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忆江

一

一九四七年，一位执掌苏联意识形态大权的人物在讨论哲学家亚历山大罗夫的《西欧哲学史》的会议上为哲学史定了调子：哲学史是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据此，学术问题被归结为政治问题，亚历山大罗夫的那本书被冠之以“资产阶级客观主义”而痛加批判，哲学史也按着新的调子重新改写。尽管那位大人物一年之后就离开了人世，但由这次会议所形成的气氛使人们噤若寒蝉，所以，哲学史研究在惯性作用下，继续沿他所规定的轨道滑行了许多年。

在建国以来的一个时期内，我国哲学界搞出的几本哲学史几乎都是苏联标定本的中文版。以后到了“四人帮”肆虐的年代，哲学史更完全成了为他们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工具，被搞得面目全非，这样的东西，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和抵制。近年来，随着思想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也开始复苏。很多同志还开始就欧洲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然而走惯了几十年的老路，另辟蹊径终归不易，所以哲学通史方面观点有突破的专著并不多见。在这方面，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欧洲认识史概要》可以说是一部开拓之作。

就《概要》一书的基本思想来说，也许并不算新鲜。正如著者在该书前言中提到的那样，以主客体及二者统一这样一条逻辑线索来把握欧洲哲学史的思想，可以说是朱德生同志提出设想在先，作者研究、完成于后。而通书中所贯彻的那种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思想和圆圈式结构，则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但本书仍不失为体系上的一个突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打破了长期流行于苏联和我国哲学史研究中那种简单化的、形而上学的模式。本来，哲学史犹如一条人类智慧的长河，从源头的涓滴之流发展到融汇百川的大河，其历程是十分曲折的，仅仅用唯物论同唯心论的斗争来概括其间丰富复杂的内容，无疑是简单化了，而且也不可能做到科学。譬如笛卡尔，在本体论上他主张二元论，在物理学上他是典型的机械唯物论者，而在认识论上，他赞成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论；你说他是唯心论者呢？还是唯物论者呢？又如洛克，在本体论上他同笛卡尔是一致的，在认识论上则是针锋相对的，他主张经验论，而又具有不可知论的倾向；他又是个什么论者呢？按传统的那种模式，只抓住二人在认识论上的对立，便把笛卡尔归入唯心论洛克归入唯物论，这显然是不全面的。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如斯宾诺莎作为唯理主义者在认识论上是主张天赋观念的，而过去的哲学史却只抓住他在本体论上的自然神论倾向，把他说成是唯物论者。所有旧的唯物论者在社会历史观上却都是唯心主义的。如此等等，都说明这种贴标签式的简单化做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至于把哲学史说成是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依社会形态分期并把哲学家们说成是进步或反动阶级的代言人的做法，就更等而下之了。在古希腊罗马，奴隶身受政治、经济上极为残酷的压迫，哪里有闲暇来从事哲学呢？而那些身为统治阶级中一员的哲学家们，又怎么会成为奴隶的代言人呢？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与其政治态度不一致，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譬如被封为“奴隶主民主派最著名的哲学家”的德谟克利特，在哲学上主张唯物主义的原子论，但在政治上却是极端贵族式的，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又如卢克莱修被说成是罗马贵族社会中革新派的代表，然而作为伊壁鸠鲁的忠实信徒(从《物性论》一书看，卢氏对伊壁鸠鲁崇拜得五体投地)，我很难想象他会卷入罗马的政争中去，因为伊壁鸠鲁派的信条是：参与公共生活无助于幸福，聪明人应尽量避免。至于近代，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比如，声名赫赫的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狄德罗等人就曾向那位秽声远扬的女沙皇叶卡婕琳娜二世胁肩谄笑、争相邀宠。很多事实说明，仅从哲学家们的思想是唯物或唯心判别他们政治立场进步与否是危险的。那种把阶级分析简单化的做法，以粗暴的批判代替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必陷自己于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的可笑境地。其实，苏联哲学界六十年代就已经抛弃了这种有辱声名的做法。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一部苏联哲学辞典，就把哲学史定义为：“研究哲学的发展，揭示一些哲学学说和派别为另一些所代替的规律性的知识领域。”该条甚至承认：“以往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学说都对人类知识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学说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个别特性和认识过程的特点。”《概要》把哲学史定义为“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并由此出发去揭示人类认识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仅抛弃了上述以论代史的简单化做法，也扬弃了一般哲学史著作所通行的那种罗列史料，把哲学史搞成“人名和书名的历史”的做法，应该说是一个突破。

二

在收到《概要》一书的样书之前，我从书名上判断，以为是一部讲认识论史的著作，但翻开书看则发现不然。作者认为哲学是关于思维的科学，而人类思维是一历史发展过程，哲学史即反映了这一过程；哲学研究人的思维，亦即研究人的认识，因此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史亦即认识史。而一谈认识，就必然会涉及认识的两极：谁在认识——主体；认识什么——客体(包括作为认识对象的主体自身)。这样，作者就将主客体问题，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上了，他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始终是意识和存在的关系亦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

学术界早就有“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观点，而“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提法出自列宁，《概要》的特色不在重提或肯定这类观点，而在于他设计了这样一个圆圈式的逻辑论证结构：就整个认识史来看，是客体—→主体—→主客体的统一这样一个大圆圈，而在这大圆圈所由组成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同样又呈现为客体—→主体—→主客体的统一的小圆圈；“全部欧洲认识史，正是由客体——主体——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所组成的小圆圈构成的同样的大圆圈。这是人类认识的实际历史过程。”整个欧洲哲学史就是经历了直观—→概念—→怀疑—→二重化—→反省—→主客体统一这样一些阶段(小圆圈)的认识发展过程(大圆圈)。

在对每一阶段中的哲学思想所进行的具体分析和论证中，作者也注意扣紧上述主题，有许多观点是颇有见地的。如讲到中世纪教父哲学家安瑟伦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时，作者不是象过去一些哲学史著作那样简单地指斥其荒谬，而是从人类认识发展的角度肯定它的作用。安瑟伦认为，上帝的观念作为我们心中无与伦比的最完满的观念，必然蕴含着存在，否则就不是最完满的观念。作者认为，本体论证明的真正意义不在宗教上，而在认识史上；这个神学命题中所包孕的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其实质在于它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再一次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安瑟伦一方面承认思维中的存在与思维外的存在是两回事，又认为上帝既是思维中的存在又是思维外的存在，由此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因此，“他的宗教理论神学家不予重视，在哲学家中间却引起了持久的兴趣。”本体论证明“不仅建立起中世纪认识史和古代认识史的关系，而且对近代认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真正是贯穿全部哲学史的基本问题。”又如在论述近代哲学中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时，作者不一般地把前者等同于唯心论，把后者等同于唯物论，而是通过具体分析这两派之间的共同点和区别，指出唯理论并不排斥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同样经验论也承认理性能力的重要作用。对于唯理论者们所主张的天赋观念论，作者也通过细致的分析肯定其中的合理因素，承认人“具有天赋的抽象思维能力”，而“如果承认天赋的理性思维能力是形成科学认识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那么在逻辑上也就内在地包含着理性是认识的一个来源的观点。”我们知道，天赋观念论经过洛克等人的诘难之后，在莱布尼兹那里发展得更为精致了。天赋观念变成了天赋的能力，他说，“观念与真理是作为倾向、禀赋、习性或自然的潜在能力而天赋在我们心中的”。我以为，莱布尼兹的这种“天赋能力论”已经得到证实。印度的狼孩经过人们几年的抚养和教育，在死前达到了四、五岁孩子的智力水平，这证明人具有先天(潜在)的理性能力。在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评价上，作者也有颇为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就人类来说，认识起源于经验，而就现实中的个人来说，认识则离不开前人已形成了的理性概念。所以，“经验论对于解释人类认识过程具有较多的真理性，对于解释现实中的个人认识则具有较多的片面性；唯理论对于解释现实中的人的认识具有较多的真理性，对于解释人类认识过程则具有较多的片面性。他们都未能将个人认识放在人类社会实践和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中来考察，则是两派哲学所共同具有的片面性。”这个评价我以为是颇为精到的，更重要的是它是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来的，没有搞厚此薄彼或简单地归之为唯心论与唯物论之争。这样的论述，书中还有多处，这是此书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三

著书立说，本属不易，而体系上的创新或开拓，就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了。作者虽意在推陈出新，也突破了过去哲学史研究中那种“左”的模式，但《概要》就其立论和结构而言还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笔者学力不足，却好掎摭利病，且学术问题，辩而后明，故不揣冒昧，提几点不同看法与作者及学术界同人探讨、切磋。

笔者以为，哲学研究不可拘泥于概念，但亦不能不重视概念，特别是作为立论根据的基本概念，更是忽视不得。哲学作为一种抽象的思维活动，不通过概念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其研究的对象。《概要》一书既以“客体—→主体—→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为研究、阐释欧洲哲学史的主线，就应对主、客体这对基本范畴加以明确的界说。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自人类步入文明以来就存在着，但人们真正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却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反映在哲学上，就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概念的提出。主客体概念的产生及其涵义在欧洲哲学史上的沿革，集中反映着哲学家们对主客体问题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浅入深，由不科学到比较科学的认识过程，因而对主客体概念的历史考察是必不可少的。在《概要》中，作者把主体规定为人类，在使用上超出了认识论的范围，而以整个哲学史为对象，因此他的主体概念是不同于哲学史上的主体概念的。作者以主客体问题为主线论述欧洲哲学史，却未在书中对主客体概念的历史沿革作出考察，对自己所使用的两种涵义上的主体概念亦未加以明确的区别和说明，其论述就很难剀切中理，而且会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难。譬如作者认为主客体统一问题必须在本体论与认识论统一的基础上方能解决，但在欧洲哲学史上，本体论中的主体概念是不同于认识论中的主体概念的。本体论中的主体即本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本原，在古希腊哲学中亦被称为主体或实体，这种用法一直持续到近代。如马克思所说过的“物质是一切运动的主体”，即是就此意义而言的。近代认识论中的主体概念，也是由本体论中的主体(实体)概念演化而来的，在旧哲学中被认为是感觉、意志、思维等心理能力的载体，是与作为物理属性的载体的物质实体相对应的精神实体。这是近代出现的一种二元论的观点(如笛卡尔和洛克)。其实，通过考察主客体概念的历史沿革，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找到一条把握主客体的统一、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的准确线索。这种统一完成于德国古典哲学。在康德那里，尽管还有二元论的倾向，但他把人作为自然界的立法者，认为主观性的世界是唯一可能的世界，实际上是把主体作为统一的基础；在费希特那里是纯粹的自我(自我既是世界的本体，又是认识的主体)；在谢林、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既是世界的本体，又是认识的主体)；在费尔巴哈那里则是人(人作为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既是本体又是认识主体)。这说明，若达到主客体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基础上的统一，必然要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设定为本体，不管他是以绝对精神、神、自我意识还是人的面目出现。这是一种人本学的观点。《概要》最后将主客体的统一归结为人的问题，并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对象，也可以说是一种哲学人本学的观点。这种观点曾经在东欧一些国家流行过，近年来国内亦有赞同此说的。它同人本主义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作为学术探索，笔者对此并无异议，而且认为这种探索是很有意义的，我只是认为，《概要》离开对哲学史上主客体概念的具体考察，便失去了把握主客体问题的最直接和切近的线索，所以论述虽多，线索却依然不够清晰。

如前所述，作者把整个欧洲哲学史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都纳入了“客体—→主体—→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这样一种大圈套小圈的结构之中，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圆圈式结构是黑格尔用来构造其体系的思辨工具，诚然，其中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肯定，列宁甚至还很欣赏圆圈论，认为是“一个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但比喻终究不等于是现实，所谓圆圈不过是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形象化的说法，辩证的否定之否定不等于“正、反、合”的三段式。《概要》由于采用了圆圈式的结构，在不同的阶段上，认识发展的顺序就常常与作者预定的公式难于契合。就欧洲哲学史的发展线索而言，笔者以为，在古代，哲学家们确实比较注重本体论，其核心是一与多的问题；在中世纪则开始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过渡，争论的中心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则完成了这个过渡，真知出于理性还是经验，成为争执的焦点；德国古典哲学对此加以综合，建立起本体论与认识论统一的主客体学说。当然，这种发展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充满了反复和曲折，但基本脉络是清楚的，它反映了人类认识从感性的具体—→思维的抽象—→思维的具体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一部欧洲哲学史所体现的正是人类认识的这种前进、深化和发展。《概论》从认识对象的角度把主客体问题作为欧洲哲学史的逻辑线索这是一个创新，但在每一具体认识阶段中划定圆圈，就不免削足适履了。如中世纪后期经院哲学中实在论和唯名论的一般与个别之争，其背景是“黑暗时期”之后古典文化的再发现，实际上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争的继续。作者认为这反映了所谓“二重化认识”的回复，而在笔者看来，则不过是把古希腊罗马哲学断了的线头接上而已。

当然，上述问题，见仁见智，未必足取，述之如上，是希望能够供作者进一步完善此书时参考。

(《欧洲认识史概要》，张尚仁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第一版，1.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