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荆

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内心曾有过一股非常强烈的想独立干某件事情的欲望，其中包括独立地支配属于自己的一二分钱。我开始讨厌父母干涉和过问我的行动，不再愿意和父母一起逛街，爱独来独往，或者和伙伴们一起上公园。但是，莫名其妙的压力使我以为这是一种不孝顺的念头，并在“灵魂深处“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革命”。

初二语文课上，老师讲黄继光的课文，我却在底下胡思乱想:黄继光为什么要用胸口去堵枪眼呢?子弹穿过心脏，人死了勋章还有什么价值呢?能不能换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使荣誉和生命都能得到?比如，用泥巴或石头去堵枪眼，或者用大腿和屁股去堵枪眼。老师突然叫我起来谈学完课文的感想，我以为刚才的想法是亵渎英雄，于是胡编了一套。

学农劳动后，老师让我们写诗歌和散文，同学们都写打麦场上的麦粒堆象一座座金山，我感觉它们象一屉屉窝窝头儿。大概是因为们没有见过黄金的缘故，我为自己境界太低而惭愧了许久……

当时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和老师大概也不知道我已入青春期，已经进入了人生中的“第二反抗期”(或称谓“心理上的断乳期”)我开始独立地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在憧憬与胡思乱想之间，也偶尔闪烁出创造性的光点。我在建造属于我的“独立意识”，并完善着个性。这个过程影响着我终身的思维和行动。

经过许多年的研究之后，若有人再问我，青春期追求独立性利大于弊吗?我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目前西方的教育家普遍重视对婴幼儿和青少年独立意识的培养。西方的母亲习惯于不抱婴儿，她们把孩子放在摇篮里，和孩子不停地对话。这些家长认为总把孩子抱在怀里会增强他们对母亲的依赖性，不利于独立意识的培养。据了解，美国的母亲在孩子下学后问的第一句话是“课上给老师提出什么怪问题了吗?提出什么好问题了呢?”她们认为不能给老师提出怪问题和好问题的孩子是没有创造性的。记得我母亲常问我的是“课上做小动作了没有?专心听讲了吗?”大概这是许多中国母亲爱问的问题。两种不同的教育观念必然造就出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人的创造性是需要培养的，而具有独立意识的人们才会有创造性。依赖感很强的人是不可能有创造性的。

孩子的独立性，对于母亲的情感而言是一种失落，因为每一位母亲都希望自己辛苦培养大的孩子能永远守在身边，象绵羊一样听话。“孩子大了，翅膀硬了。”这是许多中国母亲表示伤感的话。西方的母亲却大胆地承认这种情感上的“断裂”，并有目的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很早就开始为今后的“断裂”做准备，目的是使孩子将来生活的更有价值。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许多先进国家日益认识到:哪个国家拥有创造性的民众，哪个国家就拥有世界的未来。

人从乳儿发展到成年人的过程，始终存在着独立性与依赖性的矛盾。这对矛盾有两次明显的交锋:一次是三岁前后出现的，表现为不理睬父母的制止，任性地做一些事情，心理学上称其为“第一反抗期”；另一次是从十三四岁开始的，表现为变得不听话，爱和父母顶嘴，逃避与父母一起郊游等，这种现象被称为“第二反抗期”。反抗的对象往往首先是母亲，其次是父亲，也有个别人指向教师。心理学家认为。两次反抗期与个体自我意识的萌芽和迅速成熟有关。前者儿童能够独立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并能分清楚我你他；后者青少年能够清楚地把自己当作主体而从客体中分离出来，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和力量，认识到自己和别人的关系，自己的义务，等等。教育学家和懂得教育科学的父母和教师是非常重视在两个反抗期对儿童和青少年独立意识的培养，珍重他们的每一次独立的幻想和行动，注意培植他们思维中微小的创造性因子，哪怕其中掺杂着许多谬误。

我常想:如果我的父母或教师懂得青春期科学，我会被塑造得更有价值；如果当时我懂得青春期科学。我会珍藏自己的每一点创造性的火花，把自我塑造得更完善。感叹对于“过来人”无济于事了，写出来是为了让后来的人更科学地度过青春期。

(苏叶摘自《健康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