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放中

在人生的阶梯上，我正勾着腰向前、向前……那是无尽的渴望。

1那时我还不懂事，但那时的经历就像一场梦。我来到这个世界，望着窗外的杨树叶绿了又绿，当新叶儿第三次绽开时，小儿麻痹症的病魔将木拐杖、钢脚架与我的双腿紧紧绑在一起了。我的日子在跌倒、摔伤与顽童们的嘲笑和推打中慢慢地度过。也正是这时，人的生存本性也就呈现出狼一样不屈的野性和顽强活下去的追求。

1959年伴随着一场政治大风暴，我们一向敬重的父亲成了冲击对象，他永远失去了工作。多少次，妈妈总是搂着我无可奈何地对爸爸说：“你要抗日为什么不到延安去？”这个黄埔军校六期的学员则垂下过早苍白的头，而我，却有了更多的辛酸：一个肢体不健全的畸形人，又成了黑五类的崽子！

初中刚毕业，我们一家4口人随年已六旬的父亲下放到了农村，在8平方米的茅草棚里安下了家。

对于生活我不敢再有侈望，但还未泯灭一丝梦的追求，总得干点什么。生产队安排我看稻田，我拄着双拐边“跑”边吆喝着赶偷食的鸡与麻雀，这似乎是最轻松最照顾的农活了。可这些小动物居然也欺负人，我到东头，它们就奔向西头，没等我到西头，它们又奔到了东头。我坐在田梗上，心中是欲死的绝望。我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心中一直有自己的楷模，那都是些逆境中闯荡出来的伟人：司马迁、孙武、保尔、华罗庚……然而英雄战胜困境和自己在困境中实践人生毕竟是两回事，想像总是不如现实严酷。我怎么办？苍天赋予我热情、渴望的头颅，却给了我一个残缺可怜的肢体！我该怎么办？

2一天早晨，一阵凄惨的哭声惊醒了我，那是陈大叔的7个孩子的悲恸。40多岁的陈大叔死于结核性脑膜炎。我站在他的屋前，为他的家庭悲伤。突然我对自己说：学医，我为什么不学医呢？！

第一次，我仿佛看到那高高的台阶对我发出了微笑。

父亲很快为我买了中西医书籍和针灸，我一边看书一边在自己身上练习，那纤细冰凉的银针扎遍了我身体的每一个穴位，我细细地提插、捻转，体验每一个穴位的酸、麻、胀。对着镜子扎面部穴位，眼眶周围血管特别丰富，一刺激就青一块紫一块。但我一天也不敢停下，心中不能舍弃的是那一级级呼唤着我的台阶。闯过针灸关后，我又买来一些中药，一样样地辨别形状、品尝味道、背诵功能。

我做了自己第一个病人。我那只残疾的腿温度很低，有时冷得发痛，于是我选择了几组穴位用银针治疗，没过多久，腿部再也不冷痛了。小队会计成了我的第二个病人，他患恶性疟疾，瘦得只剩皮包骨了。我用银针扎了几个穴位，又用截疟的中药内服外敷。第二天，疟疾就被制服了。这一下我成了村头茶余饭后龙门阵的热门话题。

第一次，关在8平米的小屋里，我的眼湿润了。在艰难的人生里程中，我又有了一副精神的拐杖，它支撑着我，我是一个站起来的人了。

1974年，我们好不容易成了落实政策的对象，全家返回武汉市，我又成了街道里年龄最大的待业青年。每每有招工单位来，一听说残疾人就摇头。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我不敢放任自己，一方面坚持义务为邻居、亲友治病，一方面坚持到湖北医学院旁听。

我一边学一边在街道的医疗站干，走街串巷为病人治疗，居然治好了一些偏瘫、精神病、腰腿病、子宫肌瘤等患者。有位吴大妈中风在家，瘫痪不起，家里没有人照顾，我一天几次到她家帮她针灸、推拿、熬药，14天后她起床走路了，不到一个月就完全恢复了健康，她老泪纵横地说：“是你救了我的命哇！”我扶着她颤抖的手说：“大妈也是你救了我呀，是你的康复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1976年在我治疗的一些病人亲友的多方努力下，我终于被安排到一所街道卫生院，但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资历和文凭的初中毕业生，最好的安排是去做挂号员。

这是一所小得不能再小的医院，它位于市郊，却有不少病人就医。在狭小的挂号室里我忍受了酷暑严冬的考验，每天下班后我还要赶到协和医院夜大上课，常常是夜里10点钟才能吃到晚饭。两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

卫生院里没有针灸科，许多病人要求针灸治疗，在领导的支持下，我这挂号员便利用工作之隙——上午11点，下午4点以后——为病人扎针，还办起了家庭病床，午休时到病员家中去治疗。就在这样不肯松懈的努力下，1978年在全市医务人员业务考试中，我以全区第一的成绩为医院争得了荣誉。

但这些远远不是我的目的地，我多么渴望在医学知识上再上一个台阶，我想读书，我很想读书！

高考制度的恢复给了我一个朦胧的希望。1978年5月底我到市招办去，我记不起自己对接待人员说了多少话，她终于以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接受了一个年轻求知者的意愿。我报考了！

对于一个初中毕业生来说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利用业余时间学好高、初中的课程，这是难以想像的。报考以后的日子是没有白天黑夜地拼搏，困得实在不行了，就给自己扎两个穴位提神。考前7天我终于病倒了，在急诊室里躺了4天后，我被确诊为右肾结石梗阻、积水、功能亏损，需要尽快手术。在一阵阵的绞痛中我求医生给我一点支持，让我去闯一闯那曾经对我关闭的大门。

考试结果，我成绩合格但不能录取。理由很简单：身体残疾！

1979年，武汉市在集体、个体中医中招收44名中医人员到各大医院，1500人中我名列第6。但没有录取，理由很简单：身体残疾！

1981年我报考中医《内经》专业研究生，这个专业招生2名，我名列第2，还是没有录取，因为身体残疾！

1982年我还幻想报考中医妇科专业研究生，并暗暗下决心要争取考个第一，却连报考资格也取消了——残疾人不能报考。

我没有办法叙说那样一种痛苦，有时脑子里一直轰鸣着：既生我，何残我？！既残我，何绝我？！痛苦得什么都不想干。终于，我还是战胜了自己，没有允许自己沿着消极、颓废滑下去。我残了，但绝不废。我已有过这样一种人生体验：当我治疗了病人时，当我的医学论文刊出时，当人们以赞许的目光注意着我时，我感受了我存在的美好，我正在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如果说社会承认是人们最大的渴望，我已从病人的笑语、每一次合格的考试答卷上得到。

3为了鼓励我的努力，组织上给予我很多的荣誉：武汉市自学成才先进个人、武汉市五讲四美三热爱先进个人、新长征突击手。

我还是我，每天孜孜不倦地在医学的土壤上辛勤耕耘；我又不完全是我，当我的良师益友、武汉市职工医学院的李和平老师同我一起走进省招办，把我的各种荣誉证书、发表的医学论文、成果证书摊在桌上时，热情、正直的鄢明科长感动了，在他的帮助和一再努力下，我终于在报考期限的最后一天——1984年12月5日下午拿到了报考表，我取得了报考中医内科研究生的权利！我怀揣着报考表，就像揣着十世单传的独生子一样：学校已经有言在先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离考试只有两个月，我玩命了。

但身体毕竟不是钢铁铸成的，考试前第8天，我又病倒在床上了，消瘦、恶心，连喝水都想呕吐，只好靠输液维持。好心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去参加考试，只有李和平老师说：“去，一定要去，就是死也要死在考场上。”在生存时间和生存质量上，我选择了后者。我强迫自己吃下东西，拖着10斤重的钢腿架和残疾的腿向考场走去。一阵恶心一股酸味涌上来，我咬牙吞下去了，却引来了更为强烈的恶心感。终于，吃下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虽然已经把毛衣、棉袄、大衣都穿上了，还是冷得手不听使唤。恶心感像潮水一样一阵阵涌来，我拿起妹妹分手时留下的一块桔子皮拼命地往下咽，慢慢地我平静了下来，拿起笔飞快地做着答卷……

1985年7月8日，难熬而又难忘的日子。所有的考生早在6日都接到了考分通知书，唯我没有。我的病员朋友帮我弄清了我的考试情况：全国报考中医内科专业的十几名考生中，只有我1人的分数上了线并超过了几十分，而唯一的一名录取指标却拨给别的专业录取了。我不在乎录取不录取，却很在乎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我要捍卫它！我向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写信，要求得到公正的待遇。在这节骨眼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组织的部分省、市残疾人职业技能选拔赛在武汉市召开了，邓朴方同志来了，在《三月风》杂志社孙中华同志和湖北省假肢厂吴定树厂长的帮助下，几经曲折和戏剧化的大起大落，我终于将我的情况报告书送到邓朴方理事长的手中。在湖北省王利滨副省长、民政厅崔延平厅长和武汉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多方的关怀、帮助下，我被破格录取为中医内科研究生。

3年之后，我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医学硕士学位，并从事为残疾人服务的事业——开拓祖国的第3医学——康复医学。

那一段荆棘丛生的路，我终于步履蹒跚地走过来，我感到过累，但从没有失去热情。我站在今天这个人生的台阶上向后看着我走过的那一道道阶梯，上面坑坑洼洼，甚至血迹斑斑，我忽然感到这一切都那么的微不足道，它们在我的脚下都已是过去了。我转过身来，面前还兀立着一级一级更高的台阶，那儿似乎传来了一声声遥远的呼唤，催促我快步向前、向前，令我激动和震颤。我知道我会用毕生的力量去帮助残疾的和不残疾的人们去攀登他们的人生台阶，至少不要像我这样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