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　群　郑佳娜

一位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妇女，生下了一个弱智的女儿和一个严重伤残的儿子，丈夫又突然病逝。面对生活的重压，怎么办?

抚养儿女，天下的母亲难道不都一样吗?在我看来，出嫁、做活、生儿育女，全都不过是女人的天职而已。

我的男人王怀原在洋人家里做西厨，我也在那里帮佣。我们婚后生了个长子，看来正常健康。几年后又生了个女儿叫均莲。她十个月时患了脑膜炎，脑部组织受损，变成迟钝。

我们不能把阿莲带在身边在顾主家住，只好花钱托一个远亲照料她。不过，只要有空我就会溜出去，带她去看医生，希望能治好病。中西医都看遍了，可是都没用。她已经三岁了，才开始学走路，连话也说不清楚。

说起我的儿子祥仔，那更是叫人心酸。祥仔出生时看起来正常健康。快满月时，有天突然发高烧。我从油麻地山东街的家把他抱到九龙医院，医生要他入院留医。后来我去看他，发现竟没有给他换过尿布，他的小屁股又红又肿，吓了我一跳。“是医生再三吩咐我们别碰他的，”病房护女解释说，“要是碰他一下，他的骨头就会碎裂。”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气炸了。我不要儿子住在这种医院，坚决要带他回家。在我们离去前，医生对我讲解祥仔的病况。他说了一大堆话，我听也听不懂，最后才算弄明白，原来我的孩子患了一种叫做“玻璃骨”的病症。他的骨骼只要轻轻压一下就折断或碎裂，而且他能生存的机会极微。

我把祥仔抱回家后就辞去工作，把阿莲也接了回来。祥仔整天啼哭，不过我现在明白，他是因为痛才哭的。不久，我摸透了他的痛处多数是在关节周围，触摸他时便尽量避免碰到这些部位。

阿莲终于说出她的第一个字，叫我一声“妈”。我兴奋极了!或许这孩子毕竟不是弱智，只不过发育比其他孩子迟一点罢了?她既然会走会说话，我敢不敢祈望有一天她也能照顾自己?我不敢把我的祈望告诉别人，害怕不能实现。

男人放假回家，我们有时会带这两个小鬼坐在楼房前面的人行道上纳凉，和邻居聊天，暂时将孩子们的健康问题抛到脑后。如果再没有别的事情发生，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只要上天让我的孩子活下去，我便谢天谢地。

不过，好景不长。阿怀这时已经到九龙塘军部工作。196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同事突然送他回家来。原来中了风。我急忙叫了一辆人力车送他到医院诊所去。医生没有给他药，只是说，就算他能够活下去，恐怕也会一生瘫痪。

这么一来，我变成了要照料三个病人。那天晚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真叫人心急哪!我十三岁的儿子要上学，丈夫瘫痪、五岁的女儿弱智、两岁的儿子残废，这叫我怎么办呢?霉气似乎永远在跟着我。

然后，我想到了乡下的母亲。我离家时她的眼睛已几乎全瞎，我记得她怎样摸索着走动，怎样撑持着在田里工作，打点家务，让孩子们吃得饱穿得暖，令全家人相亲相爱。那夜里，我反复思量，想起母亲沉着坚毅的德范，我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支撑这个家。人总是要活下去的。

想不到，针灸和草药把阿怀医活了。他虽然移动右臂和右腿仍有困难，但却能自己稍微走动一下。我找到一份女佣的工作，每天早晨我出去上工，阿怀就负责照管孩子。我天黑回家，才给两个孩子洗澡做家务，经常娶到午夜才能上床睡觉。

祥仔的腿越来越严重，眼看儿子受尽折磨，我真是心如刀割，恨不得能代替他受罪。但我除了爱护他之外，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减轻他的痛苦。

我抱他去了一所又一所医院，希望有一间肯收留他、治疗他。但一次又一次都白走了。另一方面，我正在轮候社会福利机构的空额，让阿莲能进去接受训练。有一个天主教的福利机构说，他们可以安排她住进救济院，不过不会训练她。我一口拒绝了。亲友知道后，都说我疯了。他们说，弱智女儿这个担子你还挑不够吗?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减轻负担的大好机会?要是他们的话，会连祥仔也送走。他们问我，你何必折磨自己?我对他们的话理也不理。

这些人都忘了，我是孩子的亲娘，跟孩子血肉相连——谁能比我照顾得更好?除非那所机构能帮我的孩子进步，否则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骨肉托付给他们?

我做工做了一年多，终于病倒。我告了一天假，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调景岭的灵实医院检查。上天有眼，我原来什么病都没有，只不过是工作过劳而已。但这一趟，医院却将我的命运扭转过来。医院院长看见祥仔的腿和胳臂变得又小又弯曲，责问我为什么不早点送他诊治。

“可是没有一所医院肯收留他呀，”我申辩说。“肯收的，如果有人介绍，他们就会收了，”他说，随即递了一封介绍信给我。

祥仔住进玛丽医院的那天，我真是满心庆幸!经过四年不断的访求，他终于得到医护!继后的那几年，祥仔至少动了十几次手术。

祥仔入院前些时，我收到社会福利署的信，通知我新开办的东头训练中心有个空缺.阿莲在那里会有人教她照顾自己、学习简单的阅读和工作技能，希望有一天她能学会料理自己，甚至工作谋生。于是，两个孩子终于都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祥仔十岁时，已住了六年医院，医生认为他们已竭尽所能治理他了，他的体重不到十四公斤，身材只象个两岁大的孩子。他喜欢有人抱他或把他放在婴儿车里推着各处走动。他努力学习，甚至已能勉强用调羹喂自己。

那年夏天祥仔出院回来了。几星期后，他进入观塘雅丽珊群主红十字会学校。我这个医生说只能活一年左右的儿子，现在居然上学了!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祥仔在大口环儿童骨科医院时，已跟那里的外籍职员学会了一些英文，又在志愿工作者教导下，学会了看和写一些简单的字。他入学后，很喜欢读书，进步神速。但最令我暖在心头的，是他在学校里交了许多朋友。他非常活跃，坐在轮椅上扣上安全带，参加各项康乐活动。他即或因身体残废而难过，也从不显露出来。他甚至会拿自己的缺陷来自嘲开玩笑。

在家里，两姊弟手足情深。阿莲帮助祥仔走动，而祥仔则耐心把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教给她。祥仔以优良成绩小学毕业后，仍常常参加社区活动。有一次，他登台表演，演唱《念亲思》这首歌:“父母亲爱心柔善象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我听到这两句歌词时，不禁哭了。阿莲当时坐在我身边，痴痴地看着我。我紧握着她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自从阿莲出世二十多年来，我从未为过去的日子懊悔过。我一天比一天更疼阿莲和祥仔。

祥仔毕业后不久，阿怀去世了。这时，我长子已中学毕业，在政府机构里做事，阿莲也大有进步，可以进入观塘“世界复康中心”接受职业技能训练了。三年后祥仔亦进入该复康中心。我在观塘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每天我们母子三人一同出门一同回家，彼此相依为命。

现在阿莲在一所庇护工场工作，连津贴已可养活自己。祥仔在一家汽车公司当管工的助手，而我也在这个公司做清洁女工，好在办公时间可以照顾他。每日早上，一辆复康会的小型巴士都开到我们家的门口，接我们去上班。

有个星期六早上，我们在住宅附近的一家酒楼饮过早茶后，我想去菜市买菜，于是叫阿莲送祥仔回家。我看着她把弟弟用婴儿车推上坡，心里在想，也许雨过天晴，上天毕竟是眷顾我的。

(稼俊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