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轩

我们爱这日子，是因为这日子给我们带来了灿烂的明天的最可信的音讯。

——艾青

他问我：“你喝什么？”

我说：“我喝茶。”

他给我冲了一杯茶。他端起另一个杯子。

太阳从窗户的一角爬进这间略显空旷的办公室。他的杯子里盛的是中药。他有胃病。遵照医嘱，一大杯黑黑的浓浓的药剂须早晚各服一次。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被上上下下亲切地称为老板的陈万光，每天以喝下一杯中药作为工作的开始。

1985年3月，这个后来被叫作开发区的地方还只是海边的一片荒草滩。“天苍苍，海茫茫，风吹土沙地皮黄”。开发者们把古人的敕勒川歌改了几个字，便极贴切地完成了描述。那么现在呢？现在形容起来就得多费不少口舌。好在，我们有大量的数字可以引用：截止1989年11月，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32亿元；建筑开工面积49.7万平方米，竣工22.1万平方米；已签订外引内联生产项目合同101个，总金额2.46亿美元；已投产企业50家，实现产值3.1亿元，出口创汇7795万美元。数字当然不止这些，但这些数字，我想，足够读者转化为丰富的形象。

如果在这儿住下来，你就会发现这地方其实是很美的。风和日丽之时，海水如碧，天空如洗。十数公里长的沙滩平坦细腻。新植的防护林带已经成形，冬天亦不失一片浓绿。还有，这里水电资源充足，海陆空交通便利，客观地说，是个满不错的适合投入资财发展工业的地方。

“如果我有钱我就在这儿投资。”陈万光说，同时佐助以一个幅度很大的手势。

当然这是玩笑。但这玩笑开得很坦诚。这儿的人都挺坦诚。

李建平刚就任开发区房地产公司经理的时候，说来够惨的：第一没人。说是公司，可除他之外没第二个人，第二没钱。开办费几千块。几千块够干嘛？不过他有辆车，客货两用，很大的车头拖个很小的车厢。他管这辆车就叫“大头”。大头早过了大修期，跑起来喘气已经喘不匀。他就坐着这辆喘不匀气的大头走上了房地产生涯。

他去招募部下。人家看看他再看看大头，便婉言谢绝；他去筹集贷款。人家看看大头再看看他，怎么也下不了掏腰包的决心。弄得他和大头都有点儿走投无路的感觉。

但是李建平必须盖房子。因为开发区需要房子。这需要很迫切。他知道，他就是以头拱也得把房子拱出来。

李建平当时32岁，浑身上下都是劲儿。如果以头拱地能拱出房子来他会去拱的。不过他还知道脑袋的功能并不在此。

他坐下来先搞设计方案。他给自己订了个期限；7天。烟台大学的几个学生热心相助，第7天，施工图出来了。他再拿着施工图去找建筑队：“先盖房，后付款，行不行？”当然，不行。人家说没听说过。李建平说好多事过去都没听说过。过去听说过人在月亮上走孩子从玻璃管儿里培养么听说过改革开放招标承包听说过烟台开发区么？有一点儿是明摆着的这儿急需房子只要盖起来买主就围上来挤破门还怕付不了你款么？

李建平口才是不错的，但关键还是说得在理。于是好几家施工队就都要签合同，于是房子就破土动工，于是这边抓紧盖那边就抓紧卖，于是不到半年第一栋住宅楼就往里搬人了。

这是房地产公司的第一件杰作。以后自然就多了。住宅、厂房、仓库、车库、写字楼，眼瞅着就从地上往起冒。速度之快让人眼晕。40栋六层楼房的8号住宅区，20栋新颖精致的两三层高的海边别墅，又铺开了一个庞大的新阵势。资产与信誉同步增长，李建平或银行贷款，或自筹资金，或合作投资，路子越走越活泛。1989年，建房投资额竟达近1亿元。

那辆大头是早就跑不动了，它已被十几台陆续购置的新车所代替。其中包括依发、五十铃、面包、桑塔那。公司职工也发展到80余人。李建平和大家相处得很愉快。他常常用一种很依恋的口气向不断加入该公司的职员提到大头。

“人活着干嘛？”他说，“不就是干点儿事么。就跟那辆大头似的，能跑的时候就得努力跑，跑不动了也就拉倒了。但只要你曾经跑过，你就此生无憾！”

劳动人事局长于洪旭谈到开发区的劳动人员制度改革很兴奋。

“开发区这地方不好混。”他说：“省里给的机构定编是250人，我们实际只用了110人。一个萝卜俩坑儿甚至仨坑儿，你想，混，行吗？”

干部改任免制为聘任制。从管委主任开始，逐级下聘。人才录用上打破四个界限：干部与工人，全民与集体，固定工与合同工，城市与农村。职务工资浮动，上来加上，下去拿掉。上来要过三关：笔试、答辩、组织考核，干不了或不想干的一律放行。这叫“进门验证，出门自由”。

每年各级领导干部须向其属下公开述职，并接受质询评议，在此基础上用无记名方式进行信任投票。投票分三个层面：一、上级主管领导，二，同级相关部门负责人，三、本部门职工。三次投票有一次得票不过半数，该干部就须辞职。上级可以炒下级鱿鱼，下级也可搬掉上级交椅。谁也别想混日子。由此形成干部淘汰正常化的机制。此法试行两年，先后有5名中层干部被淘汰。

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两个吸引力：一是对人才的吸引力。大批各有所长的有志人士接踵而来。因为这里公平竞争，量才使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二是对投资者的吸引。外商对这样的软投资环境十分满意。因为这里效率高，节奏快，少推诿扯皮，多认真负责。

开发区设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756人，干部平均年龄30岁出头。

这个人身价是极高的。开发区要他的时候，原单位开价10万元。乍听这数儿有点儿吓人。但是，日本、香港都打过他的主意，人家开的价比这数儿要大得多。

孙建国，1955年生人，特一级厨师。中国名厨初学信三大弟子之一。主攻鲁菜，兼通淮扬、宫廷两大帮系，西餐技艺则门出北京大西餐师曲宝奎。执教烟台烹饪学校期间，已带出三级厨师230名，二级厨师112名，一级厨师96名。开发区招引五洲七大洋宾客，扛来孙建国这块金字招牌是绝对必要的。“10万块不贵。”开发区的头头说。

具有戏剧意味的是，最后钱是一分也没给。因为开发区负责商业的那个头头很会说话，很能跑腿儿，精诚所至，人家便网开一面，白白地放孙建国过来了。

孙建国来筹建华泰酒家，不但主厨，还任经理。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个人的才能还不仅限于此。华泰酒家当时不过是一所空房子，既没装修也没设备。在徒有四壁的空房子里招待客人，纵然是一代名厨也会无能为力。但孙建国有办法。“啥时候开饭？”陈万光那阵子见了孙建国总要问这么一句。“快了。”孙建国坐在空房子里说。

他先借了点钱做买卖，做买卖赚了钱搞装修，再赚了钱就买设备。“闹半天你是‘小倒儿啊？”陈万光的幽默又来了。

那天孙建国刚把设备从北京拉回来，电话铃就响了：“小倒儿，明天中午来个南朝鲜团，50人，可是个大客户。能开饭了么？”开发区的事都这么急茬儿。

“开饭”的含义对我们与对孙建国大约是不一样的。外国客商不乏美食家。美食家是具有很高鉴赏力的吃客。而美食同大吃大喝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简炼、文雅、科学、节制曰美食。那儿是孙建国驰骋的领地。

他看看表，满打满算离开饭还有26小时。“可以。”他说。他没说的是：设备还没装，原料还没准备，油盐酱醋都没买。

放下电话后他眼睛一分钟没合屁股一分钟没沾凳子。次日中午12点整，南朝鲜客人分列五桌，享受了他们“有生以来吃到的世界上最好吃的饭菜”。（客人语）而孙建国接受了最后一位客人感谢后回到办公室便一头栽倒一天一夜才醒过来。

中国的烹饪大师们一旦成了名实际上是连厨房都很少进的。即使到了灶前也大抵是反剪着双手点拨点拨。他们大约不会想到大名鼎鼎的孙建国还在开发区玩这个命。

孙建国乐意。

梅志良也乐意。这个人在原单位是被供之唯恐不恭的。因为不管什么生物制剂，你拿到药检所，只要说“这东西是梅志良造的”，只要你这话可以确认，你送去的东西就免检。梅志良不过40岁出头，可权威就这么大，不服不行。

他却被供奉得腻了，跑到开发区来当生物制品公司经理。几间临建房一口大锅没白没黑地熬胆红素。熬完胆红素又提取胰酶。总之是把动物身上一些不能吃或不好吃的器官扔锅里煮。那公司在开发区边缘，还没通水。他们就自己挖了一口井。有了水不但能干活儿还能做饭。可是他们却只有功夫干活儿没功夫做饭。不做饭每天上街买回一堆馒头饼子就着罐头咸菜大伙儿围一圈干嚼。后来实在嚼不动了才为每顿饭加了一锅菜汤。就这么干，梅志良的公司头一年就给开发区赚回40万。

“这儿苦是挺苦的。”梅志良说，“可是你能真切地感觉到你是在创造。而且，这苦是暂时的，这个我们都不怀疑。”

梅志良肚子里有一大堆计划。

他说他要让这些计划一个一个都得到实现。

实业公司被开发区称为自己的一大支柱。我以此说问徐子惠。徐子惠说：“这话不敢当。人们这么说是出于偏爱——因为我们实业公司是开发区自己投资办的。”

总经理江启贵美国考察未归，摆谈摆谈的事便由副总经理徐子惠承担了。尽管他有点儿不情愿，因为太忙。

外面飞着薄薄的雪花，徐总简陋的办公室里极冷。他把双手交叉揣在羽绒服的袖筒里，我用整个后背尽量贴紧多少有些温乎的暖气片。谈话不时被各种各样的电话、来访以及下属的请示工作打断，而每一次话头的接续又都与前边的打断处分毫不爽。徐子惠就具备这样的思维转换能力。

实业公司1986年成立，开办费是20万。头一年悉数贴进。第二年又是15万，还是没见什么响儿。第三年效果出来了，项目一个接一个立住，变魔术似的。公司参与投资的企业很快就达到22家。第四年，公司开始实施把触角伸向日本、美国的计划。

“这是我们大阪办事处的照片。”徐总随手抽出一叠资料，在那里可以看到漂亮的办公楼，现代化的全套室内设施以及繁华的大阪市区景致。

“关键是打出去。”徐总说，“办事处是多功能的：收集信息，开展贸易，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又是开发区国际商业技术人才的培训基地。以日本为立足点，也就辐射了南朝鲜、台湾。”

1990年上半年完成日本办事处的筹建，下半年就将在美国办厂。厂址定在旧金山，先生产扫帚。当然，目的远不以生产扫帚为止。

“美国市场大了，先踏进一只脚再说。”徐总踌躇满志。

这时一位工作人员送进一份准备发往美国的英文文件请批。徐总用眼睛在上面只一扫，至多不过半分钟，便说：“行了。”说着拿起钢笔在上面划了两下。

“这儿要用official（正式），不用proper（正常）。”放下钢笔，徐子惠对工作人员说。

孙明长得含含糊糊的。胖乎乎，红扑扑，一脸的童叟无欺。有个故事与此吻合：莱阳的一个朋友托孙时给烟台的一个朋友捎一双皮鞋。他满口答应地把鞋从莱阳带到烟台，三个月也没给人家送去。待到想起该送了，却忘了该送给谁。送不到就给人家退回去吧？他连谁让送的也一块儿忘了！

这故事绝无半点夸张，这事那美国人也知道。那美国人在开发区住了十来天，签下这样一个合同：中美合资福莱冷冻食品公司交由中方总经理孙时承包，期限三年。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促使那美国人下了这样的决心，把90万美元往这儿一撂就撒手任由含含糊糊的孙明去折腾了。有人倒是提出过一个例证：美国人和孙明一起去海关核算成本，涉及到关税、产品增值税等等。美国人用小计算器紧按，孙明却眼珠转两圈儿就笑呵呵地把数报出来了。美国人先是吃惊，继而也索性收起计算器笑呵呵地听着孙明用转眼珠的方法报了。

当时的孙明和捎皮鞋的孙明肯定不一样。

福莱冷冻的销售目标是日本市场。孙明开工不到三个月就来了个大动作。决策来自于一条新闻。

1988年8月，报载：日本天皇病重，有国民倡议，大家都不吃高质食品，以示心之所系。这一倡议得到普遍响应。

孙明捧着这消息在沙发上靠了好半天，站起来的时候，福莱公司的鲍鱼、红白加鲫、竹荪等所有高档货就全部停止了加工。换上来的是胶东满地都是的芋头。“芋头洁白而椭圆。在东方民族，洁白代表忠贞，圆象征吉祥。一种食品既有这样的意义又便宜好吃，不整这个整什么？”

如此这般，孙明大获全胜。天皇病重四个多月，孙明卖了1000多吨芋头。冬去春来新天皇即位，日本市场食品供应恢复正常，福莱的牌子也已打响，鲍鱼、红白加鲫便也跟着过去了。

美国人回家转一圈归来，得知此事全过程后，又签了一个合同：孙明的承包期，由3年改为15年。

中国那句古话不错：人不可面相。

1989年10月，开发区团委组织青年演讲比赛，题目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陈万光主任到场坐在了头一排。

场地就在新落成的东方艺术厅。演讲者20名，每人限定10分钟。

陈万光事先说好听一下就走。他百事缠身，来了，就是支持，就表明一种规格。

谁知他听了第一个就不想走了。演讲者准备充分，言之有物。接下来的发言围绕着开发区四年来所走过的路展开不同观点的阐述，更使他动情。

椅子上人坐满了，门口、楼梯上人站满了。会场气氛极其热烈。陈万光从头听到尾。然后，他站起来，要求第21个发言。

青年们报以掌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三国演义》的开卷，陈万光喜欢这话。他的发言纯属即兴，即兴中尤见真情。

他讲了5分钟，大意如下：

几年来，成千上万的人从胶东、从全国来到这片曾经是荒草滩的开发区，其中大多数是青年。这些人不畏艰苦，不怕困难，用汗水、青春和热血浇灌着这片土地。今天，开发区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已经初具规模，但在很多条件上还有不小的差距。比如在座的各位中大概就有人中午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解决，比如我今天上班来坐班车就发现那辆大通套上定员是多少我还不确切但上面挤了足足有300人。再以前大家吃过的苦我就不细说了但是我总想为什么大家还能总是这么情绪高昂地在这里奋斗呢？刚才大家的发言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都坚信，我们的开发区，我们的国家，拥有着一个无比灿烂的明天……

讲到这里，陈万光照例作了一个很有力的手势。这手势告诉人们，开发区之所以相信明天，是因为已经拥有了今天。这今天属于整个中华民族，这今天的内容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为此而奋斗的人们。陈万光讲完径直走出会场。

极其热烈的掌声。

容易激动也是开发区人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