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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旋转的圆心是中国

1984-08-20陆幸生

中国青年 1984年6期
关键词:安特卫普芭蕾舞团白天鹅

陆幸生

引擎轰鸣。机身下的跑道在急速后撤,候机楼和指挥塔迅速变小……

吴国民倚着舷窗,望着生活两年的城市渐渐消失在云雾之中,心里悄悄地说:“祖国,我归来了!一尘不染地归来了!”

归来似乎是很容易的。上万公里,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对大型客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一个赤子的归来,一颗心的归来,它要跨越的,就不仅仅是起伏的山峦和浩瀚的大洋,它要跨越的距离,光用数字是表达不清的……

自由港在溟濛烟雨中沉论

比利时。安特卫普。一个多雨的城市。

这里是世界的第三大自由港,欧洲北部的贸易中心,比利时经济的支柱。停泊的各国货轮是这里繁荣的象征。从舷梯上走下的不仅仅是各国的水手,还有来自各国艺术团体的艺术家。

安特卫普的比利时皇家芭蕾舞团有三分之一的演员来自国外。他们到这里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来追求艺术,有的来寻找快乐。

吴国民是按照两国文化协定到这里学习和进修的第一个中国演员。勤奋好学,刻苦努力,以及谦虚善良,使他在团里赢得了许多朋友。一杯浓酽得发苦的咖啡,是这里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可大家说,与吴国民在一起谈论中国,比喝上一杯咖啡还有味。

愉快的合作,使外国同行们产生了要将吴国民留在皇家芭蕾舞团的打算。一位男演员跟他说:“留下吧,这里收入高,物质生活条件优裕,还有任意追求艺术的自由。你的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你有自由么?”吴国民回答:“我能来学习,就已经说明我在自己的祖国享有充分的自由。我是中国人,我对自己的民族有特殊的感情。芭蕾舞是世界的艺术,可我的舞台在中国。”

一位美国女演员来安特卫普仅演出一场,就不知去向。原来一个肯出更大价钱的地方引诱着她。这里似乎是自由的,但吴国民更多看到的,却是在自由的旗帜下,被金钱驱使着的人们。

一位女演员的脚,因为过度的疲劳扭伤了,可她没有请假,甚至根本没敢吭声。休息,或被旁人替代,就意味着失业。她在台上的舞姿是轻柔的,可她在后台擦拭眼泪的时候,却没有人安慰。在演出古典芭蕾舞名剧的同时,还往往要加演一些满足某些观众低下心理需要的小品。演员们在台上一丝不苟地演出,在更衣室里却相互做怪脸、吐舌头,表示内心无可奈何的遗憾。这里有赚钱与挥霍享受的自由,却没有感情和互相帮助的自由;健康时有拼命干活的自由,伤残时却没有及时治疗的自由;有服从的自由,没有提出异议和探讨的自由。

吴国民想起了在上海芭蕾舞团朝夕相处的同志们。艺术上相互切磋,生活中相互关心,这些在国内看起来很普通的小事,在异国都显示出了特殊的光辉。他再一次向异国的朋友说:“我有自己追求艺术的标准。感谢你的好意。”

那位不甘心的朋友继续说:“芭蕾舞团里有那么多漂亮的姑娘,难道你不动心吗?”

吴国民幽默地说:“不。在这方面,我是个近视眼,从来就看不大清楚。”

这位朋友向他端起了盛满红葡萄酒的酒杯,“你真伟大!”

献给白天鹅的爱情应该是纯洁的

1982年暑假。在法国巴黎的游览结束了,吴国民登上了返回安特卫普的列车。他一个人靠窗坐着。对面是一位金黄色头发的姑娘,她也是从巴黎返回比利时的,她的家在安特卫普的前一站。随着长鸣的汽笛,列车徐徐开动,两个青年人的交谈也开始了。

她是一位19岁的大学生。当她听到对面长着一头黑发的中国小伙子是个芭蕾舞演员,是个舞台上的“王子”,而且是一个人生活在安特卫普时,她心里萌生了一个按照当地生活方式产生的念头。

吴国民似乎也感到了突然中缀的谈话,意味着对方有想说又难以出口的话。

车轮在高速度地滚动。姑娘终于开口了:“我也是一个人生活。我很寂寞。”吴国民沉默。“你,跟我一起下车,好吗?你不是一个人吗?”姑娘说出了自己下车的站名。从事芭蕾艺术的演员,“王子”,亚洲式的黑头发,在这里是为姑娘们特别钟情的。

吴国民被逼到了不得不解释的地步。再推说自己“近视眼”是不可能了。他说出了自己在国内有女朋友。她是同团的演员,是善良的白天鹅,是他的奥吉塔。他出来一年半,她每个星期都给他寄一封信。他们在相互爱着,等待着重逢。

可是姑娘认为,他跟她一块下车,跟他的爱情是无关的。她喜欢他,这就足够了。铁轨旁浓重的影子从吴国民的脸上掠过。他在盼望,赶紧到姑娘下车的站台吧!

终于到了。姑娘和他握别,走到车门口又站住了,扭过头来盯着他。两个人的等待都是执着的。她等他,可他等的不是她。

献给白天鹅的爱情应该是纯洁的。他决心不仅在舞台上做一个王子,而且在生活中也真正做一个“王子”。他轻轻地把头扭了过去。

生活,决不在酒吧的玻璃门里

即将回国了。可是朋友们想让吴国民留在皇家芭蕾舞团的愿望并没有泯灭。一位男演员和他的做高级推销员的朋友把吴国民请到自己豪华的家里。这里的习俗,朋友之间一般是不请客的,只有极亲密的朋友才能享受周末家庭晚餐这份荣幸。朋友们是直率的:

“现在是你一生的转折点,你要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感到生活在比利时有困难?凭你的艺术,肯定会比我们过得更好。”

吴国民还是用自己惯常的平和语气表达了回国的决心。朋友们焦急了:“这里的一切手续都不用你操心,由我们去托朋友们给你办理。将来你年龄大了,就来坐办公室,比你跳舞赚的钱还多。”随即,他说出了一个相当大的工资数目。

吴国民“顽固”的态度引起了朋友们的不满。他们中断了宴席,当夜趋车来到城内的酒吧间。里面彩灯摇曳,迪斯科的音乐震耳欲聋,青年男女在纵情舞蹈。朋友们说:“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欢乐的生活。你留下,也就可以过上这样美妙的生活。”他们向侍者要了酒。那位当推销员的朋友再一次问吴国民:“你决定了?”

“决定了。”

“那好。我们给你办手续去!”

“不。我的决定是回中国。生活决不仅仅在酒吧的玻璃门后面。我的舞台是广阔的。你们的生活水平是高的,可我更热爱我的舞蹈,我的事业。我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才能跳出来。而且,比起喧闹,我更喜欢东方的安静。”

直到临别,这位朋友再也没有露面,只是托那位男演员送来一条项链作为临行纪念。在当地,赠送礼品而自己不来,意味着“永别”。

吴国民问:“他生气了吗?”

“是的,他很生气。可他也很佩服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热爱自己祖国的气质。”

北京。上海。蜿蜒的万里长城和黄浦江。飞机在减速,突然,微微颠簸了一下,着地了。1983年深秋,他回到上海。整整两年,七百多天。他艺术上有了长进,思想和品格也显得更加成熟和老练了。

他看到前来接他的同志们,看到自己的父母,也看见了她——他的“白天鹅”,正向他奔来。他禁不住高喊一声:“我,回来了!”

他没有忘记,他当工人的母亲对他说过:“你可别学那些出去就忘了娘的人啊!”

他默默地复诵着自己说过的话:“芭蕾是世界的艺术。我要从中国的舞台走向世界。我旋转的圆心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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