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大使，他是位哲学家、社会评论家、发明家和畅销书作家。本文是他的女儿林太乙撰写的有关父亲的回忆录。

我父亲林语堂于1895年生于福建龙溪县一个小山村，排行第七。祖父林至诚是长老会的牧师。父亲8岁时就立志长大了要当作家。在他上小学时，老师对他的一篇作文写了这样一句评语:“此文犹如大蛇游过水稻田。”意指他辞不达意。我父亲当即反击道:“小蚯蚓渡沙漠”。他把知识比作沙漠，自己是追求学问的小蚯蚓。

没有钱不要紧!

我父亲离开福建山区来到上海就读圣约翰大学。他在圣大读了一年半，英文就过关了。他还修神学，希望与祖父一样成为一名牧师。但在读了许多科学书籍后，却开始怀疑基督教文。暑假回家，祖父听到他说把圣经当作文学来读时，吓得惊惶失措。回到上海后，他专修语言学。二年级结业时，父亲4次上台领奖。此事轰动了全校，也传到了相邻的圣玛丽女校。在那里，父亲邂逅了一位来自厦门姓陈的漂亮女学生，她的父亲是位医生。陈医生不赞成女儿与穷牧师儿子结婚，并为女儿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对象。他想起邻居廖悦法(音译)也有个女儿名叫翠凤，不如由他来替语堂做媒。语堂知道后感到自己受了羞辱。他告诉大姐，他爱那位有钱医生的女儿。姐姐骂他，“你怎么这么笨，你怎能养得起她?你是想吃天鹅肉?”父亲看到他与陈医生女儿的婚事无望后，回到上海时好象变了一个人。第二年暑假回厦门时，他到廖家吃饭。翠凤躲在屏风后看着他。廖家也很富有，拥有店铺和货栈。翠凤的母亲问女儿:“你觉得怎么样?语堂是位有才气的孩子，不过林家很穷。”这时候，她说了句连自己都感到吃惊的话，“没钱不要紧。”不过父亲1916年从圣大毕业后，没有与翠凤马上结婚，而是接受清华大学之聘北上任教。在北京他结识了著名学者胡适，两人一见如故，成了好友。语堂在清华教满3年书，他已有资格去美国学习了。结果他拿到了半官费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进修现代语言。这时翠凤已24岁了，如果再不娶她，带她去美国就对不起她了。

更加亲密

夫妇俩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租了两间房间。翠凤决心要做个好女子，当丈夫告诉她自己在书中看到的一些事时，她听得很认真。当她告诉丈夫该去理发或换手帕时，父亲常常不耐烦，但还是笑道:“我以为我早小学毕业了。”抵美又一年后，父亲的半官费津贴取消了。翠凤又不愿向娘家要钱。无奈之际，他只好打电报给胡适，请胡适为自己向北大申请预支1000美元，因为出国前他已与北大签约，学成后到北大任教。不久胡适寄来了1000美元，但这笔钱无法使他在哈佛读完硕士学位。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派了15万劳工去法国，语堂接受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差使教这些劳工识字。他和妻子去了法国东部小镇勒克勒佐。当他在那儿积了些钱后，便自学德语，申请进入德国吉思大学，因为那里生活水平低。父亲在那里补足了他在哈佛所缺的学分，领取了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来他要胡适帮他向北大再借1000美元，到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写信告诉了祖父，林牧师非常高兴，并为此感到自豪。但这位牧师没有等到儿子学成回国，就于1922年在家中病逝了。当1923年父亲带着妻子回到北京时，他感谢北大向他预支2000美元。“什么贷款?”校长问，这时语堂才发现这2000美元是胡适自己掏腰包的。

有良心的知识分子

回到北京，当时中国正处于政治多变，军阀割据年代。父亲在北大英文系任教，课余写些文章抨击政府的腐败和无能。1926年3月天安门广场前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帝集会。当时父亲还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兼教务主任。这一天早晨8点，他平时喜爱的学生刘和珍打电话请求他批准学生停课一天，参加示威游行。父亲批准了。当天下午2点，父亲听说刘和珍死了。他撰文痛斥当时的中国政府，主张成立反对军阀政府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团体。

自从这次屠杀后，段祺瑞下令逮捕50位教授和编辑，父亲也被列在名单上。后来全家逃进一家法国医院避难。3个星期后，父亲离开北京去了厦门，他在厦大任文科主任。同行的还有鲁迅等一些著名作家。1年后，父亲离开了厦大到武汉政府外交部任职，因为当时的外交部长与父亲在北京时关系很好。1927年，蒋介石军队推翻了武汉政府，建都南京。父亲也离开了武汉，全家都搬迁到上海。在那里他开始编写《开明英文读本》供初中生使用，该书出版后不久便畅销全国。

幽默大师

1932年父亲在上海创办《论语》半月刊。他当时在中国已是位很有声望的学者了。《论语》以幽默和讽刺为其特色。父亲从此也赢得了幽默大师的称号。1934～1935年，他先后创办《人世间》和《宇宙风》两本杂志。同时在英文《中国评论》杂志上写专栏文章。此外编辑了1本类似牛津简明词典的英文词典。对他来说，生活就是一次追求知识的旅行。他研究中国、希腊、法国、英国等国哲学家的学说。父亲常说:“我象只气球，若不是凤紧紧地拉着我，不知要飘到哪里去了。”母亲听后总会骄傲地附和。母亲生了3个女儿，但父亲从不在乎，他不信传宗接代那一套。他写道:“生活真象一个梦，我们人类就象在永恒的时间河流里顺流而下的旅客，在某处上船，又在另一处下船，为的是好腾出空位让其他在下游等候上船的人上来。”

山地的儿子

1936年父亲已41岁了。自他离开家乡的山地以来，常使他想起家乡那起伏连绵的山峦；他的简朴、美好的童年岁月，以及祖父传授给他的崇高的理想。父亲说:“如果你生长在山区，本质上你永远是个山地的儿子，这是不会改变的，我家乡高耸的群山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看法，山使人敬畏，逼人谦虚。这些山给了我没有任何人能从我身上拿去的财富，坚强和独立。”1936年在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的建议下，我们全家去了美国。父亲原打算只在美国逗留一年，但1937年爆发了中日战争，我们不得不推迟回国。在美国，父亲开始写《生活的价值》一书，这是他最著名的书，成了1938年美国的畅销书，被译成12种文字发行。但成功并没改变我父亲，他说:“我仍是孩子，一个睁着一双眼睛注视着这个奇异世界的孩子。”

发明家

二次大战结束后，父亲开始了一项把他弄得负债累累的冒险计划。他决定发明一部无需受过训练，任何人都会使用的中文打字机。父亲已编写过一些稿酬可观的书籍，包括1942年的那本《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他认为已有能力承担这一工程所需的费用。父亲为了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专程去英国找人制造打字机模型。结果耗光了他的钱，回来时，口袋里只有3角钱，多亏了一位姓董的朋友资助。他是位古董商，借给我父亲几千元。1947年5月，父亲发明的中文打字机问世了。他给这部打字机取名为“明快”(明了和快速)。1948年美国摩根索拉排字机公司和父亲签约，取得了制造这种打字机的专利权，为期两年，每6个月付给父亲5000美元。以后摩根索拉公司又以2.5万美元买下永久专利权，每生产1台付定价5%给我父亲。但终因成本太高，该公司没有进行制造。

赴法国任职

1948年，父亲受聘到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美术及文学组主任。父母卖掉了在纽约的公寓，以偿还一部分债款。就在离开纽约的前几天，突然美国税务局来了封信，通知父亲在离美前需付清3万多美元的所得税。父亲又再次向姓董的朋友借，连同父亲著作的版税一起才交清，赴巴黎就任。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父亲撰写备忘录、报告和出席各种会议。他发现此任太繁重，实在力不从心。当我再次见到父亲时，发现他人已瘦了，头发也脱掉了不少，这时他才54岁。1948年父亲辞去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职务，从巴黎搬到了法国南部戛纳，住在那个姓董的古董商朋友的小别墅里。父亲喜爱法国南部的风光，他渴望过一种恬淡简朴的生活。因为母亲牵挂我在美国的妹妹。所以他们又搬回纽约去了。

南洋风波

1954年10月，应新加坡侨界之邀，父亲又带着全家去新加坡就任南洋大学首任校长。这是新加坡侨界在英国这块殖民地上创办的第一所中文大学。父亲认为，被邀出任南洋大学校长是件难得而又使人激动的使命。可惜在父亲抵达新加坡前，那里的政治气候已变得不利了。在新加坡住了6个月后，便和母亲又回到法国戛纳。这时父亲已60岁了。

定居台北

1965年，父亲已70岁了，他觉得自己该回到东方。他去了一次台湾。在那里，他发现当地人讲的是他家乡的闽南话。他感受到与他们有一种血缘关系，便决定定居台北。在台北，父亲为报社写“无所不谈”专栏，并转载在世界各地的中文报纸上，拥有500万读者，1969年父母庆贺他们结婚50周年，父亲为自己的3个女儿感到骄傲，一个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一个在台北故宫博物馆工作，而我当时则是《读者文摘》中文版主编。

事业的顶峰

1969年父亲出任台湾笔会会长。1972～1973年父亲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同时他组织了一套班子，开始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大词典》。父亲当时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废寝忘食。《林语堂当代汉英大词典》于1972年10月在台北出版。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编纂的汉英词典。《纽约时报》誉之为“世界上两大语系沟通的里程碑”。1975年10月，香港的一些朋友为父亲举办了80岁寿庆。台北的朋友为他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祝寿会。他唯一想得到而最后没拿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但父亲以他一贯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待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他说:“我们要讲道理。我们对生命不可要求太多，也不可太少，一定要抱有一种现实态度。”我原以为自己对人生了解甚多，但父亲的一番话好象又替我上了人生一课。当波士顿的西蒙斯学院A.J.安德逊教授编纂了一本《林语堂:一位最知心的朋友》，父亲为该书作序说:“我喜欢中国以前的一位作家说过的话:‘没有人逼古代圣人说话，但他们心血来潮时，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有时议论大事，有时抒发己见，说完了就走。我也是这样，我的笔写出了我心里的话，我说完了也要离开了。”我看了这段话吓了一跳。难道爸爸对他的死也有某种预感?

1976年3月26日上午10点10分父亲因心脏病在香港逝世。

父亲获得的颂扬多不胜数，其中美国《读者文摘》创办人德威特·华莱士，他称父亲“是位多才多艺、成就非凡的伟人，是位使我们生活过得更丰富的国际文化人士。他自己认为，他编纂的那部词典是他事业成功之冠，但任何读过他作品的人都知道，在他这顶桂冠的四周还有许多与之相辉映的瑰丽的珠宝。”

我们护送着父亲的灵柩到台北，安葬在阳明山家中的花园里。

(付文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