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长的路，弯弯的路

1985-09-24叶丛

啄木鸟 1985年6期

关键词：工读学校

叶　丛

西方当代一位教育家说，中国文化革命最大之不幸，乃是毁灭和愚弄了青年一代。可以断言，在本世纪内，当局对这些畸形发展并充满病态心理的年轻人，只能是一筹莫展。

但，历史是这样回答这位预言家的……

一、我来了，用质疑的目光审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秋意是在冬天的脚步声中慢慢消失的。我踏着满地黄金般的落叶，追逐着时代奔涌的浪潮，来到了这所坐落在首都西南郊区的工读学校。

对于工读学校，这个教育失足青少年的场地，人们尽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想象。这些幼嫩的孩子，当他们刚刚迈出人生第一步的时候，就陷入了可怕的泥潭。在他们命运的“主航道”上，充满了急流、暗礁和险滩。生活向他们所展示的，是没有航标的、黑沉沉的海。

公元一九八一年秋天，从冀中平原的崔中旺村，点起了第一支军民共建文明村的火把，尔后迅速燃遍了华北、西南，燃遍了大江两岸的城市和乡村，燃遍了我们祖国的每一片土地。

春雨可以浇灌大地，而精神文明的种子，倘若撒在荒芜的废墟上，是否也真可以抽芽、开花、结果呢？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留着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往事。

两年前的一个夜晚，柔弱的秋风轻拂着北京城。几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蜷缩在屋檐下，弹着吉它，用沉闷压抑的胸音，哼着《栽一株黄色的玫瑰花》。洒在他们身上的，是惨淡的月光。

一年前的一个正午，在天津新开桥外，我又看见几个正值芳龄、穿着薄如蝉翼的超短裙的姑娘，旁若无人地与几个外商男人调笑。

一个月以前，我走访了一个临时收审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里的每一张脸，都是那样麻木、痛楚，充满着哀怨和绝望；那里的每一颗心，又是那样孤独、冰冷，似乎在向着阴森森的地狱沉沦……我细细地翻阅着手头的卷宗、案例，意外地发现，这些青少年大多都是打架、偷盗、流氓等，难道这只是偶然的吗？

的确，在我所见到的这些青少年中，身上不也有与美国的“嬉皮士”、日本“暴走族”相似的影子吗？！

坦率地讲，当我走进工读学校校门的时候，我的心境是复杂而矛盾的。

我来到了学校的小操场，这里正举行着两周一次的升旗仪式，一面五星红旗从操场中央缓缓升起。

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列队、行礼、奏乐。鲜艳的红旗下，静静地伫立着解放军辅导员、教师，还有长长的学生的队伍。我的目光停留在这行长长的队伍上不动了，开始端详着每一张脸。这里的每一张脸，都是那样热情洋溢，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从这一张张白皙稚嫩的脸上，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们昨天的影子，想象不出他们的过去。

最叫人难忘也最令人激动的是参加他们的主题班会。当歌声从孩子们胸腔迸出的时候，我就象看见了一名骠悍的水手，勇敢地驾驭着一叶帆板，在波浪翻卷的大海上进击着。我被感染了，流着热泪，不由自主地合着拍子唱起来：

我们是归途的烈马，

铁蹄下迸发着火花，

要追回失去的时光，

去赶上时代的步伐……

这所工读学校集中了全区五十二所中学里的失足生，犯罪率在全市工读学校里也名列前茅。打架、斗殴、闹事等小宗案件经常不断；骗警察、截妇女、抢商店等大案也时有发生。象这样一个藏污纳垢的所在，经过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令人不敢置信的变化。这是真的吗？

二、西方人十九世纪结的死疙瘩，由中国军队的小战士解开了

他，一切都显得平平淡淡。模样、举止、言谈，神情都带着点古朴的晋西南老乡的味儿。一颦一笑中，眉宇间便显露出一股近乎天真的稚气。稍引人注目的，是嘴唇中的两颗烟黄色的门牙。据说，那是因为小时候喝玉米糊糊过多的缘故。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们连队的宿舍里。他那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熟练地卷“大喇叭筒”烟的动作，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冲我笑了笑，吐了口浓烈的烟雾，略带羞涩的眼神仿佛在问：你叫我从哪儿说起呢？我淡淡地笑了笑，没有言语。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条小溪都有源头……

在学校召开的军民共建誓师会上，他的一九七九年秋天营教导员魏长来同志找到他，通知他到工读学校当辅导员。与他打交道的，由乖顺听话的电码符号变成了一批难惹难招的失足少年。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参加了学校军民共建誓师会，自尊心就被几个流里流气的工读生捅了一刀子。

“嘿，当兵的给咱开会，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走着瞧吧，派出所都拿咱没治，当兵的能干吗？他们就会玩步枪、练刺杀，搞这行可不灵！”

王巨朝狠狠瞅了他们一眼，强忍着没发作。当他跑上主席台领取“聘请书”的时候，又意外地发现，许多老师，望着这个身单力薄的小战士，眼神中也流露出几分不信任的光泽。他的心从沸点降到了零点。

到班上第一次与同学们见面的时候，他又经受了一次“强袭击”。

“哎，哥们都别理他，给这个大兵点颜色瞧瞧。”

“嘻嘻，你瞧他那白嫩嫩的脸蛋子，多象刚脱了开裆裤的毛崽啊，没准还管我叫大哥呢！”

他的脸色气白了，平生以来，还没有人这样当面污辱他，也没有人这样奚落过他。走出课堂的时候，他哭了。亮晶晶的泪珠子，“吧哒、吧哒”地直往地上掉。

七月下旬，全区中学要搞汇操了。小王暗自寻思，这头三脚的第一脚一定得踢开。于是，在军训中，他严要求，苦训练，采取多种方式调动学生积极性，别人训练半小时，他只训十分钟，然而十分钟却有十分钟的效果。到了汇操这天，他们班的号子声格外响亮，脚步声铿锵有力，一下子就把全区第一名的红旗给扛了回来。从那会起，人们便对这个白净的小战士刮目相看了。

就在此后的一天上午，班里的学生刘守新病了。这孩子生在一个干部家庭，因是家里的“老疙瘩”，母亲事事总由着他，以致于小时候因打架而瞎了一只眼，长期沉醉于淫秽书画而染了一身病。刚才因为和同学拌嘴，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王巨朝闻讯后，二话没说，背起刘守新就奔长辛店医院。待病情好转后，又送他回到了家中。有时候，好心人也会遭误会的。刘守新的母亲一见儿子病成这样，就骨呀肉的喊开了。

“新儿啊，是不是又挨打了？快跟妈说，妈找他们去。”见儿子不言语，就一把拽住了小王的袖头，说：“你们要打就打吧，打屁股不要打脸。你们没有儿子，总该有弟妹吧？缺德短寿的！”说着，竟“呜”地一声哭起来。

王巨朝浑身一震，生下来，娘都没拿这话骂过他。王巨朝怒火中烧，气得转身就走，可走着走着，他却又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冷静地想想，工读学校的工作如果一帆风顺，还要我们辅导员干什么？再说，哪有母亲不疼儿的呢？他又转过身来，向她耐心解释着事情的原委。可是，这位老太太心中的怒气显然还没消，她没容他把话说完，就昂起了脖子：

“我知道，学校只会搞这套，没能耐就搬当兵的。行了，没你的事了，你走吧！”说毕“咣啷”一声关上了门。

小王被噎得哑口无言，在返回营区的路上，他又哭了。那泪水中，含有多少委曲、辛酸……

人，毕竟不是在泪水中泡大的。而王巨朝每落下一次泪，就好象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刘守新的病好后，他又来到了他家。这回，他没有看刘母的脸色，而是一声不吭地把刘守新搀回了学校。吃药，记在心上；冷暖，挂在脑中；甚至大小便，也跟随其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慢慢地，刘守新不再拿白眼瞪他了，而是主动与他亲近起来。他母亲听说后，那颗冰冷的心，也开始解冻了。

刚巧，隔了不久，刘守新又病了。这是一个烈日炎炎的正午，王巨朝背着刘守新，疾步行走在朱家坟树稀车挤的马路上。行人们见到这动人的场面，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来到刘家，已是大汗淋漓。这回，该轮到心直口快的老太太落泪了。她用手帕擦着眼角，颤悠悠地说：“我这人老糊涂了，过去的事您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您该怎么管就怎么管，就当做您的亲弟弟待。”说着，又端出糖块、点心，硬要留小王吃午饭……

王巨朝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起身走上了那条熟悉的小路。呵，小路，长长的小路，从这条小路上，他走向工读学校，肩起时代赋予的特殊使命；从这条小路上，他走入了街道深深的小巷，到学生家中去走访；从这条小路上，他闻讯赶到郊区山凹，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及时制止了工读学生们的一场锋刃相见的恶战；从这条小路上，他仿佛又看见了二十二年来所走过的人生小径，在那条弯曲的小径上，写就着他的苦闷、彷徨、追求和希望。

啊，曲折的路，不尽的路，你可曾知道，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在这里疾走。

春风化雨，枯木复苏。刘守新变了。从解放军辅导员的教育熏陶中，他懂得了该怎样做一个人。

十九世纪末叶，“二因素论”曾一度成为美国教育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心理学家斯坦莱·霍尔说：“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而行为主义者华生则与之相对地抛出了另一个观点：“给我一打健全的儿童，我可以用特殊的方式任意地加以改变，或者使他们成为医生、律师……或者使他们成为乞丐、盗贼……。”遗传与环境对青少年之影响成了争执的焦点，最终也没有找出一个最佳答案。他们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十九世纪结下的死疙瘩，在悬了近百年后，竟由中国军队的小战士用行动解开了。

三、“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

我听说，他患有肝、胃、肺、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在他的舌面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类似于水碱的东西。

我甚至听说，死神已向他伸出了手，另一个世界也向他敞开了大门！

在我的案头上，堆放着李绍先同志的一叠日记，字里行间，我窥见了一个普通教师高尚的灵魂，一个共产党员坦荡的心。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雨

今天是我到工读学校来上班的第一天，然而这里的一切并不叫人心情舒畅。这些年来，我先后在铁二中、苏家坡等学校工作过。在我所到过的学校中，从没有破到这种程度。院里枯萎着丈余高的野蒿草，下面的泥水黑得象沼泽地，房子也不知什么时候被火熏得黑黝黝的，缺顶、少角。木板钉成的破大门，在风雨中“咣当、咣当”地摇动着。这里的情况更为复杂，流氓、抢劫。应有尽有。本来，对这些人我是最反感的。从我记事起，妈妈就教育我，怎样做一个正派的人。而我从母亲那里继承的，也是善良、本分的东西。现在，党把这副担子压在我们肩上，路全靠自己走了。今天傍晚，我带着许多问题，来到幸福大街的一栋新楼里，向著名社会活动家孙敬修先生汇报了我的想法和情况。孙老静静地听我叙完，尔后和蔼地问：

“李老师，你搞教育多少年了？”

“整整十九个年头。”

“噢，也是一名老园丁了。在你教过的孩子中，你觉得是爱你的多还是恨你的多？”

我一时不明白孙老的意思，讷讷着答不上来。

“假如学生不爱你，就说明你教育是失败的。”说到这里，孙老的语气变得严肃了。他激动地站起来，来回踱了两步，接着说：“你也许已经看到了，工读学校的任务远比任何一个学校都艰巨，你们除了教育他们以外，还应当注意改造他们，塑造他们的灵魂。切记，在这项工作中，要注意宽猛得当，万不可使用暴力。你知道，暴力本身就证明无能。你们应当思索的是，究竟用什么方式，把党的温暖，把真挚的爱，送给他们，感染他们，使他们自醒、自立、自新。”

孙老一字一句地说到这里，铿锵有力的话语倏然而止。室内很静，只有座钟在单调地摆动着。窗外，北国悄然而落的夜雨，正纷乱地抽打着硕大的冬青叶。

孙老的声调渐渐平缓下来。他给我讲了许多古今中外教育家的故事，还有他的亲身经历。这时，我好象从漫漫荒原上发现了一堆引路的篝火，茫茫迷雾中看见了一盏明亮的灯。

告别了孙老，北京城已在万盏灯火之中，我踏着软绒绒的雪花，走着，想着……

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雨

上午，探望学生赵志奇的哥哥，他是某水泥厂的工人，因工受伤。尔后又奔木樨园看访患病卧榻的学生王元明之母。

下午，带学生任为民原女朋友到医院做流产手术。在医院遇怪事一桩，医生打听女孩是我什么人，我告诉她是我的“孩子”，医生嗤之以鼻。看到大夫睥睨的眼神，我笑了笑，没说什么。其实，我们做教师的就应象宽容而又慈善的父母亲。

晚上，都怪我不冷静，做了一件大错事。(这是我第一次打学生)上自习的时候，学生宋树奇闹堂、起哄、顶嘴，最后竟骂起我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来，我一气之下，竟打了他一耳光。没想到，这一打不打紧，可把他给打跑了。我不顾病痛的躯体，为他们昼夜奔波，不顾家里的孩子老小，挤出仅有的几十元薪金，给他们零用，买包子，难道就是图的这顿臭骂吗？我不解，我愤怒，心头郁结的怒气在上升。可凭着直觉，我预感到这孩子要出事。于是，我借了一支长电筒，不顾同事们的劝阻，沿着京郊小路奔跑着。夜很黑，路泥泞，我身上的汗水很快被雨水淹没了。可就在这时候，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疼痛从胸口袭过，就象有一根细钢丝在心口上来回拉动一样。我不得不弯下腰去，踉踉跄跄地走着，汗珠子和着雨点子从脑门滚下。我知道，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躺下，一躺下，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我高一脚矮一脚地走着，只管朝前走着。周围，是一个风雨潇潇的世界。终于，宋家那间低矮的小瓦屋隐隐可见了，近了，到了。我拼命地把手电光朝门前一晃，想喊叫却没喊出声来，就“扑嗵”一声倒下去，什么也听不见了。

没有想到，我还能活着回到这个世界上。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到了宋家热烘烘的土炕上。宋树奇这个躲在屋檐下的孩子，见我醒来后，扑到我怀里的第一声就是：“李老师，我对不起您啊！”一句话，泪如雨下。可就是这普普通通的一句话，我这个一贫如洗的穷教师却觉得什么都有了。

一九八三年六月七日晴

又一批新生入校了，全是些没成年的孩子，有的刚刚进入初一，嗓子还没变过音来。安置好后，静下来想想，心头就忍不住一阵阵颤抖。多可惜呀，都这么大一点儿，就滑进了泥坑，将来还有那么长的路，该怎么走啊！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感到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党没有忘记他们，遗弃他们，把他们送到这里来，是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改邪归正，治愈过去的伤痕，做与社会有用而无害的人。看到这些新生，我自然而然地联想起一位老生，那个许多人都认为顽冥不化，无可救药的“小拉兹”。

我第一次见“小拉兹”，是在今年春上。这孩子长着一副机灵相，反映快、思路敏捷，有问必答，答必有理。别看他年龄不大，却有自己的一整套的关于处世方面的“哲学体系”。如“人生在世，就得及时行乐，玩个痛快。”“做为一个男人，活一辈子，不玩几个女的，就不配男人这个称呼”等等。听到从这个不满十七岁的孩子口中说出的这些话，我这个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也吓了一跳。严格说来，称他为“小拉兹”并不准确，因为他的主要问题不是偷窃，而是流氓。入校后，他不但不收敛，反而更加放肆了。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除一次强奸未遂外，还多次用诱骗和威胁的手段奸污一个女学生。案发后，无论谁找他谈话，他总是大吵大叫，似乎什么也不怕。可是，有谁知道，他是一个还没发育成熟的孩子啊！有一天，我想找他谈谈心，没料到我还没开口，他就站了起来，用嘲笑的口气说：“老师，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干吗总装得那么正经？谈朋友就会有感情，有感情就有可能发生关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说毕，又白了我一眼，扬长而去了。

这天中午，我的心情很沉重，没吃饭就仰面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在我二十多年的执教生涯中，念过中师，也读了一些书，还听不少大学者讲过伦理和心理课，可这种论调，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小拉兹”自为得意的脸，女孩子屈辱的脸，“小拉兹”父母憎恨的脸，不停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想起了我的孩子，想起了我孩子未来的命运。如果他们是“小拉兹”，我又会怎么办呢？我躺不住了，感到脸上发烧，忙站起来，匆匆地往宿舍走去。这时，宿舍里乱哄哄的，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进去一看，才知道是一男教师正用皮带抽“小拉兹”。我心头一沉，不由分说地把男教师扯到了一边。原来，吃过午饭后，“小拉兹”又在集体宿舍里大谈所谓的“女人之秘道”，并且还做着极下流的动作。刚好这位老师路过，发现后，便进去狠狠克了他几句。他却掏出一张女人裸体照，在男教师面前晃了晃，说，“开开眼吧，看是不是比你老婆长的漂亮？”这位男教师越说越气，扬起皮带又抽下来。“叫你不要脸，叫你下流！”我忙伸出手，一把没拉住，皮带落在我的手背上。顿时，一条血痕浮起……

就在这件事发生不久，“小拉兹”却意外地找我了，还带着不知从哪弄来的紫药水。他说他连累了我，向我道歉。我的心本来就很软，一听孩子说这话，就有点受不住了。我摸着他的头，又气又喜地说，“你只要以后不‘淘气，老师就是再挨几下打也没事。”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没有急于做他的工作，而是从各方面关心他，爱护他。他病了，就去守护他，人多的时候，就多表扬他，给他树立威信。有一天，我到他们宿舍去查铺，发现他的被蹬掉了，就悄悄走过去，轻轻给他掩好。没想到，“小拉兹”鬼着哩，他是故意搞的，要考验我是否真对他好。当我走出门的时候，他一下跳下床来，一把拉住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就在这天晚上，在学校后院的石级上，他给我讲了他逃学，加入校外团伙，拦截女学生，进非法舞场，不敢回家门等许多伤心的往事。最后，他把脑袋深深地埋在双膝间，悔恨地说：“其实，我也是有上进心的。我想改，可又怕改不掉。老师，您答应我，以后帮助我行吗？”“小拉兹”泪浸浸的眼睛，期待地望着我。我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紧紧地把他揽到了怀中。

我先秘密走访了那几个曾与“小拉兹”有过联系的女孩子，向她们晓以利害，劝她们立即与他断关系，尔后又找到“小拉兹”父母，请他们多想想孩子的长处，多给他点温暖，配合我们的工作。扫清“外围”之后，我们集中精力，做“小拉兹”的转化工作。除了给他补上法律、道德、伦理课以外，我们还带他去看图片展览，看一看受害者，听一听受害者的呼声。将心比心，水滴石穿，一颗麻木痛楚的灵魂开始苏醒。后来，他又写了一篇作文，题曰《迷途知返，岸在前面》，受到了师生的好评。

前不久，我们收到了来自永定机械厂的一封表扬信，信中感谢“小拉兹”利用休息时间去进行义务劳动，并鼓励他悔过自新。由此看，改变一个人多么难、扶他们上正路又是多么重要啊！而我们这些教师，是多么地希望，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里，能够多一名建设的公民，少一个失足的囚犯啊！！

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过去属于死神，而未来属于自己。的确，对这些工读生来说，过去固然是沉沉的深渊，只要我们齐心努力，前面一定会是坦荡荡的未来的。

一九八三年十月九日晴

入夜，静悄悄的，老伴和儿女们的轻微呼吸声，象一支美妙的小夜曲儿。我走过去，轻轻给老伴掖好被角，细瞧瞧，她鬓角又平添了许多白发，额头上也不知不觉地爬上了几尾皱纹。唉，这些年也苦她了。扶持儿女，操劳家务，都把她拖累成什么样了。以后，她的担子还会更重的。我刚到学校来的时候，打篮球能够满场飞，熬几个夜照样精神抖擞。可现在不行了，一不留神就会倒下去。说实在的，我真不愿意这样走，我舍不得我那些学生，他们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他们心灵上有病，就得及时治疗，否则后患无穷。同志们托关系给我找地治病，可总也抽不出时间。病是瞒不住的，我也不愿去想它。一个人与其在病床上呻吟着死去，还不如在岗位上从容地向这个世界告别。不过，我固然失去了一些东西，也得到了一些东西。我有那么多的学生，他们的心灵恢复了健康，象种子一样，撒遍了首都的农药厂、粮食局、军工厂等。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一种莫大的慰籍。这种喜悦是别人无法分享的。

我走出屋去，融融的月光，象碎银似的撒了一地。仰望夜空，但见黛蓝色的天空上，璀璨的亮点闪烁着。啊，群星，多亮的小星星啊！那么高洁、无私。我仰慕她、效仿她、永远忠实地追求她……

我合上了日记，掩卷沉思。

李绍先日记扉页上的那句话引我深思：

“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

那字迹在变大、变形，渐渐模糊了我的双眼，笼罩了我整个思维的空间。

四、社会上多少人在帮助他们开拓生活之路

四月的北京，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温暖如春。讨厌的风沙，随着春天的脚步，没完没了地吹着、卷着。剥落的广告纸，象飞舞的雪片，滚动在街头巷尾。人们足不出户，各家影剧院上座率猛跌。然而二十三号这天，丰台剧院却出现了奇迹。一条“北京市京剧四团为丰台工读学校举行义演”的红幅标语，引来了大股人流，预告牌上写着的梅兰芳之女梅葆玖等著名艺术家的名字招徕着无数的观众。

人们知道，工读学校如同其它学校一样，是一个地道的“清水衙门”。要想改变学校的面貌，师生住宿条件，仅凭学校的家底和部队的单方面支援是不够的。四月的一天，校长王保国同志来到四团，请求支援。五十来岁的老团长一听，当即拍板，爽快地说：“没说的，给工读搞义演，就是把家底全赔上了，我们也干！”说话间，四团的全班人马就奔丰台浩浩荡荡地开来了。

二十三号这天，丰台剧院门前水泄不通，上座率也刷新了纪录。其间，适逢区委召开教育会议，主持会议的领导当即作了动员，并买了一千张票。第一天的票很快售完了。第二天，郊区的厂矿、机关闻讯后，也远道而来，争相购票。更可贵的是，房山县一大队一下子买回了三百余张，他们对售票的朱老师说：“你们办工读，我们支持！”

售票窗口，人群象浪头一样涌上来。朱光耀同志双手并用，收钱点票，从容自如。票券，越来越少；钱款，越积越多。终于，潮头退了。朱光耀松了一口气。就在他抬手擦汗的瞬间，突然听到了一声细细地喊叫：“叔叔，我也买张票！”继尔他又看见一只小手举着簇新的人民币，在左右晃动着。他一惊，忙探出头去，只见一个扎着刷刷辫、约有十来岁的小女孩，扬着粉嘟嘟的小脸蛋，踮着脚尖，眼中充满期待的光。朱光耀心头猛地一震，赶忙用双手握住那只小手，泪水如断线珍珠……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啊！

其实，送来春风和温暖的何止京剧四团一家啊。翻开学校的大事记，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历历可见。

孟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四十余名青年团员，来到了学校。他们组成了小组分别下到班，向同学们赠送书籍，给同学们介绍国内外青年现状，与同学们共同探讨人生，最后还种植了百余株友谊柏树，祝愿生命之树长青。

仲春，首都机场，一架银灰色的大型客机冲出云层，平稳地降落在停机坪上。随着舱门的打开，从舷梯上走出了蜚声中外的上海乐团著名指挥家、作曲家司徒汉偕其夫人、著名歌唱家顾葆瑜。他们搭了一辆普通吉普车，来到了郊区的工读学校。这对步入晚年的老艺术家，自费为祖国各地的失足青少年送歌声、送温暖。来到学校后，他们不顾旅途劳累，为师生举办“生活之路”独唱音乐会。于是，《路》、《妈妈，你放心吧》等著名歌曲，从这里诞生，迅速传遍祖国各地，温暖着每个失足青年的心。

暮春，全国优秀辅导员，解放军某部离休老干部王遐方从塞外风尘朴朴地赶来了。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军人，利用晚年时间，走遍了祖国各地，在许多学校进行了调查、辅导、谈心。而今，他不仅给工读学校带来了全国亿万青少年的声音，还用录音机录下他们的话语，再送给祖国各地的朋友们。

初秋，从北师大附中来了几个和工读学生年龄相仿的孩子。他们自己组织课外劳动，用有数的报酬给同学们买来了纸张笔墨等学习用具。他们提出倡议，要和工读学生们比一比，看谁学习好，进步快。从他们身上，工读学生看到了，那里的大门是敞开的，在光荣榜、课堂里同样留有一席之地。

晚秋，高士其、吴运铎、孙敬修、费璐璐等四位社会知名人士又写来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书信，教育学生如何开拓新的人生。团市委、团区委来了，带着书籍、奖旗；部队首长韩宗寿、焦章礼来了，带着辅导员和义务劳动的大军；著名演员魏喜奎也来了，沿着一条路，合成一股绳，带着一个信念……

风和日丽的一天，在解放军某部明亮的小会议室里，又召开了一次关于军民共建丰台工读文明校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年轻干部焦章礼和老顾问韩铁军同志外，还有某师副政委李贤良及政治部副主任韩宗寿同志。他们决心一抓到底，把部队的好传统、好作风带到工读去。一场军民共建文明校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这天深夜，李贤良——这个军龄几乎是和共和国同龄的老军人，站在办公室的纱窗前，独自思索到深夜。过去，在枪林弹雨中舍生人死地救孩子们出苦海，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在新年来临前夕，我偕学校负责同志来到城内一所幽静的小楼，拜访了费璐璐老人。车未停稳，费老就迎出门来。时令虽至隆冬，但室内却洋溢着盎然的春意。四十年前，这个“共产主义新女性”勇敢地背叛了家庭，屏弃了万贯财产，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四十年后，这位膝下没有子女的革命老前辈，不顾体弱高龄，还在四处奔走，为了孩子们，尤其是失足青年，献出她毕生的心血。她没有计较个人得失，也没有追求安乐享受，而是一次又一次到工读学校来，找孩子们交心，与学生家长座谈，为他们邀请社会名流义演。她将从这繁多的工作中得到乐趣，度过一个金灿灿的“迟到的中年”。

五、“在我前面，还有一条充满阳光和鲜花的道路。”

八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预期召开。来自祖国各地的六百二十五名学生代表，正闭息倾听，等待着一个极其庄严的时刻到来。

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迈着稳健的步伐，从北大厅出现了，后面还有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掌声，经久不息。在沸腾的人群中，身材单薄、聪明伶俐的刘斌同学更是情不自禁，频频拭泪。这个北京市六所工读学校的列席代表，不敢相信，党会给他这个失足少年这么高的荣誉，也没有想到，在他一生中，还有这么幸福的时刻……

“华灯、软椅、人群，理想的航道、人生的金字塔、陶立克式圆柱，我都看到了。在我们前面，还有一条充满阳光和鲜花的道路。我终于醒来了，从一场惊恐心悸的恶梦之中。

“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里，可以说是在福窝里长大的。我小时候，和大家一样，也做过许多好梦。天安门前，我放过长长的风筝；复兴路上，飘荡过我自由自在的歌声；少年宫里，闪动过我天真活泼的身影。我看过《十万个为什么》，也想知道月亮和星星的秘密。我的母亲，象许多善良的母亲一样，从我记事起，就教育我：‘好好学吧，将来熬点出息。

“不幸的是，我踏进校门正好赶上‘闹而优则仕的时代，《一个小学生的日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颠倒的世界。慢慢地，在溺爱、教唆、腐蚀中，我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年走向了犯罪的道路。我记得，因为整天无所事事，我们就逃学，由小偷到大偷，看淫秽书画。于是，在我们这些没成年的孩子中，真善美与假恶丑颠倒了，是非不辨，沿着犯罪道路一步步走下去……人们开始斜着眼睛看我们，父母之爱也随之失去了。我们不得不浪迹街头，留宿马路。

“老作家柳青爷爷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的时候只有几步。这些话，到现在我才弄明白。上小学的时候，爸爸常常问我：‘斌斌啊，你长大后干什么呀？当时，我一口就答出来了。‘我要做法官，专治小偷。因为，在我家一次被盗中，我那只心爱的小鹿儿也给偷走了，为这事，我哭了好几天。没想到，现在我却变成了这样，也偷了别人的小鹿儿。有时候，后悔死了，却又没有勇气改正。象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我们被送进了工读学校。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并没有挨打、受罚，我们心里有了一丝儿暖意。

“在这里，老师教我们念书，校长、主任们给我们掖被角，部队首长、辅导员送暖知热；在这里，团区委、大专院校、驻军送来了《雷锋的故事》、《青春之歌》等健康向上的书，工厂、机关、农村也伸出了热情友谊的手；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久已失去的家庭温暖，第一次感到做人的尊严……

“对过去行为的追悔，就是对尚未沉沦的灵魂的拯救。我们开始有了上进心，羡慕那些高高兴兴去念书的同学，去参加智力竞赛的同学，我们开始去道歉，向老师、居民以及所有受过我们损伤的，表示我们的决心。

“我们来到郊区房山县烈士陵园，听一位老爷爷给我们讲当年的革命斗争故事。站在这静静的陵园里，望着高高的烈士塔，望着墓碑上刻着的先辈叔叔的名字，我的心情压抑而愧疚。他们中有许多和我们年龄相仿，当共和国的礼炮即将点响的时候，却英勇地倒了下去。这些故事，过去我们从书中都读过了，可今天听来，却别有一番滋味。

“我记得，民盟一老师来给我们讲历史、地理。从他那里，我了解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知道了祖国的黄、长、松、金等壮阔浩瀚的流域，看见了屈原、王昭君、郑成功、林则徐等民族英雄，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我忘不了，夏令营，在密云、在水库，碧波荡漾，水天相连。我游着，尽情地游着。我在想，要不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我这个社会罪人能有今天吗？到这时候，我才感到，人生是多么壮丽，多么美好。

“小时候，我做过一场梦，梦见我站在一张小竹筏上，沿着小河溪用力地向前划。划着划着，突然掉进了漩涡里，我挣扎着，喊叫着，这时，来了许多好心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帮我拖出了小竹筏。于是，我又唱着歌儿，顺流而下，再也不回头了……”

六、“长长的路，弯弯的路，我们每人脚下都有路。”

光阴荏苒，寒暑迭更。公平的历史老人终于将金灿灿的果实捧献给人间勤奋的耕耘者。

孟冬的清晨，北风如刃。一阵“叮叮当当”的挖掘声，把长辛店某家属区的住民们给惊醒了。这片家属区的垃圾不知堆放了多少年，象一张懒疮疤一样，无人问管。于是，从窗口、房头、门槛、院内伸出了一张张惊诧的脸，当看到是解放军带领的一群中学生时，他们明白了。原来，劳动并不单纯是一种惩罚，更重要的，可以陶冶孩子们的性情，增长他们的生活知识，让他们与人民群众建立真正的感情。

晚秋的黄昏，朱家坟一老大娘家来了一群中学生，扫地、擦窗、修门。老大娘未曾料到，在这些孩子中，有曾撬过她锁的人，而今，在用汗水洗刷自己的耻辱。

又一个黄昏，八一湖一游泳的儿童溺水了。几个见义勇为的青年跳下去，奋不顾身地把他救了上来。遇险儿童的家长几经周折，才打听到这几个不留姓名的青年是王文祥等工读生。

一封又一封感谢信，一面又一面锦旗，向着学校飞来。一支又一支文明小组，从这里出发，走向工厂、农村、机关、营区……丰台区工读学校在时代的热流中勃变了。

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曾不相信这里发生的一切。而今，我要告诉人们，教育史上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因为，这里有着一个真实的世界的存在。我想起了一位名诗人的话：既然希望的篝火已经点燃，朋友，请不要犹豫，朝着蔷薇色的未来，只管走吧！

我长舒了一口气，带着兴奋的神色，极不情愿地离开了这所叫人留连忘返的学校。当我走出校门的时候，深沉的歌声从教室里飞出，又一次强烈地震颤了我的心房。

“谁的脚下都有路哟

我爱走那长长的路

当妈妈送我离开家门

我的心儿就飞向了人生的旅途

谁的面前都有路哟

我爱走那弯弯的路

当荆棘绊住了双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