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历史的复杂性
1987-07-15陈晓平
陈晓平
读韦伯《世界经济通史》
《世界经济通史》(GeneralEconomicHistory，即“经济通史”)，是马克斯·韦伯自一九一九年起在慕尼黑大学所作一系列讲演的笔记汇编。一九一九——一九二○年正是韦伯思想更为成熟的时期，《通史》对整个世界经济演变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起源(这是韦伯毕生关注的课题)所作的全局性思考与宏观解绎，超越了前人的思想深度，对于我们现在探讨现代化的条件、前提、模式与道路，比较东西方文化，均有一定的意义。
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
《通史》分别考察了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工矿业、商业及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经济导因与文化根源。作者似乎不想提供一种完备的教科书，因而其叙述并非面面俱到。开篇即探讨典型的日耳曼定居制度的传布、演变及其内容，同时也将日耳曼农村组织与苏格兰“敞地”制度、俄罗斯米尔(村社)土地制度、中国的井田制、印度的村落等等作了比较研究，最后指出：“关于原始人的经济生活确实无法作出任何概括的论断。如果我们就欧洲影响所未触及的人口中去寻求答案，我们总是发现彼此相差悬殊，而毫无一致之处”(《通史》第22页)。这实际上是反对那种将“典型”的原始农业组织作为普遍现象强加于世界历史的简单化倾向。又如论及各国封建制度时说中国“封建制度早在纪元前三世纪就已经废除，土地私有制随即奠定”，同时分析了日本的分封制度、武士阶层与中世纪西方庄园制、骑士武装的相似之处，指出“继日本之后，中世纪的西方乃是最纯粹的封建制度得到了发展的地区”。(《通史》第81页，第55页)这种提法虽极扼要，对认识我国近代以前土地制度与日本、西欧的差异，从而认清社会结构与分层上的差异，都不失为有益的参考资料。此外，韦伯书中提出的母权制婚姻与父权制婚姻并非后先相继而可同时并存的观点，以及对领主所有权起源的综合性考察，都是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
但韦伯进行他的宗教社会学、经济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乃在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1页)《通史》的侧重点乃在于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外部与内部先决条件、决定性因素、偶然因素、意识形态能动因素作全面的考察、爬梳和识别，从作为经济现象的资本主义出发，最终追溯到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化根源。历史在这里恢复了它的全部复杂性。韦伯坚决反对那种把资本主义的兴起归因于某个单一原因的简单化倾向，更反对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纯粹外部力量的产物。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起因应该从西方文化中独具的合理主义中去寻找。合理化乃是决定近三、四百年欧洲发展方向的一系列历史因素相互结合的结果，这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是历史发展的巧合，而不能看作完全是预先注定的东西。资本主义乃是于不同时期生成于西方文明中的多种因素——如古希腊罗马的理性化经验科学、合理的罗马法体系、经济生活的商业化和可计算性——相结合的产物。这些因素由于新教教义把取得经济成就提高到宗教使命的地位而综合起来，与当时相适宜的外部物质条件(工业革命时期煤和铁的开发)、特定外部事件(十六、十七世纪殖民活动引起价格大革命、需求大众化)相结合，终于生成了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是享乐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犹太人的经营技巧、贪婪的海外殖民活动的产物；反之，在其发韧之初，资本主义精神与享乐主义的启蒙思潮是相抵触的，虽然资本主义本身的后续发展却又必然地产生出启蒙思想，并形成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中悲剧性的冲突。
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呢？韦伯认为：“哪里有用企业方法来供应人类集团所需要的工业，哪里就有资本主义存在，而不管需要的内容是什么。更具体地说，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簿记和结算的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通史》第233页)在这里，韦伯紧紧抓住用“资本会计制度”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这一核心因素，从而将资本主义与其它形式的经济制度区分开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资本主义经济行动定义为：以利用交易机会取得预期利润为基础的行动，却依赖(形式上)和平的营利机会而采取的行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页)根据韦伯的这一定义，实际上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都曾存在过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但除了现代西方世界之外，这些“资本主义现象”最终都归于湮灭，成为永恒的“萌芽”，个中原因只能从当时当地的经济、文化制度中去寻找。如果按照韦伯的这一宽泛标准，中国的明代也许曾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但证之以当时中国整体的文化、法律制度、政治环境、宗法社会结构、全国范围的经济组织状况、科学技术的合理化程度，则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永恒的萌芽。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许会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出现比较繁荣的商品经济(毋宁说是“商业经济”)，但不可能自发地发展到现代合理的资本主义，因为中国根本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基础。
韦伯上述“资本主义”的定义尚未能对现代资本主义与古代星星点点的“资本主义现象”作出明确的区分，他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因而随后即作了如下补充：“只有需求的供应已经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到了这样突出的程度，以致如果我们设想这种形式的组织一旦取消，整个经济制度的崩溃就在意料之中，这整个时代才可以称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通史》第233—234页)这里指出的似乎只是量的差别，实际上正是从这种量的差别上反映了质的不同，即西方社会已从“实质的合理性”为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进入了“形式的合理性”为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这一转变经过了艰苦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社会中原来各不相关、互不统属的合理主义因素汇聚并结合起来，由此开始了惊人的飞跃。
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成
现代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之间质的不同导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近代西方世界具备了使资本主义得以高度发展的先决条件，并且得到了来自外部的偶然的推力，但更重要的是处在希腊、罗马与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西方人促使传统产生了创造性的转换(宗教改革、实验方法与数理方法的结合、民法与商法的健全)。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出现并非是预先注定的，其中既有内在的必然因素，也有偶然与能动因素，而这些偶然与能动因素却并非无足轻重，有时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看起来似乎是西方文化本身造就了自己的改造者(如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但宗教改革并非完全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特别是加尔文教与路德宗的教义实际上也大相径庭，它们并不反映什么“启蒙主义”的同一时代潮流。路德宗反对“善功圣库”理论，主张因信称义，宣扬信仰自由，与加尔文主义的“先定论”相差甚远。如果说，路德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文主义的色彩，那么，加尔文主义则似乎与肯定感性欲求的文艺复兴传统相反，走向了更加严格的禁欲主义，这正是在历史转折关头主观能动因素与杰出人物起作用的显著例证。
现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的标准，而这种会计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又要求：第一，私人企业可将土地、设备、机器和工具等一切物质生产手段作为私有财产任意处置；第二，有市场的自由；第三，有便捷的计算技术作为会计制度的基础；第四，经济生活必须是可测算的，即有可靠的形式法律调节经济生活，保证预期利润的实现；第五，有实际上被迫而形式上自由的劳动力，第六，经济生活的商业化，如各种信用工具的普遍使用。上述必要因素，一方面导源于西方经济传统(从古罗马发源的信用工具与股份公司、市场自由)和文化传统(使用形式法律而不是即兴命令进行统治。罗马法中的物权法)，另方面又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演变(如西蒙·勘蒂文发明会计中的平衡法、圈地运动造成了自由劳动力)。除了这些先决条件外，大规模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立，还需要一系列现实的中间环节。由此看来，东方国家都不具备这些先决条件和中间环节，如我国古代便根本无形式法律可言，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星星点点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无法成长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是综合性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所碰到的障碍也是多样化的，并非仅如一些学者所乐道的“重农抑商”、“闭关锁国”之类的简单原因。这里我并没有全盘贬低中国文化的意思。韦伯认为，任何科学的思维，任何哲学的思考，都不能为宁可要一种“价值”而不要另一种价值找到足够的理由。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不同的文化体系本身“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中国是否要摆脱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束缚，走工业化、现代化的世界性道路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由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中国人民的痛苦经历和斗争实践作出了有力的回答，时代作出了它的价值选择。我们现在的任务，在于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发生、成长过程的深入考察，认清我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将会碰到的来自传统的障碍，探讨向发达的商品经济转变所要求的先决条件和制度环境，从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作出有计划的首尾衔接的改革部署。
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
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形成史中的文化的与“人”的因素，乃是韦伯所着意强调的深层内容。
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首先兴起、生长并成熟于西方？为什么对于东方各国来讲这种发达的资本主义只能是一种外来现象？韦伯认为个中道理正在于东西方所特有的文化特征：“只有西方懂得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它既有专职行政机关又有专业化官员和以公民(CivisRo-manusCitoyen，bourgeois)权利义务的观念为基础的法律。这个制度要想在古代以及在东方发端是绝无发展可能的。只有西方才懂得什么是法学家所制定并予以合理解释和适用的合理法律，只有西方，才有公民权和义务的观念，因为也只有西方才有那种特殊意义的城市。而且只有西方才有现今这个词义上的科学。神学、哲学和对人生的最终问题的思考，都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所理解的，也许比欧洲人理解得更加深刻些。但是合理的科学和与之有关的技术却依然是这两种文明所不能理解的。最后，西方文明更因为有具备这样一种指导生活的道德标准的人，而与其他文明有所不同。巫术和宗教固然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但是象这样一种生活有条理的宗教基础——而那种有条理的生活，只要能始终坚持不渝，就必然会引向明确的理性主义——则仅仅是西方文明所固有的”(《通史》第265—266页)。
从自由城市发展起来的公民权、以形式法律为基础的科层组织、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科学、生活有条理的宗教——这些因素构成了韦伯所谓“合理主义”的基本特征。正是从这种“合理主义”趋向中产生了现代合理的资本主义。但对于所有这些因素，我以为只有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才不致重新堕入宿命论的泥潭。这种宿命论的历史观把上述因素看作是资本主义成长中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因素，因而也就彻底否定了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在论及清教主义对十七世纪英国科学发展与科学组织合法化所起的推动作用时也指出：“清教主义并非不可或缺。清教这个历史的具体的运动并没有被提出来作为当时英国科学迅猛发展的先决条件；功能上等价的其他意识形态运动也可以发挥作用，为渐露头角的科学争得广泛受到承认的合法性”(《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第19页)。默顿的“历史社会学”与韦伯的社会学一脉相承，所要求的不是得出宏观的历史规律，而是建立事件的一般法则，这种研究过去一直为我们所拒斥，现在是加以认真对待的时候了。必须以“有之必然，无之未必不然”的眼光来对待韦伯所列举的各要素，才能对历史有更准确的把握，从而对未来有更开放的态度。同时，也只有从功能的角度我们才能深刻理解韦伯在《通史》中对各文化因素的剖析。
城市与公民权具有单一共同体意义的自治城市是纯粹西方的产物。古代西方世界没有大权独揽的大一统专制君主，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为自治城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西方，城市首先是一个防卫集团，一个在经济上足够自我装备的军事组织。城市是自由人的联盟，它一开始就不能采取专制统治形式，而以自己制定的法律调节内部关系。因此，市民本身即包含有一定政治权利的意义，以至演变成“公民”的概念(英文中cltizen既是“市民”又是“公民”)。随着封建主之间的斗争加剧，市民与王权结盟，产生了独特的资产阶级。自治城市消失了，但保护资本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也形成了。
在东方社会中，灌溉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问题。从对灌溉的管理中产生了一个官僚阶级和君主专制权力以及从属阶级对王权的依附。帝王的权力以军事垄断组织来维持，因此东方根本不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城市和契约观念。此外，东方氏族宗法关系、巫术礼仪也妨碍自由人阶层的形成。韦伯这里对东西方政治体系差异的解释与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的解释有很大不同，但这一点无关宏旨。重要的是韦伯准确地指出了这种差别。
法律与科层组织有专长的官吏、合理的法律，这是构成合理行政组织所必需的。英武干练的罗马骑士不仅是好勇斗狠的一介武夫，他们的商业活动和冷静思考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罗马法。罗马法的每种制度或是基于物质利益原则或是基于形式法律的原则，这种制度是可资信赖的，为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可预测性准备了坚实基础。
近代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结盟，产生了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国家经济政策。开始是重商主义者主张的保护主义占上风，但真正有生命力的乃是由亚当·斯密一手莫定的自由放任政策。
相对合理的宗教对韦伯来讲，基督教文化的合理性表现在它对，巫术的敌视。而由宗教改革衍生出来的禁欲主义新教，则以一种价值合理的行动(以经济上的成功来确证“获救”)“创造”出现代资本主义，并从这里向目标合理的行动(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迈进。“天职”观念使企业主的剥削与经营活动有了比较坚实的道德基础。虽然十七、十八世纪发展机器大工业的种种物质、技术、经济条件都已相当具备，但如果没有积极进取、精打细算、“贪得无厌”、不断扩大再生产的企业家和能吃苦耐劳、具有敬业精神的雇佣工人，则现代资本主义必然缺乏如此强劲的扩张力量。韦伯认为，经济状况对伦理观的影响与伦理观对经济行为的作用，在微观水平上可以说是同一个因果关系链的两个侧面。固然物质利益原则也是推动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力量，但在资本主义的发轫期，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正是新教禁欲主义，它不把当下的物质享受作为目标，而是不断追求那“空洞”的利润，把它作为上帝选民的天职。同样，工人的伦理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传统社会里，提高计件工资只会促使工人做更少的工作，而降低工资则会引起消极抵抗。“人们必须把劳动本身当作唯一目的、当作天职去完成。但是这种态度绝不是天性的产物。单是低工资或高工资不能唤起人们这种态度，它只能是长期、热诚教育过程的产物”(《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35页)。固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充满了血腥的掠夺和残酷的剥削，若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仍须肯定企业家进取精神和工人的吃苦耐劳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单是掠夺本身不能形成资本主义。要知道从海外殖民活动中取得贵金属最多的国家乃是西班牙，可是西班牙到今天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韦伯提倡把价值判断与实证研究区分开来，我以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常常表现为一把双刃的剑，在历史研究中必须采取真正的科学态度，充分考虑到全部的复杂性。
走出传统社会
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西方世界“走出传统社会”、从传统主义转变为合理主义的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韦伯认为，合理化是历史过程本身的一种趋向，合理化问题是西方文明的命运问题，归根结底也是现代全人类的命运问题。西方世界率先走出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这是一个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它改变了其他民族、其他文明体系的命运，迫使人们接受这现实的挑战。日本是西方文明体系之外第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而苏联特殊形式的现代化毋宁说只是一种工业化。整个第三世界都面临着同一个迫切的任务：走向现代化。社会主义阵营中最近普遍出现的改革浪潮，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这种“合理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经历本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那场灾难之后，中国人民也终于选择了这一条共同道路。但是，我们有必要不断反思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有少数人把现代化与工业化划上等号，这是相当片面的；即使把现代化解释为从自然经济走向发达的商品经济，也不足以表达出它的真正内涵。现代化首先是一个经济过程，但最终必须是一种社会过程。扼要地说，这一社会过程就是使社会行为模式从以传统的与激情的行动为主转向以价值合理的与目标合理的行动为主，从实质的合理性转向形式的合理性，使政治运转方式从传统形式和神授形式为主转向以合法形式为主。我以为，只有从这种角度看待现代化，才能从历史远景上深刻地理解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
首先，在中国这一向来“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国度里，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变革的意义。正如黄仁宇先生所特别强调的：“……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万历十五年》第272页)。这种提法是颇有见地的。如前所述，目前已出台的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实际上是为走向发达的商品经济创造各项先决条件。但是，由于传统的社会行为模式、行政体系以及仍然存在的旧经济体制仍然扮演着主要角色，新体制与旧体制之间，经济运行与行政运行、社会运行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摩擦与矛盾，使得我国经济形势进入相当微妙复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继续建立健全经济法规体系、努力扩大现有改革措施的效果之外，必须进行比较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确保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真正有效率的形式化法律体系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以便从制度方面全面调整社会行为规范，为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作充分的准备。
其次，在这一建立制度条件的过程中，必须调动整个学术界的积极性，发挥整个社会舆论工具的作用；努力挖掘出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价值基调和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这是使“死”的制度与物质条件变为“活”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动要素，是与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实质内容不同而功能上相似的意识形态力量，是使内耗行为变为协调行为的“克里斯玛”(charisma)内聚力量。
在西方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中，韦伯所阐述的“企业家精神”和默顿所论述的“科学精神”，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内在力量。我国社会要形成起引领作用的“企业家精神”和“科学精神”，即积极进取、精打细算、不断追求更多利润的意识和穷根究底、将数理方法与实验方法相结合的意识，首先只能通过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和教育体制来加以解决。但若从历史远景来看，则我们仍然需要对传统进行挖掘、改造和更新，寻找与新教伦理观在功能上等价的一组价值变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才高度肯定传统的意义。现代化要求我们在引进外来文化因子、进行大胆而审慎的改革的同时，促使传统中重要的价值变量实现创造性转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学人，应该超越中西文化优劣论之类口号式的无谓之争，摒除偏见，求同存异，通力合作，积极进取，以充分自觉的能动的实践活动去完成“走出传统社会”这一全民族的壮举。
(《世界经济通史》，〔德〕马克斯·韦伯著，姚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