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　史

成善楷《杜诗笺记》一书，是林林总总的杜诗学新旧作中值得注意的一册。此书在形式上并没求新，完全采用有会于心，笔之于书的方法，或释全篇，或释字、句，都凡三百余条。但多透新意，足称创获。

首先是会意。释诗以会意最难，何况会杜诗之意于千载之后，而读《笺记》，乃知确为善解杜意之作。如释《北征》中“维时遭虞，朝野少暇日”一联，著者认为此是诗人就国家、民族、人们深在艰虞之中而发，即同样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之心。自然，这比王洙辈解作为房得罪，并自叙其艰虞的浅测之说，更切诗意。又如释《述怀·去年潼关破》中“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力诋《杜臆》中以此联自状窜伏之说，他重引陶渊明“孟夏草木长”一语来比其义，并指出，杜诗中的“草木长”仅是点明时序而已。这与前人那种的深求枘凿相比，更显其长。全书以条举遣文，虽貌似琐碎，但因多从诗眼中着手，即使仅释句字，有关全篇甚大。

其次是考史。前人注杜，非不明唐史，也未必蔽于杜诗生疏。诗史互案，所契困难。此为人所共知。《笺记》之作，又得考史之功于后，观下三例便知。作者据《旧唐书·兵志》、《通鉴·唐纪》卷三六、三七，考明《曲江对雨》中“龙虎新军深驻辇”之“龙虎新军”即“神武军”，并进一步推论出，杜诗所言“龙虎新军”即“神武军”深驻辇之事，为它书所不载，杜诗此文有补史之功。这种由史而入，不仅为杜甫“诗史”之称更补一证，也为治诗、治史提供了良助。而释《遣兴》五首中“天用莫如龙”一诗，《笺记》一反前人所谓讽喻安禄山及子庆绪之说，重新考定此诗应撰于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乃为李泌之去而发。从意义上来讲，则是表现了诗人为国惜才的情怀。同组“地用莫如马”也是这样，《笺记》否定了肃宗不用郭子仪、李光弼之说，认为“马”实喻严武，作于乾元二年(七五九年)的此诗，自然不应该去感叹正当叱咤风云的郭、李，杜甫为交谊甚深的严武遭贬巴州刺史而发，新旧诸说互较，无疑《笺记》所论更为切合杜老当初情怀的。

第三是释词。宋人称杜诗无一字无来历，虽非定论，但据此可旁证其繁用典故，频遣对仗之习。不过，前代注杜群英中，博学广识者辈出，辞藻之义，用词所自，已大多究明于前。杜诗虽号典雅不凡，但也不乏随文赋义，频用新词处，对此，前人注意甚少。《笺记》于此用意最勤，抉微阐幽，定值珍视。如释《画鹰》“何当击凡鸟”之“何当”为“安得”，不仅正适本文，又为考唐代词义者补一新义。《彭衙行》中“何当有翅翎，飞去堕尔前”。《太平寺泉眼》“何当宅下流，余润通药圃”之“何当”，皆得的解了。又如释《李监察诗》“且含双鱼美，谁看异味道”之“且”为“已”，也是新得。

最后是校雠、杜诗异文很多，其中必多讹误。读书自校雠始，这是旧学的传统。《笺记》没有舍近求远，对正工部文，固多的解。如《解闷》之十一“侧生野岸及江蒲”，“蒲”，一本作“浦”。《笺记》认为应以作“浦”为是。理由有二：一江浦始与野岸对文。二是古人常以江浦连文，如《吕氏春秋·本味)之“江浦之橘”及《战国策·秦策》：“还为越王禽于三江之浦。”都可为例。其说甚是，杜诗中即频用“江浦”一词，如《阻雨不得归禳西甘林》中之“阻此江浦深”；《鸥》中之“江浦寒鸥戏”，《江边星月》之一“江浦自来澄”，都是内证。又如《乐游园歌》“长生木飘示真率”，《笺记》据《文苑英华》二三六引校“示”作“乐”，认为示乃乐之俗书而误。这一校改，正与诗题相切了。

当然，深求此书，不是没有可赀之处，诸说也并非圆密难攻，了无滞义。但是，正如著名文史学家钺先生为此书所作《题辞》所说的：“阐释诠论，抉发幽微，可为少陵功臣。”因此，特作述评于上。

(《杜诗笺记》，成善楷著，巴蜀书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第一版，2.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