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树长青
1987-07-15王晴佳
王晴佳
从全球范围着眼，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的世界历史迥然不同。如果说后者是在法国革命的旗帜下度过的(列宁语)，那么，本世纪以来的各种现象则表明了历史的走向已不再那么单一、直线，而是呈现出多轨、多元的面貌了。
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哲学观念。历史运动的变更必然导致历史观念的更新。欧洲大陆思想家在本世纪初期对十九世纪史学的批判，对新的历史哲学的尝试性表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克罗齐是这一趋向的主要代表之一。继他之后，英国哲学家、史学家乔治·罗宾·柯林武德(一八八九——一九四三)不仅承袭了克罗齐理论的主要基点，而且提出了自己独特新颖的观点。他的这些观点集中反映在他身后出版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
历史学——第三种东西
所有历史哲学，都必须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而所有对传统史学观念的诘难，也首先要对这一本质性的问题作出自己新的解释。结束了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以后，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思想家极端蔑视基督教神学史观，竭力想把史学从神学的奴婢这一状态下解放出来，提出了“历史哲学”这一概念。十七世纪以降，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促使历史学家力图将历史学挤进科学的殿堂，这固然带来了不少明显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人事活动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难以捉摸、无法确定又使得历史学家萌生了一种自卑的心理。于是，又有一些思想家如狄尔泰、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等人，另辟蹊径，力求划分历史学与科学的界限，摆脱实证主义、自然科学的樊篱。柯林武德在原则上同意这些人的想法，但对他们的具体论证，则不无嘲讽。譬如，在书中柯林武德对李凯尔特的工作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对实证主义的一次决定性的反击。……但是这种revanche(报复)不仅没有能对自然科学做到公正，它也误解了历史。李凯尔特追随着实证主义的办法，把自然看作是分割成各个独立的事实的；他接着以同样的方式歪曲了历史，把历史看作是个体事实的堆集，它们被解释为与自然事实之不同仅仅在于它们是价值的工具。”(《历史的观念》，中译本，第192页，以下只注页码)也许，李凯尔特等人反对实证主义，但又离不开实证主义立场的悲剧，恰好体现了文化环境、历史条件对思想家思维模式的制约作用。
柯林武德是不甘于此的。在书中，他几乎逐个批评了自康德以来不少哲学家的历史思想。这一批评工作最后以对克罗齐观点的介绍而告结束。对于柯林武德来说，他赞成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相分离，他更想证明，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类心灵的知识，这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因此，历史学有着自己独有的性质和独特的研究方法。
在柯林武德之前，对历史学性质的探讨要么被拉入科学的轨道，要么局限于哲学家的零敲碎打。克罗齐企图拔高历史学的地位，其途径是将哲学与历史相等同。柯林武德又作了进一步的大胆超越，他提出历史学是“第三种东西”，既类似于科学，又近似于哲学。但是，“它是第三种东西，具有着这两种每一种的某种特征，但是以一种这两者都不可能做到的方式，而把它们两者结合起来。”(第266页)柯林武德的论证是：历史研究对象的过往性使人难以运用知觉的手段来加以哲学认识；而历史事件的个别性又使它不能为科学抽象所概括。这种说法尚待分析。但是，柯林武德重新界定历史学性质的作法的目的，却是为了彻底消除实证主义思潮所带给历史学家的自卑心理，导出这样一个鼓舞人心的结论：历史学家的思想是“自律的，自我-授权的，享有一种他所谓的权威们必须与之相符的、并且据之而受到批判的标准。”这一结果被柯林武德自己自豪地称为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第268页)
这的确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论点，这也是本世纪西方史学飞速革新、姿态纷呈的一个理论基点。十九世纪的传统史学，拘泥于所谓“客观的”态度，迷信史料的权威性，似乎唯有不偏不倚，不冷不热；唯有用词刻板，剔除想象；唯有档案文献、书信日记才能构成“科学的历史学”。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沉溺于故纸堆中，以为只有档案文件才具有真实性。这样做的结果便是把历史研究的领域愈弄愈窄，成了政治、军事史的一统天下。因为很显然，这一部分的内容拥有丰富的档案记录。
这种自缚手脚的作法，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中亦不少见。建国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在开拓新领域、采用新方法等方面的工作进展甚微，大部分人(包括年轻一代的研究生)在撰写论文和专著的时候，仍然在前人的著作和文献堆里孜孜
柯林武德强调历史学家的自律性，是想说明，历史研究必须包含历史学家的思想，这种思想绝对地是自己的。提出这一点，是为了证明他的一个著名论点——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看到这一提法，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克罗齐认为历史之所以是“当代的”，是因为历史研究离不开当代人的精神或思想。柯林武德的提法更为直截了当。如果说克罗齐的论点是想模糊历史研究中主客体的界限(参见拙文《历史的精神，精神的历史》，《读书》一九八六年第六期)，柯林武德则根本不承认历史学中存在着主客体。在他看来，历史学的核心是历史思想。“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第244页)
所以，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是单单为了叙述、记录史实，而是要领会历史人物的思想，通过重行思想来加以重演。这种工作一旦开始，就将历史学家和历史人物的思想合在一起了。因为人们发现了某一事件，实际上已经了解了它的重要性，因而就用不着探究其原因了。具体一点说，历史是一个过程，它是以往的，又是无限的，如果历史学家运用自己的思想将这一过程的几个环节联系起来，那就证明他已经获得了对这一段历史的某种理解。他的工作本身就是对历史发展的一种解答，一种重演。因此，柯林武德论证说：把历史思想“设想为主客体两者都实际存在而且相互对立和共存的一种事情或关系的一切知识理论，即把认识作为是知识本质的一切理论，就使得历史学成为了不可能。”(第265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柯林武德确实发展了克罗齐的论点，相当彻底地批判了把历史学实证化、“科学化”的作法，从而把历史研究纳入了主观想象的范围。这与柯林武德在美学研究中强调想象、表现是真正的艺术颇为一致。在同属于他的晚期作品的《艺术原理》一书中，柯林武德反对把艺术仅仅看作是对自然的模仿和再现，而是重视艺术家主观情感的表现。如何表现？便是要通过想象。显然，这一思想影响了他的历史哲学。
在《艺术原理》中，柯林武德承认，想象无所谓真实与不真实。对艺术创作来说，这的确不甚重要。但对于历史研究，则是至关重要的了。在《历史的观念》中，柯林武德同样承认，“想象的东西，单纯地作为想象，既不是不真实的，也不是真实的。”(第274页)但他认为，对于历史学，这并不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历史必然需要想象，人们不可能完全明了所有的历史过程，这就必须由想象来弥补。历史学家的想象，表现为一种“想象构造的网”。只要他掌握了历史过程的主要脉络，他就能用想象来填补其中的细节，使得这张网变得真确可靠。甚至，因为历史只能通过历史思想来研究和重演，因此，“想象的构造那张网；乃是比我们迄今所认识到的要坚固得多、有力得多的某种东西。远不是它的有效性要靠给定事实来支持，它实际上是充当了我们用以决定所声称的事实是否真实的试金石”。(第277页)换句话说，历史事实之所以正确，并不是由于有权威的史料加以证明，相反，它是由历史思想、历史想象来作出证明的。至此为止，柯林武德已经完全破除了史料的权威，取消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基础的传统观念，而把历史思想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即既把它看作历史研究的起点，又把它视作历史是否真实的标准。
然而，柯林武德在这条道上无疑是走得太远了。他自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历史学的真实性问题，事实上，他的论证是缺乏说服力的。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不管是历史学家的思想抑或是想象，都只能是个别的，难与旁人分有的。这也就表明，他的工作别人无法验证。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他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而完成的历史著作，其真实性如何唯有在他自己所构造的想象之网中进行检验。柯林武德的这种阐述，等于把问题重新放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不过，他的论述却是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相一致的，这就是一种主观唯心的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柯林武德对历史真实性的阐述，实际上是取决于历史学家治史态度的诚信与否和他思想水平的高下，认为这些主观标准才能决定历史真实性的程度。
由上可见，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由于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色彩而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是，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的这种观点却是一种有益的矫枉过正。他的所有努力是希图使历史学家加强其主观能动的方面，这对于过分迷恋史料、推崇事实而贬低哲学思辨的十九世纪实证史学，无疑是一次有效的冲击。柯林武德强调历史思想的重要性，撇开其主观唯心主义这一面，对我们也是不无启发的。这提出了历史研究的一种较高的标准，即历史学家不能单单满足于平铺直叙地记录历史过程，还要深入认识贯穿历史之中的思想，领会其精神，然后加以生动的再现。也许，真能做到这一点，历史著作便也会象文学作品那样有吸引力，从而拥有更多的读者了。
剪刀、浆糊、鸽子笼
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十分重视历史学家展开研究时的主动性，其方法是运用思想来贯穿历史活动。显然，这种思想活动的一头尽管通向着过去，但另一头必然联系着现在。对此，柯林武德并不忌讳，相反，倒认为是必要的。“我们是用现在作为它自己过去的证据而做到这一点的。每个现在都有它自己的过去，而任何对过去的想象的重建，其目的都在于重建这个现在的过去，——即正在其中进行着想象的活动的这个现在的过去，——正象这个现在在此时此地被知觉到的那样。”(第280页)易言之，历史学家在重行思想历史人物的思想时，并无必要(似乎也不可能)将它们原封不动地重演，而是要在现在的立场上开展这项工作。因此，柯林武德重申“每个新的一代都必须以其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第281页)
与此相反，如果历史学家缺乏这种基于现在立场的主动性，只是想依赖现存的资料作为著作的证据，那么，这种历史学就是所谓“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而在柯林武德看来，“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历史学”。(第292页)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相当大胆的。因为，柯林武德自己也承认，直到他那个时代，人们所读的和写的大量的历史书，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历史学(同上)。然而，存在的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柯林武德认为，这种历史学之所以不是历史学，因为它只是摘抄和编排着前人的东西，缺乏个性特点，缺少主动思维。而一旦前人所提供的东西互相
应该指出的是，柯林武德对所谓“剪刀加桨糊”历史学的批判，其目的是为了清除实证主义思潮对史学的影响，这是他的历史哲学的主要方面。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实证主义哲学在欧美思想界影响甚大，其分支流派也颇多，但核心思想则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确定、实在的知识，即寻求所谓“事实”；二是要求发现这些事实之间的相似关系和因果关系，归纳为“规律”。实证主义的始祖孔德曾把人类的思维发展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他也把人类历史分为军事时代、过渡时代和工业时代。实证主义的这样两大特征对十九世纪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说那些以寻找史料、追求事实为己任的历史学家写作的“剪刀加浆糊”的史学，只是体现了实证主义的一个方面的影响，那么那些历史哲学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概括，在柯林武德看来，则体现了这一影响的另一个方面，他讥之为“鸽子笼方式”。
所谓“鸽子笼方式”，柯林武德认为这只是“剪刀加浆糊”史学的又一种表现，其代表人物是康德、黑格尔、孔德、施本格勒和汤因比。在柯林武德眼里，他们这些人只是将历史划分成某几个图式，建立了一种鸽子笼式的体系，活生生的历史被惊人地驯服了，各个历史时期按照一个模式在时间之中一一相续(第299页)。这种历史理论的结果就是取消了历史研究的自律性和创造性。因此，这种历史学并不是科学的历史学，而只是“剪刀加浆糊”历史学的垂死时期。
由上可见，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构成了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在我们看来，这种批判是利弊互见的。在思想史的递嬗中，任何一种新理论的出现，都意味着间接或直接地批判或抛弃旧的理论。从这一点看，柯林武德有着超过前人的贡献。他对十九世纪考据史学的批判，尽管刻薄，却不乏真知灼见。任何一种科学研究工作，其研究者都必须充分运用其思维，经过独立思考才能得出结论，而强调在历史研究中让史料说话，实际上也就限制了历史学家自身的思维创造，只能在前人的遗物里亦步亦趋，照此下去，历史学必然要走向死胡同。柯林武德针对这种现象而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有其积极意义。
然而，他把黑格尔等人的历史哲学讥为“鸽子笼”体系，却有待讨论。的确，黑格尔乃至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有着将历史发展图式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自然会损害历史的真实。如果只是满足于在浩瀚的历史事实中撷取几个有利于自己理论的片段作为论据，这势必会有片面、偏颇、极端的地方。因为历史运动本身的多样性与人们知识的有限性之间的差距是难以弥补的。然而，柯林武德的批判并不仅在于反对这种历史理论的结论，而是从根本上反对对历史作这种研究，这就太过分了。难怪有些西方评论家说他“故作怪论”，挑起争论。综观他的历史哲学，确实让人感到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
历史哲学的命运
实际上，柯林武德用“鸽子笼”这一称谓来批判黑格尔等人的历史哲学，也就是想否定自维科以降整个十八、十九世纪历史哲学研究的思维模式。这一行动并不只是他个人的，而是本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的主要趋向。易言之，从上世纪到本世纪，历史哲学在西方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转变，即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到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当然，汤因比作为本世纪的思辨历史哲学大师，是一个例外。这一例外并不否定上述宏观概括。综观现今西方的历史哲学著作，已经很少见到类似汤因比的那种气魄宏大、“不拘小节”的体系或构想了。人们集中讨论的是历史认识论的问题，诸如历史和真实，历史能否客观，历史学的功用等。也就是说，历史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历史转移到历史学了。
这一转变的产生，其原因既是内在的，人们厌倦了那些疏漏百出的历史“预言”；又是外在的，世界历史在事实上的改变(如笔者在前面几篇文章和本文开头所一再重申的)也很难支持那种所谓的历史“预言家”。但是，错误的哲学并不等于哲学的错误。回避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如果历史学家、哲学家不想通过自己的研究对历史的运动和方向作出概括，那么这又比“剪刀加浆糊”的史学高明多少呢？柯林武德在泼掉洗澡水的同时，也把孩子，即历史哲学势必要解答历史运动的奥秘这一核心问题，一同倒掉了。而这样做的结果，也与他自己“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产生了某种矛盾。
应该说明的是，柯林武德理论的上述缺陷并不只是个人的，而是现代西方批判历史哲学的共同的失误。毫无疑问，对于历史学理论问题的探究十分重要，也间接地有助于人们对历史运动的认识。然而，为什么历史学家、哲学家不能正面回答人类之过去、现实和未来，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一任务让给未来学家们去完成呢？无怪乎西方某些人在评论当代的历史哲学家的工作时，嘲笑他们想演丹麦王子，却没有哈姆莱特，这的确是切中肯綮。
依笔者之见，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同时包括历史和历史学(详见拙文《历史学的发展需要历史哲学》，《世界历史》一九八六年第八期)这首先是因为历史和历史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文和大部分西方文学中，“历史”一词既可代表人类历史的运动本身，又可代表人们对自己的历史所作的记录，阐释和概括。这也就表明，在常识中，历史和历史学也是难以、抑或是说无需区分的。同时，历史和历史学又是互为基础的。如果没有人类的历史(这是难以想象的)，也就不会有历史学。但反过来，如果没有历史意识，即人们追根溯源、保存业绩、经世致用的愿望，那种历史也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历史在这儿决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必定有所依托的。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必然包含两个方面，这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了。
余下的问题是，这两者之间如何统一？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破除两种绝对的观念。一种是过分相信自己对历史运动的构画，认为历史绝对地就是这样发展的，除此别无他途，与之不同便是异端邪说，旁门左道。这也即是说，要充分认识到理论和实际，史学和历史之间毕竟，而且始终存在着距离。要想用理论来容括一切／反而难以自圆其说，落下笑柄。另一种则是，我们又不能把史学的功能的有限加以绝对化，因而放弃对历史运动的规律性探求。柯林武德在强调历史学的自律性、创造性方面是有功绩的，但他的学说的自然结论便是，似乎历史就是由不同的人运用不同的思想而构成的，只有思想中的历史，而没有历史中的思想、行为、事件。这种理论表面上看起来是紧紧围绕着历史认识论的范围而展开的，但实际上却回避了历史认识论的核心——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
庄子尝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有人说，这太悲观，而我却认为，我们与其对此作悲观的理解，勿宁作悲壮的理解。也许，历史哲学确实无法为世人提供精确无误、清晰明，了的历史发展轨迹，哲学也不能穷尽人与自然之间的奥秘，自然科学也不能解开天体运动、宇宙生成的谜团，但是，谁又能否认这些知识，这些学科所曾经带来，而且将来也还会带来的益处呢？谁又敢于丢弃这些知识呢？自人类诞生的第一天起，人类就没有放弃过对自身和对周围环境的研究。人类并不因为所知有限而妄自菲薄，放弃这种努力。相反，正是这种悲壮的努力成为了哲学、史学、科学赖以建立的基础，成为了人类延续的前提条件。因此，如果说与不断变动的生活相比，理论是灰色的，那么，生成理论的思想本身，却是永远值得赞美的，永远长青的。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历史的观念》，〔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一版，2.9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