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丽思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ZUniversite de Criteil。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Converza-tion，即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人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顶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拇指。

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么?”

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你的问题。”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脸，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

“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

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