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薇

蛇年正月初二，通往延庆监狱的路上，两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孤单地走着。一辆小轿车从后边开来——有希望搭车了！她俩兴奋起来，大喊大叫招呼它停下。可惜，车上的人要去看冰灯，跟她们不一路。又有一辆马车过来了。这回是同路。她们爬上去，缩在沾着马粪的草堆里，满足地长舒一口气。车主好奇地问：“大冷的天，你们不在家过年，上监狱干什么去？”

“我们是学通社的记者。早上一听说有个文艺团体要义务为延庆监狱演出，来不及多想就奔了长途车站。别人都凭提前买好的票上车，我们可没有，只好拿着介绍信冲司机售票员甜甜地叫‘叔叔、阿姨……他们看我们两个乖乖的小女孩，竟让我们上了车。这么容易就过了一关，我们可得意了。等车开起来才知道，高兴得太早啦。我们没座，只能站在车门前，那上面偏偏没玻璃，冷风呼呼往里灌。这么三个小时下来，腿早没了知觉，都不知怎么下的车。站那儿一瞧，周围那么冷清。早上那股热情劲早没了。可既已到了这地步，回头太没出息了，只得咬牙往前走……”

我就是她俩中的一个。那天采访结束时末班车已没有了，只好冒雪搭车回城。到家已是第二天凌晨2点了，妈搂着冻得只剩一口气的我，心痛得直掉泪。好在我们搞出了图文并茂的新闻，路上的辛苦得到了报偿。只是那挨冻的滋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其实对付大自然还是比较简单的。复杂的是和人打交道。在我的印象中，许多人都对我“另眼相看”。在大多数被采访者眼中，我是个学生而非记者，因此他们的“另眼”中既有为我的勇敢真诚所感而多加关照的“青眼”，也有因学通社的默默无闻而不屑一顾的“白眼”。

学校里的“另眼”则是另一种情形。不少人羡慕我小小年纪便有张PASS（记者证），可以“满世界溜达”；另一些则认为我太“自由”，“贵族意识”太浓。班干部曾严肃警告我，三次无故缺席班内活动，将受处罚。其实每次请假我都有理由，但心理上仍感到一种压力：本来，为了弥补当记者占用的时间，做个好学生，我已经要比别人多花精力了（甚至在采访时也要想想明天是否有测验），还要费神处好各种关系，真是够累的。

不过，我宁愿累，宁愿失败、遭白眼，也不愿重新缩回校园读死书。外面的世界太诱人了，我在那里运用着学校里的知识，积累着经验，更增强着自信。

学通社第6届社长竞选开始时，我进社才一年，敢和已有几年社龄的老记者竞争，完全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实力：全年发稿量我第一，最佳记者有我，优秀稿件作者有我……我信心百倍，以至连讲演稿也没写。

可是，真的面对近百位“选民”了，我紧张起来，很后悔当初没打一份草稿。我只能“胡说”了：

“你们知道我一天中什么时候最辉煌吗？——是晚上。这时候，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在纸上挥洒，可以自由自在地听‘苏芮，看‘席慕蓉，可以唱新学的歌，可以背秦观、苏东坡的‘妙词……这时候我最得意！”我的信口开河引得掌声四起。适应了情况，我镇定下来，看着会场3／4的女记者，开始进入“正轨”：

“为什么女生不能当社长？！前5届都是女生多于男生，可为什么总是男生当社长？男生能干的，难道我们女生干不了吗？第一个采访费翔、琼瑶、派克的不都是女生吗？……”场内笑声、掌声不断。

选票公布，有6年社龄的“元老”女记者林密荣任社长，我和另一女生则是4个分社长中的2个。这是“同事”们对我能力的一种认可，我不会辜负他们的信任，会在这广阔的天地里一直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