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勇

他们和我们一样。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在同一块土地上出生，同一块土地上成长，同样的社会文化背景，操同一母语，具有同样的生活习惯和同样的道德观念。这一切都完全相同，于是，当他们融于我们之中时，便毫不起眼，根本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他们和我们不一样。那本印有长期签证的护照，使他们拥有在中国以外某一国家永久居住的权利，也给他们带来了我们不曾有的经历。异国他乡，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他们有着令所在国公民肃然起敬的地位。在他们的名片上，赫然印着：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某国分公司或其它名称的什么公司的总裁或总经理的头衔。

这头衔意味着什么呢？

王何兴：智利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似乎是天意，他好像与那片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土有着不解之缘，1989年12月，当他走下舷梯，再度踏上智利国土时，那种初来乍到的新鲜感已荡然无存。

他对智利太熟悉了，从1984年底开始，他便以新华社驻圣地亚哥记者的身份在智利工作了，一干，便是4年多。随着工作日见成效，对祖国、对家人的思念也日见增长。当1989年他回到祖国，调到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后，他曾松了一口气终于能同家人团聚了。用句中国的古话——好景不长，很快他又被五矿总公司派回了智利。

此次，他是单枪匹马，任务是对五矿在智利投资立项进行考察。他知道智利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家，铜的蕴藏量居世界第一，无数的鱼群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游弋，每年出口水果约8亿美元。王何兴却另有所谋。80年代，全世界森林火灾频繁，木材短缺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严峻现实。覆盖在智利国土上的890万公顷森林，如同镶嵌在地球上的绿色宝石。他看中了这块宝石。

他收集了40多片林地的资料，又迅速从中筛选出5片进行重点考察。

1990年1月14日，他踏上了考察的征程。39小时的火车旅行之后，他坐进了林地主人的那辆拉达牌轿车。那是一辆破旧得无法形容的汽车，只须轻轻一提，方向盘便会掉下来。汽车在丘陵中蹦蹦跳跳地行驶着，车窗外淫雨霏霏，望着泥泞的道路，王何兴预感到今天会有些麻烦。他尽量不去设想这麻烦的类型，他闭上双眼，任凭汽车颠簸前行。他太累了，迷迷糊糊进入梦乡。一阵强烈的震动将他惊醒，他发现车内所有人都头朝下脑袋顶在车顶棚上——翻车了！

他们终于钻出了汽车，每人一身泥水，汽车底朝天扣在一个悬崖旁，崖下，是一条不知深浅的大河。好在没人受伤。林地主人望着四脚朝天的汽车，尴尬地笑了笑。雨中，王何兴和三个智利人迈开双腿向森林进发。然而，他们无法到达目的地，密密层层的原始森林挡住了去路。这是一片在可预见的时间里无法开发的森林，只好放弃。

第一次失败，他并未气馁。王何兴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的考察。终于，在距圣地亚哥1400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理想的林地。这是智利政府鼓励开发的地区，森林茂密，人烟稀少，1400公顷的森林中，长满了假山毛榉、菲律宾檬立木和罗汉松，这些木材在欧美市场上均是抢手货。一条简易公路从林间穿过，这为今后开发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王何兴用最快的速度写完了考察报告，向国内汇报。二月底，国内专家组赴智利做可行性鉴定，专家们对这片林地极为满意，于是一系列具体工作开始实施：聘请律师，了解智利有关国外投资的法律与政策，调查该林地是否有债务抵押和与邻近林地是否有地界纠纷，申请注册并花20万美元买下了一处公司办公及生活用楼。这一切都由王何兴一人操办。

1990年6月1日，正式签约付款，这片林地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所有。

1990年8月1日，圣地亚哥卡雷利亚宴会厅灯火辉煌。在智利五矿公司开业酒会上，面对包括5名政府部长在内的100多位智利宾客，王何兴以总经理的身份举杯致辞。此刻，他既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又隐隐感到一种压力。如今，他拥有的不仅仅是一片价值近50万美元的林地和一个原木加工厂，不仅仅是一个由中国和智利员工共同经营的公司，不仅仅是一座有着前后花园和游泳池的洋房，更重要的，他有了更为重大的责任。他必须合理地运用所拥有的一切来进一步开拓事业。

他必须每天坚持到凌晨1点不睡觉，因为此刻在世界的另一端正是国内上班时间；他又必须早晨7点以前起床，因为这时又到了智利人工作的时间，而中午又绝对睡不成午觉，因为外国人是不睡午觉的。他必须时常坐上如同风筝一般的5人座小飞机，赴远离圣地亚哥1400公里的林地现场视察。他紧张却有条不紊地工作着。自开业至年底260多万美元的贸易额是对他和他的同事们最好的工作鉴定。

他早已习惯了在国外的生活方式。但作为一个中国北方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在总经理的位置上却着着实实地别扭了一阵子。手边的电话铃响了，他自然而然地伸手去拿听筒；有人敲门，他下意识地离开座位为来客开门；汽车运来了生活和办公用品，他极坦然地和中外员工一起搬运。

终于有一天，他的智利律师向他提出了警告：“王总经理，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如果你总是干这些杂活，你将失去雇员们对你的尊敬。”从此，尽管在下班后他必须和中国员工一样轮班做饭，开一些没大没小的玩笑，但一到上班时间，他必须时时提醒自己：“王何兴，别忘了，你是总经理，你必须保持尊严。”于是电话虽近在咫尺地响着，也得由秘书走过来接，开门接客也是秘书的事，从汽车上往下卸货，尽管员工们累得大汗淋漓，他也得视而不见，坐在办公室里一动不动。当他以这种方式赢得智利雇员的尊敬时，他却隐隐地感到失去了些什么。

许建华：明巴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裁

使许建华愤愤不平的是，几乎所有与他初次打交道的外国人都以为他是日本人。这也难怪，我们起步太晚了，许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仍停留在留着大辫子，身着马褂，头戴瓜皮帽的阶段。

里约热内卢，一个没有夜晚的城市。每当夜幕降临，汽车灯、霓虹灯又将夜色变为白昼。这里，如同一个万国公司博览会，德国的西门子，荷兰的飞利浦，日本的兄弟公司……如今，一个让当地人听起来极亲切的名字MINBRAS（明巴斯），正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1988年10月才注册成立的中国公司，1989年出口贸易额便达1000万美元，1990年，又是一个1000万美元。

明巴斯已站稳脚跟，许建华却感到疲惫不堪。从1985年到巴西，至今已是第6个年头了，他很想回国，过上几年团圆日子，然而，这在近期似乎还没指望。

他对那种连过日子都像在工作的生活方式已经腻透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几年的工作经验，使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做出了上述评价。

1990年上半年，巴西市场黑豆告缺，价格不断上涨，许建华已发现这是个绝好的时机，恰在此时，一位客户欲购15000吨。这是一家在巴西势力浩大的公司，在以前的交往中给许建华留下了良好印象。很快，一份用英文写就的合同被双方认可。合同中规定了货物的种类、品质、价格、运输方式，保兑银行和付款银行均在美国，合同中还特别规定，货物的最终检验以中方商检的结果为准。为了落实货源，许建华还专程回国与卖方洽谈。

一切空前顺利。然而，这笔交易似乎在给人们不大熟悉的克里斯托里定律提供佐证，该定律的内容是：遭到失败是件麻烦事，但获得成功时，真正的祸患就开始了。

1990年，当一艘满载黑豆的货轮抵达里约热内卢时，巴西市场已充斥黑豆，其价格一落千丈。面对显而易见的经济损失，巴西商人开始动脑筋了。货轮先是在码头外飘泊了几天，继而转向圣保罗，然后又从圣保罗转回里约热内卢，时间在一天天地流逝，黑豆一粒未卸，虽然压船费在一天天累计，许建华却心平似水，他已把货运到，今后的一切将与明巴斯公司无关，他所等待的就是把几百万美元的汇票兑现。无奈，巴西公司只得卸货。

黑豆刚卸下一部分，许建华接到了电话，对方提出货物品质有问题，要明巴斯公司做出解释。许建华心头一紧，这类事不是没发生过，国内有些贸易部门不讲信誉，在出口物资中掺杂使假，外商提出索赔的事不是没有过。

当许建华带领工作人员扛着摄像机诚心诚意地赶到现场时，发现这次对方纯粹是找茬。对方提出这批货根本不是合同中所要的货，要求全部退货，且态度极为蛮横。此刻，许建华反而平静了，他对合同太熟悉了，他对对方的用意也十分清楚——转嫁危机。

于是，一场空前的贸易官司在地球的另一侧掀起了轩然大波。官司惊动了巴西外交部，双方的律师唇枪舌剑，官司从巴西地方法院打到纽约地方法院，继而升格到全美联邦法院，不能再升格了，再升格此案将会交至全美最高法院，那样的话，“明巴斯黑豆案”便会与“水门事件”和“伊朗门事件”齐名了。

这场官司一波三折。在等待最终判决的时候，明巴斯公司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就连巴西雇员也是一脸阴郁。作为总裁，许建华深知一旦输了官司对他、对明巴斯以至对祖国将意味着什么，前景未卜，他心中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然而，他必须以微笑来表达他的自信，同时把这种自信传达给每一个雇员。让微笑掩饰内心的压力，那些日子，他确实感到心力交瘁。

官司打了几个月，其中的波折是难以用寥寥文字记述的。

1990年12月20日下午4点，最后的判决从美国传来——明巴斯公司获胜，办公楼内一片欢呼。此刻，许建华坐在那把舒适的总裁坐椅上几乎站不起来了。

短暂的回国，稍事休息，他又回到里约热内卢。那扇巨大的窗户正临大街。里约街头热闹非凡，无数服装怪异的巴西人拥上街头，跳起奔放的桑巴舞，又一个狂欢节来到了，明巴斯的小伙子们也挤进了狂欢的人群。与此同时，在另一个世界，祖国的亲人正在采购年货，准备过一年一度的春节。

小伙子们总要回来，总要在静静的公司里过春节许建华打开柜子，里面有一副麻将，几副扑克。春节怎么过？是“垒长城”还是“拱猪”“升级”“敲三家”？不知道。不过有点可以肯定，这又是一个在国外过的最没中国味道的春节。

逐步开放的中国，已渐渐和整个世界的经济融为一体。当外国资本涌入中国时，中国同时也在向外投资，正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促使世界经济向着多元化发展。五矿公司不仅在巴西、智利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产业，而且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投资；中国不仅是五矿公司在海外有投资，其它行业也有海外投资。

王何兴和许建华决不是中国海外总裁中唯有的佼佼者，但他们是个缩影。他们在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中，以我们无法体验的方式工作、生活着。

的确，他们的生活是舒适的，工作条件是现代化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想将自己持有的具有永久居留权的护照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户口，长年在国外操劳，他们太怀念祖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