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　禾

如果你将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涟漪就会从此中心向远处扩展开去，在五朝京都的千年古城北京……维新的浪潮已经消退成为历史。在这平静的古都里，只剩下一些贝壳，作为命运兴衰的见证者。但在北大聚集着含有珍珠的活贝，它们注定要在一代人的短暂期间为文化思想作出重大贡献。把叛逆知识分子的石子投入死水的，便是一九一六年成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蒋梦麟《西潮》)

一些年来，断续读过若干笔谈“蔡元培先生”的文字，有成本的纪念集、人物传记，也有老字辈(如沈尹默、周作人)“杂碎”式的忆旧，自觉广见闻之外，每每有所感想。上引数语也是那么偶然读到抄来的，窃以为是形容简洁中肯，而且凝聚一片情怀的认识。蒋梦麟作为蔡元培的学生、老朋友，曾几度因蔡氏辞职或出国代理北大校长。他这一段话，讲得也许很平常，也许又浓缩了几分历史感，深意寄于言外。说起来，不知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今天，北京古老皇城外，河边上的垂柳依然掩映着故宫的角楼，去其不远，是“沙滩”，老北大的“红楼”也还默立路旁。七十多年了，当年健者俱往矣。天涯谈往，比如谈蔡先生，也只剩文献可寻觅了。晚生者，无亲识之幸，也无往事可伤，但可以借识得蔡元培先生的身影，温习历史；反过来说，借助对过去的陈述——一种集体的回忆，论世而知人，进一步理解到蔡先生之所以为“山高水长”。

从戊戌到辛亥到五四，中国历史很少有那么几页，像这一段，变化大，有意义。变，或风生萍末，或斗转星移，而一个人立身其间，与时俱进，启发新潮，又不因循故我，随波逐流，这是蔡先生。他不曾大声疾呼什么，却影响深远。这样的人不好找。所以蔡元培是特别的，也是典型的，他代表了爱国主义和文化启蒙的时代精神、未竟的“五四”传统之一部分。

日脚刚刚移过去，今年的三月三日，正值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O)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再一想，中国历史上划分时代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距今也整整一个半世纪了。相当长久的动荡史，外强侵凌，中国像一艘风雨飘摇中的大船，船上的人不得不面临从古以来未有的紧张思考：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中国如何生存下去，富强起来？这也是严复译《天演论》时给国人意识以冲击的问题情境。怎样图自强？鸦片战争后有洋务运动，搞洋务的，如李鸿章讲“师夷长技”，张之洞讲“中体西用”，功夫也费去不少，一场甲午中日战争，使言技以自强的梦顿成泡影：黄海波涛沉战骨，受降城外角声悲，国恨能不痛心？甲午之后有戊戌百日维新，中心转为“变法”、“言改”，终究因走不出旧结构的巨大阴影，因而失败。直到辛亥革命起，把旧王朝推倒，看来彻底了，仍不过如鲁迅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袁世凯窃国，张勋闹复辟，倒退还不仅诸如此类，使有识之士不能不考虑，也许得从深处、从思想文化的兴革(“言教”)上去考虑中国的问题。救国，其实还内在着一个“救人”的主题，也就有了产生五四运动的历史逻辑。这等于从一次次的失败中才得以明白：历史情况本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域，现代化之路，得失成毁，不可能单纯依赖理想、情绪、意志来展开所谓“运作”。事实的后面隐约有一个内在理路，呼唤着现代理性(包括并非“单元决定”式的思想方法)之启明。回过头看，国势危亡令人翻思振作的关头，身居士林而又倾向维新，蔡元培是比较冷静地把握到历史之内在理路的一个。

戊戌之际，在他看：以中国之大，积弊之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要想靠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康党之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见唐振常《蔡元培传》19页)治标不如治本，或者治标不忘治本。这么说不难，难的是惟恐缓不济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欲速”心理正反映了历史情境的紧迫，同时也可能产生“误导”。实际上，表面的紧张还隐含着“内在的紧张”，传统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与变革的时代要求，旧与新、近与远、救国与启蒙，都持续纠结于一种“内在紧张”的关系。现在看，许多悲壮的努力都不免消蚀在这种紧张的困境中，也包括蔡元培先生。然而蔡元培显然注意到避免“不动”或“盲动”这两种态度倾向，以为社会革命与文化启蒙这两大任务正不可以互相替代。他的眼光不见得特别犀利，却可能比较深远。从根本上看，便落到教育上——兴亡重温百年计，虽然一个人的寿数未必来得及见效也罢。救国也好救人也好，怎么救？“救之云乎，其循之有序，导之有术”。什么是有序——“江流之盛，原于滥觞；王道之易，观于一乡，有序之谓也。”什么是有术——“玻璃之热，骤冷则折；孺子之睡，骤呼则惊；习惯之久，骤革则格，此术之谓也。”(《全集》第一卷122页)“有序”和“有术”，这么看，多半该从教育兴革上着手。蔡元培的思路虽然在当时不免成为空谷足音，却是他接触中国事情的内在理路的一个体现。革命和建设不能不以教育为基础，教育本身也是艰苦繁难并无刀光剑影的革命。蔡元培后来曾对爱国学生们讲“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其精神一脉相承。这是一贯正直朴实、不尚空言浮行的蔡先生。“远路不须愁日暮”，其为蔡先生写照，不亦宜乎！

记得林毓生教授在批评“全面反传统”的意识弊病时，提出我们也需要“比慢”精神。“比慢”当然不是比懒比惰，也许更在如何持守理性的努力和踏实的工作。蔡先生九泉有知，也许仍然会认同“比慢”精神的吧！

一八九八年，蔡元培挂冠出都，回到南方兴办教育，开始他自此以后的教育拓荒与革命启蒙生涯。在这之前，他曾顺利地沿着科举之路进入京城，点了进士，作了翰林。按常情论，儒林人物此生大愿、光耀门楣已不过如此。不过这搁到蔡元培，倒是拿得起放得下，顶戴花翎并不能决定什么。这大约也是蔡先生不断超越“昨日之我”的一种气度。以进士出身不肯为供奉食禄的官僚，进而为大义存于心的叛逆者，见出蔡先生的人格本色，他曾以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来阐释“自由”的含义，颇有几分“以意逆志”的独特。当然点过进士而又不做遗老的也不只他一个，比如还有一位谭延，但谭后来做大员以能吃会吃出名，远不能与蔡相提并论呢！

回首世纪初那一页，论及世局忧患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危机，蔡元培的选择给人留下明确而不浮躁的印象。站在时代前面，他昌言民主革命，发起和参与光复会、同盟会的革命宣传、组织活动。同时，办新学校、培养新人才，更是以长远的眼光呼应时代的根本需求，尽管这是得付出笨工夫的长期行为，急功近利者所不取。更进一层说，如此态度乃是为看待历史和现实，贡献一种并非“一元决定”的思想方法，虽然这一思想姿态常常被视为“书生气”，难以伸展，但先生之理性价值正在于此，至今仍可为历史教训所检验。“志在民族革命，行在民主自由”(周恩来挽联语)，始终倡导以科学民主救国任重道远，蔡先生非领袖，也非一般学人，但可以称通人。通，一为开风气，一为能转益勤学，会通中西，眼光深远。

关于深浅远近，还是说教育。教育是干什么的？有说为这个有说为那个，“这个”、“那个”的也去办了，到头来未必真去关心“百年之计树人”。蔡先生却老早就说透：“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全集》第四卷177页)这意见，到现在看，也还不错。说“对”，因为它合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民国成立，蔡元培应孙中山之招，首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当时局面未安，便着手延揽人才，意图对教育体制、教育思想来一番改革振作。究竟能有何作为？当然就时势而言，答案常常是无可奈何，逼得人袖起手来走路。但蔡先生发表于一九一二年二月的《关于新教育之意见》，仍见出眼光深远、不囿流俗。他认为，专制时代的教育，按政府方针而定，隶属于政治。共和时代的教育，教育家能够站在人民地位以定标准，是以超轶乎政治。本此概念，提出教育方针五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前三项与社会政治有关，后二者则超越政治，五项宗旨互相补充，不可偏废。提出军国民教育和实利教育，在于强兵富国，但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以避免兵强而变为私斗和侵略，国富而成为知欺愚、强欺弱、贫富悬绝。最终教育的目的则在于求“无弃无执”、领悟自然人生之真谛的世界观培养。在腐败观念与实利主义的时髦之间，蔡先生信念不渝却不免难遇知音。他是否是一个坚持独立思想，以“观念”为生活的人？也许他会说：常识并不平常，这道理几人能晓？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蔡元培由欧洲返国，出任北大校长。由此迄至五四运动发生，一段文化史事，多与蔡氏有关，以至史家也无法低估蔡元培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影响，并非偶然，数十年来无数关于“五四”的“寓言式”的纪念、阐释，都以各自的方式不断提到他。蔡元培重入古城，似乎准备在这里辟出一处现代意义的“学园”。将对教育和科学目标的向往带入北大，以开明而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改造了北大，使北大成为思想文化变动的中心。变动，还是以教育观念、体制的改进为枢机，狭而言之，使人抛弃那种追逐升官发财的陋俗；广而言之，解开了种种旧意识对人的束缚——面向世界，反观自己。也许蔡元培治校图新的苦心，只在力图使这所大学像个样子，以便为长期的社会改革和文化建设打下基础，而结果却纲举目张，迅速为“五四”一代新的社会活动和文化精神开辟了道路。

“有蔡孑民先生的主持北京大学，然后有五四运动以来风气的转变。”进而论之，“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为中国学术界开一新纪元，就其休休有容的性质，能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而给予来学者以极大的自由，使与各种高深的学术都有接触，以引起其好尚之心。”(吕思勉《蔡孑民论》)这一番评论，不用拔高法，也不空泛而论，宛然樽酒摆谈其时“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情形。蔡先生这八个字，货不二价，以至于人们说到北大一时之盛的师资，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从“五马三沈”到周氏兄弟，都会赞一声“雅量”。这八个字说来容易做来难。其实，蔡元培所坚持所维护的，还不仅仅是学者个人的学术自由，在与林琴南的论辩中他指出：“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以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命运，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理直气壮，还意味：启蒙也好、学术也好，意义不单在新知识的传授，它还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态度。这种改变也许在于让人明白：如果对(可能)不正确的学说，总觉得不经争鸣讨论尽可排斥，那么对(可能)正确的学说也就未必能容纳了。

这是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蔡先生。

谈到真理，他说：“一种思想之产生，一种科学学说之成立，断非偶然之奇迹。吾人如能基于纯正研究学术之立场，则无论为附和或为反对，但于此种思想学说都应切实研究，惟研究乃能附和，亦惟研究乃能反对，盖真理惟研究乃能愈益接近也。”

关于五四之际“白话”与“文言”之争：“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指有艺术性的美文——引者注)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全集》第三卷358页)我想，这意见就比较通融，甚至练达，正如革故鼎新原不一定要抛弃传统的精华。

五四运动起来了，蔡元培与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然而他始终认为救国与读书不能互相替代，也不能对立起来。救国运动唤醒了国民，莘莘学子的责任，还有待于“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他说：“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全集》第三卷312页)

心怀坦诚，不失良知，这是蔡先生。

也是不忘致理智和热忱于青年、不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蔡先生。

不弃不执，也就是既不悲观自弃又不急功近利。这作为一种艰难的选择，使近代以来的读书人一面投入时代生活的潮流，一面努力想守住学术和思想的领域。平心而论，这不容易。蔡元培说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守住了“不弃不执”的理想，然而他的抱负，挫折总是多于实现，大到济世明道，小到自己的学术志向。他可能在精神上保持了独立，却难以在具体的生活中逃避不理想状态的限制。他的屡而去国、归国，似乎正表明他与现实的痛苦关系：有所离而又无法离、无法大有所为而又要有所为。他还不断地辞职又常常辞不掉，像是进进退退的角色，不得不承担起一种矛盾的双重命运：一方面是参与型的“行动人物”，另一方面又是超越型的“观念人物”；一方面是思想和知识的固有理路，另一方面是现实社会问题的紧迫要求；一方面是现代价值观念的吸引，另一方面又是非理想状态的“牺牲”；两难的冲突，造成难以摆脱的心理焦虑和岁月蹉跎。

“寒冰火焰更番过，地狱原来在我身。”这是自我写照的蔡先生。

不过有一点能肯定，他毕竟留下了一份历史遗产，不论评价如何，回响尚未消逝。

一九九○年三月末北京小街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七月第一版，2.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