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报

陶行知先生不只是个爱国大众教育家，而且是个爱国大众诗人。只须看看他于1936年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发表的那些诗歌，就可深信无疑。

九·一八事变后的年代里，日本帝国主义者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地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难当头，陶行知义愤填膺，拿起笔杆子当枪杆子，写了许多诗歌，呼吁抗日救国。1936年夏天，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到比利时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事务频繁，但他仍于百忙中为《救国时报》撰写不少爱国诗歌。笔者当时担任该报编辑，十分重视和赞赏陶先生的作品，认为这些诗歌的特点是:旗帜鲜明、感情真挚、语言通俗、风格新颖、鼓动性强，读了使人感到兴奋鼓舞。

诗人反复地提醒国人:日寇贪得无厌，步步进逼，大众必须奋起，救亡图存。他在《今年的九·一八》一诗里写道:“一年三百六十五，五个指头数，敌人今年在北方，加队伍。”“一年三百六十五，五个指头数，今年失地又增多，内蒙古。”“一年三百六十五，五个指头数，地图缺了一大块，谁来补?”“一年三百六十五，五个指头数，要想不做亡国奴，三条路。”他还指出，“救国第一是抵抗”，要“自作主”。他痛斥当时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辛辣地讽刺胡适所谓“再等五十年”的“国策”。他写道:“一年三百六十五，五个指头数，若想做亡国奴，请听博士胡，再等几个五。”诗人坚决主张立即实行全面抵抗，特别是武装抵抗。在纪念1936年2月3日被日本工头打死的大康纺织厂工人梅世钧的《思梅曲》里，他斩钉截铁地宣告:“我们要为梅世钧伸冤，要为中华民族求解放，只有大众起来，战!战!战!”

诗人十分清楚，要进行抗战，就必须积极准备，就必须停止内战；不然的话，高谈抗战，就等于自欺欺人。因此，他对蒋介石国民党挑起的连年内战，深恶痛绝；在诗里悲愤地写道:“九·一八，九·一八，手持钢刀八十八，刀刀只把自己杀。”“假军队，忍看山河碎，他自有本事，会杀亲姊妹。”“兄弟姊妹自相杀，只见洋人笑哈哈。”“若想试做亡国奴，难得真糊涂，兄弟自相屠。”他大声疾呼:全国大众，必须联合起来，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枪口对外，进行全民抗战，拯救祖国。他写道:“大众赶快联起来，不管他，许不许，要救国，自作主。”“救国救国又救国，只有大众能救得，大众一齐联起来，才能创造新中国。”诗人正确地指出:“人人都说团结好，没有中心干不了，试问中心是什么?日本帝国主义该打倒。”他还说明了抗战与团结的辩证关系，要在抗战中取得和巩固团结。“人人都说团结好，若不打仗团不了，局部抵抗总动员，一处起火处处烧。”这样，才能够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联合战线，把日寇这匹野牛，团团围在熊熊的火阵里，坚持抗战，驱逐侵略者，建立新中国。他在《联合战线》一诗中写道:“四万万人的公意掌舵，八万万只手儿摇桨，有祸同当，有福大家享。看啊!前面来了一只怪船，这明明是海盗来劫抢!朋友们，不要胡思乱想!只对那怪船冲去，肃清了海盗再讲。”

诗人的政治敏感告诉他，建立抗日民族联合战线的关键是国共合作。因此，他不遗余力，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奔走呼吁。西安事变时，林语堂曾说:如果张学良杀了蒋介石，写了一首亦谐亦庄、有声有色的《倒退十年歌》来鼓吹第二次国共合作。歌云:“新年新岁，我愿倒退。倒退十年，也不懊悔。十年之前，要好十倍。东方睡狮，不肯再睡。中山遗嘱，读得有味。国共合作，亲如姊妹。农工商士，联合军队。全民阵线，力量最伟。动员北伐，军阀崩溃。汉口租界，一日收回。内蒙无恙，满洲无伪。华北无私，冀察完备。日本船上，临时开会。客人水手，精神可佩。‘打倒日本，呼声如雷。船长听见，心中惭愧。抬头看天，低头看水。看水看天，无法作对。因为什么?团结为贵。天下兴亡，无人推诿。高兴起来，喝酒喝醉。有时唱歌，喉咙唱累。汉奸升官，忠义有罪。万年古国，靠谁保卫?一想再想，对而不对。莫要徘徊，也莫流泪。走错了路，赶快倒退。退到生路，再向前追。倒退倒退，于我也对。倒退十年，年轻十岁。年轻十岁，多么有味。哈哈哈哈，多么有味。”

陶先生曾经谦虚地写道:“有人说，我是诗人，我可不懂。无非是打仗的号角，只叫斗士向前进。”然而，这几句诗的本身和上面所举的那些例子恰好证明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大众诗人”。

(摘自1986年12月《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