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铭

老苏头终于抗不住了。“给我支烟。”他说，双眼浑浊不安。

孙志德，这位看上去50出头，实际只有38岁的派出所所长，已双眼红肿。烟盒里只剩几支烟了，他抽出一支，扔给老苏头：“撂吧（交待）。”声音平静、低沉，却透出一股撼人心魄的压力。此刻，已是凌晨4点。

老苏头撂了。像开了闸的大堤，老苏头一口气撂出30多个卖淫妇女和嫖客的名字。每说出一个名字，在门口等了一夜的干警便出去两个，继而，警车闪烁着警灯呼啸而去。这是扫除“六害”战役中北京市朝外大街派出所破获的第一个大案。

战役初始，大批可疑分子已纳入干警们的视线。群众向管片民警贾建琪反映，有一个姓梁的女青年，没有任何工作，却花钱如流水，出出进进车接车送，而且常常夜不归宿。小贾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所里作了汇报。

“肯定有问题，传她。”所领导当机立断进行部署。11月30日，当梁正在朝阳区工人俱乐部前为卖淫妇女拉皮条时，被当场抓获。梁供认，自1987年以来，她共向国内外嫖客卖淫100多次，同时说出曾去一个姓苏的老头家里干这类皮肉生意。苏提供场所，专门容留卖淫妇女，从中捞钱。

老苏头叫苏之福，明里摆摊卖糖葫芦，暗里却利用家中的两间小平房，干这些肮脏的勾当。苏之福是条嗅觉灵敏的狐狸，扫“六害”的运动刚刚开始，他便明白了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命运。当干警们来到苏家时，苏之福早就溜了。

他能溜到哪儿去？派出所调来苏之福的档案，几路人马跑遍了北京城区，找到了苏之福所有的亲属以及和他有联系的人。12月3日晚10点，通过各方面的调查，确认苏之福已逃回河北省枣强县老家。

刻不容缓，副所长毕玉文率领几名干警，每人带一个火烧一壶水，立即驱车奔赴400公里外的枣强县。骑摩托车在北京跑了整整一天的贾建琪也上了车。

4日凌晨6点，苏之福被从梦中叫醒，下午4点被带回北京，5点，他便坐在了孙志德的面前接受讯问了。

“要抓就抓，要杀就杀，让我说出点什么，没门！”老苏头梗着脖子，一副蒸不熟煮不烂的架式。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流逝，政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老苏头终于开口说话了。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破了这个大案，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反响，群众拍手称快，犯罪分子受到了强大的震慑，先后有7人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干警们累坏了，小贾一回到北京便呕吐不止，被送进了医院，毕玉文发起了高烧，孙所长眼圈乌黑。

“这，没什么，习惯了。咱们是干这个的。”孙所长平静地说。

如果说朝外大街因历史原因留下了苏之福这类残渣余孽，那么三里屯地区则因林立的使馆和外交公寓使一些人萌生了邪念。

据统计，北京市有酒吧24所，朝阳区占了16所，而三里屯就有12所。面对这些拼拼凑凑突然冒出的酒吧，当地居民本没有介意。天长日久，问题来了。出入酒吧的除腰缠万贯的个体户和各种肤色的外国人，还有一些浓妆艳抹的青年女子。当这些女人出来时，常常是钻进外国人的汽车。

“太不像话了。丢人，丢北京的人，丢中国的人。”居民们看不下去了。

扫“六害”开始后，三里屯派出所的干警们对酒吧进行了突击清查。清查结果，使人们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很多酒吧与卖淫活动有牵联。那些不法之徒盯上的是外国人和个体户鼓鼓的腰包，无论是暗娼还是拉皮条的都认为三里屯是个“绑大款”（有钱人被称为“大款”）的好地方。酒吧老板和暗娼们达成了默契，酒吧老板提供谈交易的场所，暗娼为老板拉生意。每当夜幕降临，那些“大款”们走进昏暗的酒吧，花枝招展的女郎便会主动攀谈、陪酒，“大款”们正求之不得，点酒？行，一杯SO（酒名）80元外汇券，女郎一杯，“大款”一杯。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当女郎出门钻进“大款”的汽车时，老板的钱匣里已满是花花绿绿的钞票。

有些老板们赚酒钱已不满足。玫瑰酒吧的段长义，竟包租了一所单元房，每当暗娼和嫖客谈定了生意，喝够了酒，他便会领着一男一女走向那所房子，先交上100元，段长义便掏出钥匙开门，给“方便”。而三A酒吧的老板更绝，他利用场地有单间的便利，无论是否喝酒，进门便要50元。

他们钱赚足了，中国人的脸也被他们丢尽了。无怪乎当民警查封几个酒吧时，周围群众鼓掌、喝彩。

据三里屯派出所副所长郑辉介绍，那些暗娼们没有文化高的。这些人，只认钱，不要脸，一个暗娼交待，她向外国人卖淫一次竟收700元外汇券。这些人，赚钱赚疯了，染病、社会舆论，全不在乎。

“这些人交待问题时，我们听着脸上都挂不住。”郑辉说。

“要说我们这些人，只用一个字就可概括——贱！”崇文区公安分局治安科副科长吴大征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当然不是下贱，而是贱骨头，一天到晚累个贼死，收入也不高，可一遇到案子，都拼命往上扑。你说，这不是贱么？可这贱毛病，改不了，谁也不愿意改。”这是一种充满骄傲的牢骚。

如今的罪犯，犯罪手段越来越先进。在崇文分局治安科，有好几部BB机，不是干警的，而是暗娼的。每当拉皮条的揽着了生意，便通过BB机呼叫，暗娼随叫随到。住宅、宾馆甚至出租车，都可能成为卖淫场所。这给破案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民警们凭着双腿、自行车和一双双明亮的眼睛，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嫌疑犯。那些案犯凭着大把的钞票，敢下馆子，敢坐出租，而我们的干警时常是饿着肚子破获了一个又一个案子。

案犯们鸡头鱼刺，歪瓜裂枣，什么样的都有。有的人死猪不怕开水烫，令人着急上火。一个长期嫖娼的包工头，坐在预审员面前，向他交待政策，他什么都懂。“这我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您能告诉我吗？”“我们是掌握了证据才传唤你的，你坦白了就主动了。”预审员说。包工头故作沉思，又似乎恍然大悟：“哦，对了，我和老婆打架来着，我不尊重妇女。”预审员真恨不得扇他几个大嘴巴，可有纪律，不能逼供。于是只好平心静气地讲政策，用计谋。当然，最后，犯人总得“撂”。

“六害”人员，往往形成网络，找到一个，带出一串。为了不给这些人喘息时间，往往是连续作战，一连几天不能回家。恋人不能赴约，丈夫半个月见不着妻子，常事。办案最紧张的几天，吴大征的孩子正在发高烧，爱人连续几天请假，眼看奖金快被扣光了。好不容易回家吃了顿饭，爱人发出了最后通牒：“到年底了，我不能再请假了。明天，该你在家看孩子了。”吴大征只是笑。明天？明天不定有什么任务呢。

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像一把大铁扫帚，清扫着人世间的垃圾。垃圾不可能一次扫清，但只要天天扫，世界上必然会越来越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