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　恪

早先，在天津市文联的对面，有一小电料行，里面有个小姑娘，1950年时，她12岁。因为一心想当演员，所以常帮助父母到文联给那些文化人修个电灯什么的。她叫刘颖西。因为家境不怎么的，放了学也不能去玩，总是帮家里做些小修小换的电工活。所以她有时会到文联主席鲁藜的家中。鲁藜当时36岁，他身材颀长挺直，双目大而美，且有着福建人特有的和婉，并且他是有名的诗人，气质上就愈发不凡，在12岁的孩子心中，他便是最完美的人了。

第一次见到鲁藜，是她被父亲差派去换一个开关，她跑着去了，敲门。开门的便是文联主席鲁藜本人，第一次这么近地和“大人物”相对面，刘颖西慌得厉害，她脸红了，不敢说话，他于是倒水给她喝，拿糖给她吃，问她几岁。她12岁，小学6年级，他笑道:“比我女儿大1岁。”

他看着她熟练的操作，为她抚着叠放的椅子，并赞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

干完活，他便问她，有什么困难。她是多么单纯、毫不掩饰，说:“考初中，怕分到离家远的学校，放了学没法帮家里干活。”他便点了点头。

她叹道:“你有这么多书!”

他便选了几本，借给她看。她发现，那书中另有天地，似乎生命的味道也不同了，送还时，她问鲁藜:“这书真好看，是您写的吗?”

“不，是安徒生写的，”他说。

他们便开始了忘年交，他叫她“孩子”，她称他“老师”。不久，鲁藜果然帮助她上了女一中(海河中学)，以便于她分担家事。她对他，从崇拜变成了感激，她开始收集鲁藜的作品，并且开始爱诗。

1954年，鲁藜40岁，应当是一个男人的鼎盛时期，他自己感到又一个创作的高峰期就要到来了，突然，出现了“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说法。

鲁藜多年以来，一直在胡风办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他的诗集《醒来的时候》、《星的歌》也是胡风给他出的。虽说神交10多年，却从未见面。1949年，鲁藜已是位名气不小的诗人了，胡风从香港回国到北京开政协会，路过天津时，第一次见到鲁藜，也是唯一的一次。1955年，作为天津作协党支部书记，他深深地感到胡风的问题的分量，他预料自己“胡风弟子”的名衔大概是跑不了的。但他仍旧没有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

但他更没料到的是，除了妻子王曼恬和子女外，给他修电灯，换开关的小朋友刘颖西也受到了牵连，因为他收集了鲁藜的诗作，保存了他的照片而被派出所叫去审查。

一个仅仅16岁的少女，被别人强行同另一个人联系起来时，其心理变化是难以捉摸的，尽管鲁藜比她大24岁。但是别人天天问她，你同他是怎么认识的?他对你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她于是在小黑屋子里回忆，他的书、安徒生、他讲的故事、他的关心、他的音容笑貌……这一切都变得更加清楚而亲切了，在别人的反复询问之下，这些印象一天比一天深刻。于是，当她被派出所放出来时，清秀的，飘逸而有着一双温和的大眼睛的鲁藜，已成为她心目中最完美、最可爱的男人了。她16岁，从未想过他是个有妻子儿女的大人，她只是觉得自己情窦初开，钟情于鲁藜了。

她被放出来后，便每天到文联去打听鲁藜的下落，她迫切地想见到他，想得心焦。最后有一个画家，很可怜她，对她说:“别再问了，鲁藜回不来了!”以后，刘颖西再也没在文联露过面，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无名的女孩的消失。

鲁藜真回不来了，他被定性为反革命，开除党籍，关进天津军法处。

一日，管教干部把他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张纸，是一张离婚书。这在意料与情理之中，早该了结的，鲁藜不存遗憾，也不存忧伤。只是……只是孩子们!

他和王曼恬1938年结婚，17年了!大女儿16岁，两个儿子9岁和6岁。王曼恬是湖南人，性急、泼辣，是热辣辣的多情。她现在是教育局分局长，依她的党性，为了孩子的前途，离婚是必然的。他隔离时，她来探望，夫妻相对，默默无语。他就知道这一天该来了。相交、相恋的过去，本不该忘了，他忆及了，又象擦黑板似地擦去了，一笔笔忆，一笔笔抹。于是心地一片白茫茫!

此后，便是绝对的孤独，母亲也早已于1953年在越南去世了，连惦记也不用他去惦记了。没有渲泄，鲁藜的神经绷得紧紧的……

直到1956年9月30日，国庆前夕，鲁藜被提到公安局局长江峰的办公室。江峰问:“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你最近有什么想法?”

鲁藜回答:“没什么想法，和过去一样。我不知道这个集团的存在。”

22个月，柔弱的诗人，就这么硬顶了22个月，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

“好吧，鲁藜!”江峰目光锐利地盯着鲁藜，好几分钟后，他说，“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以后会清算的。这段生活嘛……就结束了。”他站起来，似乎言犹未尽，终于又没开口，只温和地说:“回家吧。”

这样，他——一个诗人消失了，象从未存在过一样，只有一个瘦骨嶙峋的农民，在天津南郊生活着。

中国大戏院。1958年。座无虚席。一个穿着又脏又破的棉大衣、戴着大口罩，帽沿压到眉际的“老农”，一动不动地缩在椅子上，悄无声息地在听戏，没有人想到，他曾经是这个大戏院的经理!

然而，在他后面几排，有一位年轻的姑娘，挪到左边看看，又挪到右边瞧瞧，反来复去地打量着这个老农民。

戏快演完了，那农民起身，低头沿过道快步向外走去，他要趁场内灯光未亮之际离开，这时，象是从地底下传来一声细小的呼唤:“鲁藜?!”

他没敢停步，没敢张望，象没听见似地，加快脚步，逃似地到了街上。

“你是鲁藜吧?”那声音追到了街上，衣襟被人轻轻扯住。但鲁藜不认识她——一个婷婷玉立的女子。

“我是刘颖西呀!”

“换开关的小女孩!”惊喜交集的鲁藜，已完全象是个老人了，尽管才43岁。

川鲁饭店小叙，刘颖西的宿舍长谈，鲁藜那孤独的心，充满柔情，他将它倾注在这女孩子身上，细细地询问她的生活、工作，得知她在一家诊所当了医师，欣慰地拍着她的头:“好，好啊，长大了!好孩子!”

然而，刘颖西的心情却不同，她久久盼望着、等待着的这一天，突然降临了，她要得到她崇拜的男人，她要倾诉自己的情意。

她约他再来，数日后，他来了。她决心奉献自己的身心，他却说:“我不能再见你了!”

鲁藜要去板桥农场劳动教养了。

1963年解教，到天津拖拉机厂，既然是作家，便发挥特长，当了文书。

文革开始，投笔从运，挨批斗、扫厕所、掏阴沟。不久，又送进军粮农场，劳动改造。

那年头，不怕被人遗忘，就怕被人惦记，江青的一句:“鲁藜怎么还没死呀?”便把他打入18层地狱，差一点被打死。

在“死去活来”中，竟也“光阴荏苒”。鲁藜当反革命24年了，他65岁时，平反，41年中断的“创作高峰”，65岁时续上。

一个天津市普通工人的家。妻子和女儿说说笑笑地准备着晚饭。丈夫回来了，把当天的《天津日报》放在桌上:“你老师发表作品了!”

“什么?”妻子漫不经心地随口问。

“鲁藜呀!《补白集》!”丈夫说。

“鲁藜……”妻子拿过报纸，却是一片模糊，看不清，什么也看不清，除了那名字。

“别哭，颖西!”丈夫安慰她，“想办法去看看他……20多年了，不易呀!”

询问，《天津日报》答复:鲁藜在军粮城。

奶粉、麦乳精、鸡蛋、水果、刘颖西跋涉了一整天，到了军粮城:“鲁藜落实政策回天津了!”没有地址，好事多磨。

找，写信、询问，直到一年以后，联系上了。忘年交的一对朋友见面了，已是22年以后了，鲁藜66岁，刘颖西42岁。

二十二年，刘颖西怎么过来的?她也曾“上山下乡”，只因到支部书记办公室，忘记敲门，推门而入，看到了支书正在和一个女知青……支书说:“多了一双眼睛。”她被关起来，罪名莫须有。在农场政、党、工、团轮流地、联合地批呀、斗呀，直到那双多余的眼睛终于失明。幸亏她自己是医生，试着为自己医治，但是，她的眼睛不愿再看到丑恶的现实。场里一位青年，默默地关心她，当支书组织一帮人到医务室去缠着她，逼她开假条，不开就推推搡搡、打她、骂她时，他伸出胳膊，护着她；当她为自己调治眼睛时，他关注着她，当她伤心、痛苦时，他给她一个流泪的小角落，让她倾泄自己的苦楚……

她的眼睛慢慢好了，他说:“结婚吧!”她点点头，没有热情，却有着温馨。

她从鲁藜那儿回来，神情恍惚，“他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一张小行军床。”

他点点头:“你去照顾他吧!”

于是刘颖西带着女儿到鲁藜家、照顾他的生活。

1981年，鲁藜67岁了，彻底平反，指的是党籍、工资和级别以及“父亲”这个头衔一同恢复，却不包括“年龄”的恢复。

为孩子做点什么呢?市委分了一套房子、给转业回津的儿子住吧!鲁藜这样想。

还有一个孩子，远较儿女更亲近的孩子——小颖西、他发现，自己更离不开她。

她也深深地苦恼:“我实在太爱他了，怎么也不想再离开他了。”

她的丈夫听了，说:“怎么会呢?他已快70岁了!”

“我12多时，他给我讲故事时，”我就崇拜他。1957年我们邂逅，我就爱他爱得七颠八倒了!”她哭着说:“现在，命运又把他送到我面前，可是我却不能……”

她的丈夫，一千普通的工人，慢慢地坐下来，说:“我和你一同生活了好多年了，这段生活，对我来说、十分幸福。我所能给你的，一定给你，你回到他身边去吧!”

他们离婚了，她说:“谢谢。”

他说:“我不会忘记那些幸福的岁月。”

1982年，鲁藜和刘颖西决定结婚。

王曼恬的儿女，来吵闹，要这套房子，不许刘颖西进门。尽管他们不姓鲁藜的姓，而姓王，但血总是浓的，鲁藜不能无动于衷。

刘颖西的女儿恨鲁藜，是他夺去了妈妈，她回到爸爸身边去了。尽管刘颖西疼极爱极这个女儿，但她不能强迫16岁的女儿陪伴她。

鲁藜的子女们来了，看着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女人，将要成为他们的继母，他们深感受辱，将她赶了出去。

子女结婚，是喜事；父母再婚，子女往往引为耻辱，而父母也觉得理亏，总要用什么来赎自己的过错，鲁藜也是这样。给子女房子，把二十多年补发的工资，全给了子女们。

瘦弱的鲁藜和他的小友刘颖西，穷到只剩下一对碗筷，两床被褥的地步，便心安理得了，清清爽爽了，一无所有也就一无所有了，他们结婚了。

刘颖西的女儿在她父亲的开导下，来看妈妈，母女相拥，十分亲热，她在鲁藜、母亲和父亲的影响下，开始理解“爱情”这个词:又因为对这个词的理解，而更加敬重她的父亲、母亲和鲁藜。

“没有什么遗憾的，世界没有亏待我，该得到的，得到了，想得到的，也有了!每天早上我醒来，就想:活着真好；去了也没有什么不好。”鲁藜说。

于是，他笔下，仍泉似地涌出诗句:

我只要一滴水，

我就可以尽情歌唱，

……

唱得天地间只有阳光、花朵与诗歌。

(黎黎摘自《中国妇女》)

图朱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