学在当今已没有很大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而我们每个人现在就应该出力，加快这一时代的到来……”

德国大文豪这么“崇华媚外”，不知是否会让那些痛恨“崇洋媚外”的中国人觉得宽慰，或者喜出望外。其实，当真如此，仍距离文学的三昧尚远。按科学理性来说，不管是中国人的“崇洋媚外”还是外国人的“崇华媚外”，都显而易见是谬误的。但文学艺术的“崇”或“媚”，则蕴涵着人们审美的旨趣，价值的期待，它们应该被体谅，也应该容许这样“非我”的心驰神往。那种认为“世界文学”便意味着未来文学的清一色面目，甚至奢望将来世界文坛是中国文学的一统天下的看法，并没比清末辜鸿铭宣称“中西固无二道也”的笼统预言有太大的区别和深化，也未必符合歌德“世界文学”范畴的本意。正如杨武能在《歌德与中国》一书里考索的，歌德确实有否定民族文学的不妥言词，可他毕竟多次说过这样的话：

既让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民族保持自己的特点，同时又坚信只有属于全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这样，就准保能实现真正的普遍容忍。

这儿讲的世界，并不意味着要求各民族思想变得一致起来，而只是希望他们相互关心，相互理解，即使不能相亲相爱，也至少得学会相互容忍。

好长时间以来我们就在谈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而且不无道理：须知各民族在那些可怕的战争中受到相互震动以后，又回复到了孤立独处状态，会察觉到自己新认识和吸收了一些陌生的东西，在这儿那儿感到了一些迄今尚不知道的精神需要。

这些话中多次出现的“容忍”和“精神需要”，不知道是否符合德文本意，但歌德旨在通过文学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心灵沟通与精神交流则是无疑的。也许这才是他说“世界文学”的本意罢。为旁证这一领会，不妨再复述一下在二十年代就被译为中文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里的一段议论，仿佛也有助于诠释“世界文学”的内涵。歌德在其中说：“的确，我们生来就爱拿自己和其他人反反复复比较；所以，我们是幸福或是不幸，全取决于我们与之相比的是些什么人；所以，最大最大的危险，就莫过于孤身独处了。”(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杨武能新译本)这段话在二十年代中国文坛对比较文学所知甚少的时候，大都被当做维特的人生体验来品味。其实现在看来，歌德这不是把比较方法与“世界文学”沟通起来了么？或者说，歌德所期待的是世界各民族借文学以彼此理解，反过来，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融汇和汲取，又可构成世界文学的恢宏整体。所谓比较，不是为了归一，也不单单是自我区分，同与异俱含其中，而且相互依存。这种以比较为方法特征的文学研究，是与“世界文学”的伟大远景密不可分的。如果能在这一层上加深认识歌德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那么《歌德与中国》对眼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便超出了那薄薄的页数了。

(《歌德与中国》，杨武能著，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七月版，4.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