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里　周天逸

历史给予我们这代人以特殊的恩赐。

几乎没有任何一代人像这代人一样，在历史长河的瞬间——10年，经历着如此重大的转折和变迁。

带着落后的屈辱，带着贫困的羞惭，带着曾为愚昧所付出的苦辣辛酸，我们的民族终于找回了那个一直被我们所鄙弃，却在世界上长燃了几千年，并为接受它的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的火种——商品经济。

于是，10年，我们培育着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也培育着我们。

今天，我们试着透过历史记下的一个个镜头，去追寻和审视我们此间思想与行为的踪迹，意义深远。

百姓拥护总理赞扬的一份报告

一位有心的年轻女记者，曾记下这样一段史实：

1979年8月间，安徽一个老头，带着一份“包产到户”的调查材料，跑到北京四处上书，斗胆赞扬“包产到户”给农村带来了一脉生机。一位曾经与土地混过几度春秋的年轻人听后，脑海中萌动起一团痴想，一凹清流。

他跑到安徽100多天，走访了省地县社127个单位，大队、生产队103个，社员340人。

他到肥西，农民怨道：“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棉袄，20多年吃不饱，叫人咋说社会主义好？”

他跑到凤阳，凤阳后生讲怪话：“我讨我的饭，你提你的干，我讨饭影响不了你提干，你提干影响不了我讨饭。”

他问：“包产到户”如何？

回答：“第二次解放！”

同时，一位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和他的朋友从甘肃写回北京一封长信，问题提得更带棱角：解放30年了，“两极分化”曾经使任何一个有道德的人感到恐惧，农民一切改善生活的努力和希望统统被这“正义”的恐惧所泯灭。人们宁可一块喝汤，也不肯一个人先富。什么是社会主义啊？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能够跨越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吗？实践本身已向我们提出了超出原有框框的新问题。

他思考着，他也思考着，他们那一伙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都思考着。他们组织起来，要以农村为突破口，找到8亿人乃至10亿人走向富裕生活的道路。那位知心的长辈杜润生为之兴奋地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农民定，天下定。如果能使中国农民摆脱贫穷，就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1981年7月14日傍晚，男儿女儿们住进了安徽滁县地委招待所。随后20多天，他们全方位地解剖了这个中国农村社会内部的微观肌体。

终于，滁县调查报告打响了。

当时赵紫阳总理高度评价这个报告，说它把“包产到户”的来由及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建议大家都看看。

万里副总理说：老百姓有吃有穿，就是胜利。

年轻人的智慧汇入中国决策之中，他们参加了1982年中央1号文件的制定工作。有人说，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灵魂中，这伙年轻人拾起了时代的共鸣。

虽然，这伙年轻人的踪迹只是历史的一个片断，但是，又有谁会忽略这样的一个逻辑与事实：没有一代青年与父兄们对社会主义的反省和怀疑（也许是不自觉的），没有他们大胆的创造，并使之成为合理的现实，就不会有今天理论上的突破，也就不会有以后出现的多种经营的发展，专业户、乡镇企业的振兴以及1亿多农村人口离开田地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以及后来的城市经济改革。当我们再把思绪和审视拉回到一代青年思想进程的那个坐标点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代精英终于凿开冰河，把商品经济之舟推上航线。

中国震惊世界刮目的一块标语牌

深圳，今天已经是无人不晓了。而在70年代的末期，那里却像“百慕大三角”一般神奇。因为它是特区。特，就是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于是那里出现了自打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升起后就没有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计划经济不能再有恃无恐地称霸于价值规律，企业与企业之间有了竞争；撞钟的和尚开始无地自容。

在深圳，一座拔地而起的28层楼房，从打基础到完工，只用了5个月的时间。而同是一个承包队，在内地承建一座不大的礼堂，却3年未曾竣工。此类事情不再是新闻。

当我们重新打量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特区现象”和一代青年思想碰撞的交点，是那伴随着商品经济而通行的新观念的冲击。

一位朋友说过这样的感受，当深圳街头第一次耸立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时，不仅中国为之一震，世界也由此刮目。我正是从那时记住了深圳。我看到了观念变革之潮的第一朵浪花。

时势造英雄，原本不错。时势不仅造英雄，而且选择出适合自己需要的价值观念，创造出最有效的传播方式，完成对英雄的鼓动和评价。正因如此，深圳虽然既无悠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又无浓厚的现实文化氛围，却依靠经济的力量，孕育了一套新的价值观念。而青年们在着迷于深圳那一个个和高速度、高效率、高消费相关的传奇故事的同时，又认识了编织传奇的要素——一个个新的观念。直到那时，青年们才终于比较清楚地理解了那个遵循了很久，却又违背了很久，乃至使整个民族遭受了无情惩罚的道理：坐在王位上的应是生产力。

特区为关闭了许久的一代青年打开了与外界相连的窗户。透过这扇窗子，我们发现了与长期所受教育并不相符合的事实。可怕的夜郎自大，使我们曾经不仅放弃了打开现代化之门的钥匙，也失去了创造经济起飞的权利和时机。“特区现象”使青年警醒：西方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包括先进的思想，并非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第一次，我们在现实面前，比较公正地承认了我们与他们。

为了中国新生的商品经济，为了斩断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经济的羁绊，一代青年在理智的反思之后，怀着激情、怀着冲动同传统观念告别。

1984年12月，《中国青年》发表题为《新青年要有新观念》的文章。文章预言我们这一代中国青年，必将以崭新的观念，成为历史的新主人。

1985年春天，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在北京倡导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观念变革讨论会。

应当说，当一代青年记下了“特区现象”的瞬间，也记下了关于人类进步的永恒。

几番毁誉几番清浊的一个口号

整整10年，一个最为青年关注，又困扰着青年的现象，莫过于“向钱看”。

商品经济一旦进入这片土地，它的经济观就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人们的内心。

——1984年8月1日，白云山制药厂年轻厂长贝兆汉在厂庆招待会上提出“爱厂、唯利、求实、进取”的“白云”精神。会场哗然。“唯利是图”几乎是十恶不赦的同义语，而贝兆汉偏要为“唯利”正名。

——公共汽车上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奖金多少？”“200！”“不赖，你们厂够意思。”“差远了，你哥儿们摆

他妈的一天摊儿，就等于我蹶着屁股干一个月的，你那才叫本事。”

——饭店里两人聊天，“这年头，谁发家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咱别穷酸丑，没劲。该要的钱就得要，一分不能少。多劳多得，按劳取酬嘛。”

——研究生们也在动议办公司。要为知识转化为商品寻找合法的渠道。房子、票子、车子，自己给自己落实政策。

——初中生在合计：“反正也考不上大学，还不如趁早学点本事，找地儿挣钱去，多痛快。”

变了。耻于谈钱的社会突然变得人人都在谈钱，人人都在关心钱，人人似乎都有了经济脑瓜儿，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青年经济学者张维迎为此发表文章，“为钱正名”。

是啊！当一位年轻的个体户手拿一把票子，堂堂正正地走进高级宾馆，和权贵们平起平坐的时候，他说，赚钱也是清白的事。

中国人曾经鄙视金钱，看重人情。然而，那人情并不是令东方自豪、令西方钦羡的人道主义意义上的博爱之情，相反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身依附式的相互利用。那种人情规则更多地表现为“送人情”，为的是使人“欠个人情”。从这点看，赤裸裸的金钱要比蒙上温情的虚伪坦荡得多。

中国人曾经鄙视赚钱，看重本分。但因此我们几十年的经济不知损失了多少亿。日本人说“争利就是争理”，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不也是为了“富裕，幸福”这个利吗？我们以30年贫穷为代价，才换回了利和钱的复苏。商品经济使对利的竞争，对钱的崇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中国人曾经鄙视“冒富”，欣赏无差别境界：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可有谁想过在这貌似平均平等的招牌下，我们是怎样践踏了我们一直所虔诚推崇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

货币作为一种流通手段，作为实现价值的标志，作为约束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理应有特定而公正的地位。在一代青年中萌生的金钱观念，并非丑恶，而是道义！

当然，无法回避的是，金钱关系并非理想、完美的社会关系。它在带来公正和平等的同时，也会以不公正和新的不平等为代价。当它丧失了理性的时候，它残酷、狰狞、肮脏、腐败。对这些，人们已经有了警觉。

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一支支新军

10年里，我们拥有了一支百万个体户大军，青年首当其中。私有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仅结束了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而且使公有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哈尔滨，16岁中学毕业的李杰，两手攥空拳，竟要自己办工厂，尝尝“自立”和与人竞争的滋味，于是，就有了“北方家用电器厂”。

北京师范大学77级哲学系毕业生，北京函授学院青年教师陈建敏辞退公职，自筹资金2万元，办起了烧鸡店，要和全民企业比试比试。

多种经营成分并存构建了竞争环境和竞争意识。

1986年8月3日，社会主义中国第一家破产企业出现了，与此相适应的是新中国第一批失业工人的出现。原沈阳市防爆器材厂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讲的第一句话是：“在社会主义竞争中，我们被淘汰了。”

作家乔迈就此发表感慨，这简直是石破天惊式的宣告！过去，“大锅饭”“铁饭碗”展示着令一切人优哉游哉、飘飘欲仙的魔力，谁也不产生危机感，赚也坦然，赔也坦然，社会主义几乎在这坦然中窒息。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实现商品的价值是一种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可惜，他这样形象而重要的论断我们理解得太晚了。

然而，我们毕竟理解了（虽然并非所有的人），因此，失业者中也不乏有志气的竞争者。36.75元的救济金，宋桂荣只领了一次，就毅然不再要了。她办了经营针织品和小百货的个体营业执照，在人们的冷眼和艰辛的奔波中，她要以新的竞争立足。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青年们痛苦而又欣喜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他们来不及更多地思考，便带着最初萌发的竞争意识，投入现实的角逐，竞争、冒险、自立愈来愈成为一代青年的时尚。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社会舞台人生舞台上的一次次机会

无锡市公开招聘几位局级干部，几百名不同职业、不同职位、不同资历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报名。有人问，这些年轻人真的具备局级干部的水平吗？得到的回答很明确：“我们要试试自己的能力，我们不愿失掉每一个机会。”而当自荐者提笔填写自荐表的时候，那神情就像走上考场的学生，他们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更多的是真才实学，而不再是门第、权势、血统和那张多少代人编织起来的关系网。

以自由选择权利为核心内容的机会均等，是由新的经济活动方式锻造出来的现代平等思想，是对以平均主义要求为内容的“大锅饭”的平等意识的背叛。后者不承认人的禀赋、才能、贡献等方面的差别，一味强调结果的均等。它所造成的是优者不胜，劣者不败的可悲局面。而前者则强调的是起点的均等，它使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实力是最好的裁判。从终点到起点，虽然仅仅是一个语言位置的变换，它却深深吸引了一代希望有所作为的青年。1986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对上千名不同层次青年调查表明，青年对机会均等的期望高于对实际生活水平的要求。有人说，这是赶时髦。青年说，不错，这是一种有长久生命力的时髦。

这生命力不仅体现在观念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它为一代青年超越生存基点，在更广阔的人生舞台上作出新的选择，创造了认识上的新天地。青年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水平去获得体现自己价值的职业，“跳槽”“第二职业”“劳务市场”以及“企业家阶层”等现象的出现，无不与这新天地的开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遗憾的是，机会均等、自由选择的门还开得太小，青年们的理想常常在现实的缝隙中被扭曲变形。

充满颠簸充满魅力的一条航道

所有的中国人都曾熟悉过这样的宣传：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为此，我们骄傲过，我们自豪过；为此，我们也受到过惩罚。当我们下决心把空想驱逐出科学社会主义王国的时候，情况便发生了变化。“赤字”“国库券”“金融债券”“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不再是我们指责别人的口实，而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不可回避的现实。

应该说，我们的青年，我们的人民对此实在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羡慕人家富有，只想到我们也该富有，却忽略了富有背后那铺垫着的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我们只想到，我们曾经为不实事求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没有想到，我们还要为实事求是付出同样沉重的代价。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新的梦想和极高的期望，却很少有人去思考这梦想与期望实现的艰难。

毕竟习惯了稳定的生活。30年没长工资，可也没长价，于是，又有人怀念起低水平的稳定。

可是，再真的退回去，有谁肯放弃已经看到与得到的希望与实惠？青年们再次陷于两难困境：人们在诅咒帕瓦罗蒂演唱会的黑市票价高达4美元的同时，又不惜代价参加一次真正的艺术欣赏。当爱漂亮的姑娘们在诅咒美容厅价格高昂的同时，又不惜掏出钞票使自己更有丰采。

指责、愤怒、失望，前所未有的牢骚，这并非无理，理在其中。

打破旧的价格体系，打破旧的分配制度，打破一切固有的稳定结构，青年们第一次失去内心的平衡，这是一次痛苦的裂变。而正是在这裂变中，我们开始用现实的严峻锤炼我们承受和适应商品经济的能力，我们在历史的逼迫下，放弃了乌托邦式平等的梦想，开始遵循社会科学发展的道路。

10度春秋，10年转折，有多少变迁要写，有多少冲突要写，有多少痛苦要写，有多少失误要写，遗憾的是篇幅和功力都限制了我们的笔触。但是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商品经济对于古老的中国还只是个新生的婴儿，市场是脆弱的，人们的心理是脆弱的，然而我们正是在这脆弱中前进了，在这前进中有了强韧的意识。因此，我们培育商品经济和商品经济培育我们的任务都是沉重的。在这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一代青年应当记住：我们希望得到的，要以失去为代价；而我们从中失去的，并不都是以得到为回报。

谨此献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