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青

我国学术界对斯密的思想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研究得多一些，但对斯密的生平经历则研究不够。所以，胡企林等同志将约翰·雷所写的《亚当·斯密传》翻译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约翰·雷是十九世纪末英国的一位新闻工作者，在有关斯密生平的著作中他所写的这本传记被认为是最详尽而全面的一部。作者根据前人留下的大量史料，旁征博引，以流畅明晰的行文，文学意味的笔调描述了一位经济学家完整的一生。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对斯密的毕生经历、生活背景、性格、为人、社会关系等方面有较为具体而系统的了解，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斯密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斯密把毕生的心血花在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写作上。他在世时，《道德情操论》出了六版，《国富论》出了五版。这两部著作使斯密的经济原理与哲学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传记以较多的篇幅详尽地描述了这两部书的构思、搜集资料、写作过程及当时人们对它们的各种评价，这些论述对我们研究斯密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以及整个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无疑是很有帮助的。我们知道，正是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和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述。斯密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存在着自然的、客观的规律，只有让这些规律自发地起作用，才能最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而国家，仅仅是社会的“守夜人”，它不应当干预经济活动本身，应该由“看不见的手”进行自发调节。这一经济自由思想一直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基调，统治时间达一百五六十年之久。凯恩斯主义出现后，国家干预思想占了上风。但是六十年代末，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滞胀”之后，经济自由的思想又得以复兴，并在理论与政策制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称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是《国富论》王冠上的宝石。

斯密经济思想的形成，与他和同时代名流人物的交游往还有些什么影响呢？在这方面，传记详细地记述了从英国的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到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和杜尔哥，与斯密的广泛接触，以及他们对斯密经济思想形成的影响。以他与休谟的友谊为例，当斯密还在格拉斯哥学习时，就被介绍给了当时已赫赫有名的休谟，以后休谟的《贸易差额论》对斯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此两人来往密切。休谟把斯密当成他在写作上的顾问，斯密也常征求休谟的意见。人们似乎对有神论者的斯密和无神论者的休谟之间这种令人难忘的友谊不甚理解，《亚当·斯密传》所提供的两人来往信件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这一点。

总之，传记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一个栩栩如生、富于个性和血肉丰满的斯密形象。当然，这部传记也有其不足之处。由于斯密大量的私人文件在其生前被毁掉，使得本书中的一些推测不尽翔实；另外本书更多的是侧重于斯密生活、轶事、亲友关系的描写，对其学术思想发展的分析则略显不足。

约翰·雷的《亚当·斯密传》第一版问世后，七十年中没有再版过，使得该书成了“珍本”。这次中译本是根据美国警卫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译的，同时收进了美国学者雅各布·瓦伊纳为《亚当·斯密传》重印本写的“指南”专篇。陈岱孙教授在中译本序言中写道：“经过瓦伊纳‘指南作了矫正、补充之后的《亚当·斯密传》仍然不失其为古典名著的地位。”

斯密去世已经近二百年了，但斯密的影响却是永存的。在一九七六年《国富论》出版二百周年时，曾举办过几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发表了许多研究著作和论文，英国还出版了新的亚当·斯密全集。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与发展了斯密的思想。主张自由放任的现代货币主义和其它新自由主义流派，继承与发挥了斯密经济自由的思想，强调这一思想的现实意义；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则称斯密为第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并以经济发展为主线来重新研究斯密的思想；新制度学派则从《国富论》中对制度因素的分析出发把他作为制度学派的先驱；也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仅研究斯密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同时也注意到了斯密对当代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影响。这一切说明了，在今天，研究斯密及其思想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这部传记中译本的出版，则为我们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亚当·斯密传》，〔英〕约翰·雷著，胡企林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2.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