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行钺

犹如意大利的歌剧，中国的京剧和苏联的芭蕾舞，美国的西部片堪称美利坚表演艺术的国粹。近一个世纪以来，它们既深受本国人民的喜爱，也产生过广泛的国际影响。西部片不仅有其娱乐价值，而且还折射了美国的民族特性，反映了美国社会变迁的一鳞半爪。西部片曾经有过享誉一时的黄金时代，但如今正在由盛转衰，在竞争中求生存。

西部片最直接的来源当推美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一角钱一册的西部小说。小说的情节、人物、地域、风俗都成了日后西部电影的“参考系数”。西部小说风光了三十多年便开始走下坡路。西部片借此契机代之而起。小说的热心读者成了电影的踊跃观众。

美国人喜爱西部片有其心理因素:他们崇尚开创，具顽强拼搏的天性。

美国的类型片中，西部片的特点最为明显。早在1894年爱迪生等人就制作了第一批西部片，但直到1903年埃德温·鲍特推出《火车大劫案》，才奠定了西部片的基本特点，而1939年约翰·福特的《关山飞渡》问世，西部片的特点始告全面形成。

时代背景:时间跨度为1860年至20世纪初叶。这期间，载入史册的大事件有:东部居民西进拓荒、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林肯遇刺、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接通、电话局开始营业等。西部片制作者无不从中撷取一、二作为开展故事的“大气候”。只是西部片反映的历史风云远非翔实的美国西部史，影片只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

地域跨度:西部地区，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十一个州。那里有峡谷巨川、碑岩荒原。在景色奇丽的土地上散布着土垒、城堡、印第安人聚居地以及仅由一条长街组成的边城。险山恶水既铸造了宁折不弯的硬汉和性格粗犷的男男女女，也酿就了杀人越货的亡命草寇。

行为准则:美国素来自诩以宗教与法律作为持家治国的两大支柱。政府用宗教控制人民的心灵，以法律规范人民的行动。西部地区教堂寥寥无几，法律鞭长莫及，就以村规民约指导人们的行动。好汉与歹徒、警官与盗匪争斗时则靠不成文的行为准则搞“公平比武”:双方恪守武器相同(刀对刀，枪对枪)机会均等(正面攻击，不打黑枪)的原则。而英雄人物往往后发制人。

正面形象:行侠仗义的牛仔、代表城镇良心的警长、保护驿车的好汉。同歹徒、草寇决斗时他们智勇双全，以寡敌众，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几乎是一种超前意识，以至浅薄的村民对他们心存疑窦，为寻求理解而苦恼的孤独英雄，因此流露出忧伤的神情，最终胜利到来的时刻，村民涌出为之庆功，而英雄则激流勇退，策马他乡。

反面角色:与正面形象构成二元对立。他们是拦路打劫的草寇和印第安人，突袭村落的歹徒和鱼肉镇民的地头蛇。他们人多势众，但结局是十死九伤，以失败告终。

妇女形象:刚毅、热情的西部姑娘和温文尔雅的东部淑女。她们循循感化持枪人少杀生灵，为影片注入人道主义气息，也为打斗剧情起了缓和气氛的作用。

五大战场:1.开阔地:旷野、丛林、峡谷、长河；2.镇城一条街；3.酒吧；4.妓院；5.旅馆。

《火车大劫案》是早期西部片的一本“描红簿”。它的走红刺激各制片厂纷纷效尤。于是出现了固定的情节:忠勇的牛仔堵截卑怯的歹徒，恢复法律与秩序；必备的道具:奔马、六响枪和飞驶的火车；惯用的摄影手法:迅速的交切及移动和特写镜头。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导致劣质“牛仔片”充斥银幕。从1903年到1922年的二十年间，西部片不脱公式化的窠臼。

1923年詹姆斯·克鲁兹执导的《篷车》问世。结束了西部片廿年的徘徊局面。这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它表现了庞大的篷车马队横越美洲大陆的壮观景象。印第安人千军万马出击，马车队飞越激流险滩，场面惊心动魄。

克服奔马及飞车上的录音障碍后，1929年有声西部片登场。1930年同时涌现出三部较成功的作品:《弗吉尼亚人》、《比利小子》和《山间大道》。值得一书的是贾利·古柏和约翰·韦恩分别在《弗》、《山》两片中首次挑大梁，西部片最重要的明星于同一年诞生。从此，古柏开始闯荡西部三十年的生涯，而韦恩则当了近半个世纪的西部牛仔“专业户”。

好景不长，兴旺一年之后，“牛仔片”马失前蹄，再度跌入低谷，重复默片时代“兴一衰九”的恶性循环。

随着1939年这一佳作迭出的好莱坞奇迹年的到来，福特推出力作《关山飞渡》，西部片复苏。

《关山飞渡》是一部震撼影坛的巨作。奥森·威尔斯在开拍《公民凯恩》的前几年，踏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门槛，连续看了四十遍《关山飞渡》，研究其导演手法与摄影技巧。《关山飞渡》对美国乃至世界影坛的导演都是一本优秀的教科书。

1947年后麦卡锡主义肆虐，疯狂反共，非美活动委员会渗入好莱坞打击进步力量。有骨气的编导则用电影武器对抗政府的专制。由贾利·古柏和葛丽丝·凯利主演的《正午》(1952)便是隐含反专制内容的经典西部片。编导匠心独运，以警长形象代表因“拒绝作证”而被捕入狱的“好莱坞十君子”，以匪首暗喻麦卡锡，而镇民是影射那些苟且偷安的“惊弓之鸟”。此片编剧被列入黑名单，旋即流亡欧洲。

随着朝鲜停战，斯大林去世和麦卡锡主义寿终正寝，五十年代中后期的西部片奏出了宽容、友爱的曲调，反映了美国人民对和平共处的渴望。有些影片甚至出现人民同政府辩论，力主以和谈代替军事对抗的场面。《憩息的公牛》、《离弦之箭》、《白羽毛》等片为这一倾向的代表作。

六十年代初期的西部片已偏离传统西部片的旧轨道。往往影片的前半称颂边陲环境中的个人自由与自发的创造性，认定现代社会是闭锁的、机械的、束缚个性自由的，但在审视西部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和较量后则哀叹:“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1967年阿瑟·潘的强盗片《邦尼和克莱德》为“社会的弃儿申张正义(导演语)，为电影中表现暴力与性鸣锣开道。美国电影界骚动了。继之，1968年审查制“息影”，分级制“淡出”，从此好莱坞就百无禁忌了。

西部片抓紧开放良机，帕金佩首尝禁果。他给七十年代的献礼是端出震惊银坛的《狂野的团伙》(1970)。帕金佩借助特技摄影拍出机枪扫射下血肉横飞的惨烈场面，用慢镜头把垂死挣扎化作芭蕾动作。评论界对此片毁誉参半:高度评价它的导演手法、现实主义和视觉效果，严厉遣责它的野蛮暴力。

1976年，西部片再次复苏，一年之中连连上映六部新作。其中约翰·韦恩主演的《神枪手》最耐人寻味。年迈的枪手为正义而捐躯，他的崇拜者，一名三尺童子为他报仇雪恨。

无庸讳言，自1976年至今西部电影始终在周期性危机中挣扎。期间，纵使有杰克·尼科尔森的喜剧《南行记》出台，有1981—1982年东山再起的尝试，但均未能力挽狂澜。七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电视西部片逐渐取代电影西部片的趋势，连高龄的柯克·道格拉斯也加入了电视牛仔的行列，他1984年拍的《拔枪!》收视率名列前茅。

九十年代的观众在温馨的家庭氛围中既能一睹古柏、韦恩的英姿，也可欣赏新西部英雄的风采。当今西部好汉非凯文·科斯纳莫属，他执导并主演的西部史诗片《与狼共舞》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中风头占尽，一片独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电影编辑、最佳电影摄影、最佳电影音乐、最佳音响等七项奥斯卡奖，该片把美国观众再次拉回到跑马疾风枪弹飞烟种族冲突的西部天地，魅力不减当年。西部片与美国人同在。

(文良摘自《大众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