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为明

1.“破产鼓动家”

1977年，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中国的经济百废待兴。

在素有“中国瓷都”之称的江西省景德镇市，市委在召集全市工交企业领导干部开会，讨论该市诸多企业严重亏损的问题。会上，市委书记点名批评了一家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陶瓷厂，最后，他声色俱厉地宣布：“限你们一年时间进行整顿，逾期不能扭亏，财政局不予补贴！”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为那家陶瓷厂一年以后的命运捏一把汗。

一年过去了，这家陶瓷厂还是没有扭亏为盈。市委为此又召开了一次工交企业干部会议。开始，市委书记只是一个劲地闷头抽烟。大家预感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因此都屏气息声。果然，市委书记使劲掐灭了烟头，站了起来，依然是声色俱厉：“现在我宣布，陶瓷厂整顿再延长一年！如果还不扭亏，到时绝不轻饶！”

不料话音刚落，却引起了全场的哄堂大笑。大家终于明白了：市委书记不过是“色厉内茬”，因为他手里没有惩治落后企业的“王牌”！在当时的中国，企业不管盈亏，都是政府这位慈母怀中嗷嗷待哺的婴儿！

会场后排，坐着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不知为什么，他却没有笑。

这个年轻人名叫曹思源，当时是景德镇市委党校的一位普通教员。一年以后，他考上研究生来到了北京。

时光茬苒，转眼到了1985年。这一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在城市里全面铺开，各种试验频频爆响。

在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省武汉市，6月21日，市长吴官正主持召开了全市工交企业干部会议。会上庄严宣布：国营武汉无线电三厂经营不善，长期亏损，濒临破产，限期一年半进行整顿，如果逾期不能复苏，则宣布破产倒闭。建国36年来，第一次出现了“破产”之说，而且是对千余人的中型国营企业。消息震动了国内外。

事隔不久。一天下午，吴市长正在郊区一家工厂视察，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吴市长，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曹思源，出差路过武汉，能不能马上见您一面呢？”吴市长笑着答应了。

怎么能不记得呢？

——1984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身材不高、头颅硕大的胖胖的青年人，自称在国务院某经济部门工作，初次相识，便塞给吴市长一卷厚厚的稿子：“惩治落后企业有一张有力的‘王牌，这就是破产法！”吴市长读完他的文章，居然有些激动，当即表示：“我在武汉找个地方试试！”

——此后，每隔一个月，吴市长的办公桌上就会新增一封北京来信：“试点找到没有？”吴市长把他的文章印发给有关部门进行讨论，却遭致一片反对声。吴市长只好回信如实相告：“找一个破产的试点毕竟不同于找一个增加工资的试点。”

——1984年底，他出差途经武汉，索性上门“讨债”来了。吴市长专门为他安排了一次座谈会。

来到宾馆，握手寒暄后，吴市长先介绍了武汉的“爆炸性”试验，不料客人听后，情绪也顿时“爆炸”起来：“太好了！在国家的破产法颁布之前先行试验，真可谓‘超前性试点，意义重大！”接着，他又兴冲冲地提出要去这家濒临破产的工厂搞什么“现场调查”。市长却面有难色：“宣布破产整顿后，工厂像开了锅，工人、干部们思想都不通，纷纷质问：凭什么让我们破产？市政府也确实没有制定破产法规，只好把你的文章印发给全体职工。这下可好，有人扬言要自费到北京找你辩论呢！你这个时候去工厂，恐怕会遇上麻烦。”谁知客人倒兴趣陡增：“是吗？要找我辩论？我正需要和工人兄弟们交交心呢！”市长说不过他，只好由他去了。

第二天，曹思源来到了工厂，召开了一次全厂大会和一次小型座谈会。不出所料，他被正在气头上的该厂职工围住了，有人当面质问：“国家没有《破产法》，湖北、武汉也没有制定破产法规，难道凭你几篇文章就让我们破产？”干部们自然满腹怨言：“工厂濒临破产，我们确有责任，但电子局领导瞎指挥就不承担一点责任？”工人们更是一腔怒气：“工厂这只船就要翻了，‘船长、‘政委都可以坐上国家派来的直升飞机溜走，就我们这些‘船员等着落水？”

曹思源倒是不慌不乱，处“围”不惊，他含笑听完了人们的责难、抱怨，也不反驳、辩解，而是娓娓道起了他的生活经历：“和大家一样，我也是工人出身。‘文革期间，我在江西一家制药厂当了6年工人。过去，国家常对工人说：你们是企业的主人，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但我所在的那个工厂，工人们对企业盈亏并不关心，开玩笑时还拿着工厂的药瓶子掷来掷去……”说来也怪，他一讲，原来群情鼎沸的会场竟然渐渐沉静下来了。

“不知生死，哪有活力？”

如果企业所有成员都与企业这条船共沉浮，那么可以预见，‘船员们对谁当‘船长、谁当‘政委就不会像过去那样漠不关心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民主意识将会成百倍地增长！而且，根据国家正在起草的破产法草案的精神，企业一旦破产，从厂长、书记、车间主任到普通工人统统转为待业人员，没有什么‘直升飞机！”回答他的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南有武汉，北有沈阳，遥相呼应。1985年8月3日，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据市政府颁布的破产法规，对3家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的集体企业发出了“破产警戒通告”。

3个月后，正在整顿期间的这3家企业的职工，在同一天里，也先后围观旁听了一位被介绍为“曹组长”的胖子的“鼓气演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把压力变为动力，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才是出路！”

又过了几天，沈阳全市1500多名企业干部济济一堂，共同伸长了脖子，争睹这位“曹组长”鼓吹破产法时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风采。不过，连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也不太清楚演说者的身分、来历，只隐约听说他是市长李长春的“座上宾”，李市长是读了他一篇谈破产法的文章“深受启发”才下决心制定沈阳的“小破产法”的，又想起最近听到的一个传言：“北京有一个‘曹破产，到处鼓动人家破产，他自己倒升了官、发了财！”不禁心生好奇，便找到一个机会，询问与“曹组长”一起前来沈阳调查的同事：“组长到底是个什么级别的‘官呀？”那位同事有些支支吾吾：“他是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的组长，工作小组嘛……工作一结束，小组也就解散了。至于他的级别……最近机关给他定为主任科员。”

科员？主人迷惑地望了望台上的“鼓动家”。

2.角色的冲突

同样的疑惑，也在北京大学生的心头袅然升起。

1987年底，在北京某大学举办的一次讲座中，曹思源绘声绘色地讲述了“破产法传奇”，并且提出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命题：“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立法开辟道路。”不料台下的听众递上来一张纸条：“在破产法立法过程中，你是否得到了哪位领导的授意？”他的回答却有点出人意料：“我似乎并没有得到哪位领导的授意。不过，没有领导的授意我也要干！因为我得到了历史的授意，人民的授意！”

确实，历史的回声始终在他那硕大的头颅里嗡嗡震响。当年在家乡参加工交企业干部会议时目睹的那一幕深深镌刻在他的脑海里，时时浮现，拂之难去。他苦苦思索，立志要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活力寻找药方。3年研究生学习生活，就是在这种紧张、艰苦的思索中度过的。“商品经济——竞争——优胜劣汰——破产处理办法”，他的思考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而不断向前延伸，向上腾跃。

1982年，曹思源结束了研究生学业。经过一番考虑选择，他来到了国家机关工作。尽管后来他又调了几次单位，但仍未出机关范围。其实，他的想法并不复杂：他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思考和写作了，他要把种种于国于民有利的改革设想变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法律。至于什么升官发财、仕途腾达，他则很少想过，而且他也拙于此道。然而，他的这个角色理想却与机关对普通干部的角色要求发生了冲突。

在曹思源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单位，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一位初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科员，工作热情很高，关心改革大业，积极献计献策。但他不明白，在机关里，一个人说话的分量是与他职位的分量成正比的。他竟然对领导定下来的事也要发表自己的见解。同事多次以话暗示，可惜他反馈系统欠灵，以为与他开展争鸣，于是愈发坚持自己的观点，常常争得脸红颈粗。有一次，机关调查讨论一个经济改革方案，他与大多数人的观点相异，便把自己的见解写成一篇文章到处寄、到处送，居然还拦住了一位中央领导鼓吹自己的观点，本单位领导得知后自然不满。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最后，单位领导只得委婉地让他“另栖高枝”。

这件事发生在曹思源来这个单位之前。他也仿佛记得机关同事聊起过这件事。但他好像并没有接受这个“前车之鉴”。

1984年初，国家某立法部门接到一位自称姓曹的陌生人的电话，询问前些日子他寄出的一份建议制定企业破产法的方案设想该部门有否收到。接电话的同志回忆了一下，隐约记得是收到过一份个人起草的破产法立法方案，当时单位里还有人猜测此人的身分和背景，待得知此人不过是某经济部门的普通干部后，便笑着议论了一番，说经济部门的人那么热心立法，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云云。想到这里，该同志便客气地回答：“收到了。”

不料对方的声音一下子升高了八度：“那太好了！你们单位的负责同志说了什么没有？”

该同志不得不把听筒从耳旁适当移开：“什么也没有说。”

“那据你看，我的建议能否纳入立法计划？”

该同志仍很客气，心里却感到有些好笑：“据我所知，我们单位立法只能来自两个渠道：一、中央首长交办；二、各有关部门申报。从来没有个人建议立某某法的先例，这不符合立法议事程序。”

几个月以后，该部门的工作人员先后在《瞭望》周刊、《世界经济导报》等报刊上看到了署名曹思源的文章，建议国家制定企业破产法，大家相视一笑：“哟！这家伙又把手伸到了舆论界！”“一个小科员，管得倒挺宽！”

在曹思源所在的单位，领导和同事也有些议论。自从去年他起草一份会议文件时趁机塞进了建议制定破产法的“私货”以后，这个胖子就像着了魔，一头扎进破产法里出不来了。他每周只回家两次，借来了各国的破产法，晚上躲进办公室里啃条文，后来还居然自己起草了一份《破产法建议稿》！最初，领导对他提建议是支持的，后来见他没完没了，还到处寄材料，便找他谈话，诚恳地说：“立法毕竟不是咱们经济部门的任务，你提了建议就行了，至于立不立法，那是人家立法部门的事。”谁知他却振振有词：“经济改革的发展呼唤着破产法尽早出台，一天都不能拖啊！”领导自然不好再说什么。“听说你像一个推销员，随身带一个包，包里塞着破产法的材料，逢人便送，有一次还送到人家武汉市市长手里去了，是真的吗？”同事问他，他笑了，笑得挺灿烂：“是真的。”

有人诚恳地向他指出：“你要注意呢！社会主义国家搞什么破产法？当心犯错误啊！听说前几年制定民事诉讼法时，法学界就有人起草了一章‘清产还债程序，当时还不敢提‘破产二字，但后来形势一紧，他们自己就把这一章给撤下来了。你还是不要去捅这个马蜂窝吧！”他听后若有所思没说什么。

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天晚上，在安徽代表团的驻地，人大代表、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温元凯谢绝了一切会客，焦急地等着一个人。上午，他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自称姓曹名思源，想通过人民代表向大会提交一份建议制定企业破产法的立法提案，约好晚上与他见面。制定企业破产法？这倒与他积年已久、还未成形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他凭直觉意识到，这项立法提案可能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全局具有重大意义。

一直等到9点多，他才看到一个胖墩墩的中年人大口喘着粗气闯了进来：“来晚了！机关里不好打印，我就找到一家街道办的印刷厂，连夜把这份提案打印出来了！”提案打印了几十份，还没有装订，温元凯便与这位胖子一边说话，一边装订。他注意到对方举止虽然笨拙，说起话来却像连珠炮，而且眉毛一挑一挑的，表情十分生动：“这些年来，为了使破产制度得到法律的确认，我刀枪戟剑，什么兵器都用上了，但挥舞的结果，大都碰卷了刃。今天早晨，我从广播里听到人大会议召开了，灵机一动：我干嘛不试着用用民主这把锋利的短兵器，找人大代表游说一番呢？”温元凯笑了：“噢，你想用锋利的短兵器‘行刺人民代表啊！”对方也咧开嘴笑了，笑声挺响亮。

仿佛是受了对方的感染，温元凯送走客人后，情绪依然高涨，他连夜“串通”一些观点相同的代表签了字，第二天就把提案正式提交给大会了。

事隔不到一周。一天上午，曹思源办公室的几位同事同时发现曹胖子精神亢奋，眼睛放光，反复阅读一份普通的会议通知，嘴里还不住地说：“这么快呀！”大家忙问原委。他抖着那份通知：“立法部门请我去开一个座谈会，讨论人民代表提出的建议制定破产法的提案。看来这把短兵器是用对了！”

经过8个月的酝酿，1985年1月，国家正式成立企业破产法起草小组。起草小组下设工作小组，曹思源任组长。

工作小组的成员都是各单位临时抽调的，不定期地集中起来开展工作。这样一来，曹思源就得兼顾两头——机关日常工作和破产法起草工作。他“块头”虽大，但并无分身术。这样干了几个月。忽然有一天，单位领导找他谈话了，言辞诚恳亲切：“老曹啊，咱们单位毕竟不是立法部门，你一心难得两顾，当心累垮了身体！这样吧，你能不能去立法部门联系联系调动……”曹思源脸色似乎有些为难，但最后毕竟答应了。待后来领导渐渐回忆起他的种种优点，又出面恳言挽留时，他的调动手续已基本办妥了。

新单位的同事不了解这位新调来的胖子负有什么特殊使命，最初听说他是个什么组长，后来才知道他不过是个主任科员，但常见他嘴哼小调，忙里忙外，电话频频，活动满满，不是与武汉、沈阳的市长大人直接通话，笑声朗朗，就是与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过从甚密，约会不断，生活规律又异于常人，大家不禁心生疑窦，议论纷纷。至于新单位的领导，最初对这位看上去敦厚和善、笑容可掬的胖子颇有好感，期望甚高，后来见他对“分外”工作过于热心，工作方式又新颖别致，与机关约定俗成的工作常规不甚相符，便坦言规劝过他几次，他倒是诚恳憨厚地笑笑，似乎心有所动，但后来却不见收效，领导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但原先的殷切期望却大大地降低了。

其实，曹思源也觉出了自己匆匆忙忙、上跑下颠的风格与机关的气氛、节奏不甚协调。他也作过努力，想尽量“协调”一下。幸好他天性随和、豁达，很快便与同事们有说有笑，相处融融了。他发现大家也都各有所长，胸有其志，只不过因为机关有机关的“规矩”，尽管不甚合理，却也源远流长，环境造就人，大家只好随遇所安罢了。中国文化宝库中“安分守己”这一古训似乎在机关里有最完美之展现，而“在什么位置上说什么话”，大概是机关无数条不成文的“规矩”中最紧要的一条。谁都不愿意揽“分外”之事，存“非分”之想。因此，8小时之内大家也就有事干事，没事翻翻报纸、谈谈风光或者甩甩“老K”，8小时之外的活动也讳莫如深，不愿昭示于人。有一位同事常爱在办公室里伸伸懒腰，打个哈欠：“嗨！这些日子卜班后不知该干些什么好，真他妈的无聊！”后来大家晚上去他家串门，发现他正挥汗如雨，撰写宏论文章。当然更多的人索性“表里如一”，割舍了自己理应追求但属“分外”的目标。不出众——这是不少机关干部毕生追求、努力企及的优美境界。不过，其中深蕴的玄妙也许 曹思源至今仍不开“窍”：最不出众的结果却是最为“出众”，可以得到领导的青睐，可以避免同事的红眼，于是顺利提拔，于是直线升迁。

曹思源不愿开这个“窍”，当然这要付出代价。与他同年甚至更晚进入机关的同事大都得到了提拔，只有他还是一个科员。而且各种议论更多了，扩展到机关之外。但他听后的反应依然是憨厚地笑笑。他想起了来北京读研究生的第一年岁末填的词：

“京华岁暮，历程重回顾：得几着，失几步？遥望四化图，欲致国家富，须我辈，探索中华改革路。

科学入口处，地狱入口处，细思量，是一处。只要主义真，何惧棍与斧？有志者，热血尽为苍生注!”

3.一位“国务活动家”

“老曹，听说你又捅漏子了，是吗？”在机关食堂吃饭时，相邻单位的几位干部笑着问坐在对面正埋头往嘴里扒饭的曹思源。曹思源停住了筷子，抬起头：“你们指的是哪件事？”

“听说你给每位人大常委委员寄了一本书，还提出想去旁听人大常委会议，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准。有这回事吗？”

“有这回事。”他憨厚地一笑，又埋头吃饭了。

《企业破产法》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研、起草和反复修改，终于形成草案。1986年6月和8月，草案两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引起了委员们的激烈争论，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不少委员坦言陈词，发表了尖锐的反对意见。但曹思源并未感到沮丧，反而非常兴奋和激动。自从“破产”这个经济学名词在社会主义中国第一次以正面形象被提出来，到后来的宣传、试点、立法，竟引起了连他也始料未及的社会震荡，这一回连素以“平心静气”著称于世的中国议会也喧闹起来了，也许这就是它的连锁反应？难道这是一次起点，中国的“橡皮图章”今后将渐渐“硬”起来，变成一枚铜的、银的乃至金质的图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意义可大了，远远超出了对破产法本身的争论。这些天来，他如饥似渴地翻报纸、看电视，但还是感到“不解渴”，报纸上只是发言摘要，电视里则是断景集锦，只见委员们嘴动，难闻其声，最多只有断续之声，他们对破产法是如何争论的？在争论中表现出来的议政能力如何？这些都难以了解全貌。因此，他向领导提出了旁听的要求。当然，领导没有同意。他也能理解：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亲身旁听人大常委会议的，但是……

至于寄书，那是16次常委会结束以后，他的一本专著《谈谈企业破产法》出版了，为了给委员们提供一些更广泛的参考资料，他便给每位委员寄了一本，当然，还打了电话，询问是否收到了书，同时作了一些内容解释工作。然而，这也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单位领导找到了他，严肃地指出：“你这样做不符合机关工作程序，你个人给首长打什么电话？首长的电话都是保密的。”他倒挺实在：“我找到了保密电话本……”“那也不能打！”连一位一直关心和支持他的领导也诚恳地找他谈心：“你这样做不太妥当吧。国会立法时，对议员施加影响，在国外也是违法的。”他也诚恳地回答：“对议员施加影响，也要看如何影响。如果是给议员寄一封信，内夹一粒子弹，声称‘不通过某法将见子弹，这当然违法。但我是以普通公民和作者的身分给议员寄一本书，即使算是施加影响，也是思想影响，是完全合法的。常委委员首先是人民代表，而不是什么首长，代表民意是他们的职责，应该欢迎每一位公民对他们施加思想影响。”他这一番话，倒把那位善意相劝的领导说得点头称是：“你讲的也有一定道理。”

17次人大常委会议也结束了。破产法草案因委员们意见分歧较大而未付表决。这在新中国立法史上尚属首例。

此后的几天里，曹思源单位里的同事特别留心了一下他的举止表情。大家相约，当着他的面谁也不提“破产法”，毕竟是胖子辛苦奔忙了几年的“心爱之宝”。但使大家感到奇怪的是，他依然嘴哼小调，忙里忙外，电话和活动的密集度更大了。大家似乎觉得，这个不安分的胖子一下子显得可爱、可敬起来。不久，大家忽然听说他又要调离这个单位，也不知什么具体原因，从各种渠道旁敲侧击地了解一下，亦难知其详，只知道好像是领导主动亮的“绿灯”。开欢送会那天，大家细细回忆起一年多相处的时光，竟不免有些留恋和惆怅。

也就在那几天里，中央电视台转播了17次人大常委会审议破产法的实况。第二天，大家见到他，又吃了一惊，他居然手舞足蹈起来：“今天早晨，我碰到一位上早班的工人，问他看了昨晚的电视没有，谁知他比我还兴奋，他说：‘看了！那场面真少见，他们还真吵哩！他还说：‘希望这不是偶然的一次！我大声对他说：‘放心吧，兄弟！这不会是偶然的一次。中国在变，一切都在变！将来，每一位中国公民都能通过电视旁听全国人大会议！”

同事们都觉得纳闷：已经开过欢送会了，他也不忙着办办调离手续，还在这里一惊一乍地大谈“国事”！到后来，大家也受了他的感染，突然发现他那眉毛的每一跳动竟十分动人。

1986年12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据国外权威的新闻观察家们分析，武汉、沈阳等市的“打破了破产禁忌”的超前试点和中国新闻媒介的“进行了精心铺垫”的超前宣传对该法的最后通过起了关键性作用。

1987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新闻媒介对这次大会进行了更加开放、更加全面的报道。这天晚上，在安徽代表团的驻地，温元凯又在焦急、兴奋地等着一个人。还是那个曹思源，那个只有一面之交的机关科员。他又要动用“短兵器”对人民代表“施加思想影响”。要是每一个公民都像他这样位卑忧深、人微思重该有多好！这一次，他提了一份政治提案“关于建议建立让亿万公民‘旁听全国人大会议制度的提案”。33名代表在提案上签了名。不久，提案提交大会，编号135号，载入此次

会议的提案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