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有影响的哲学家，以其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后期著作《哲学研究》而著称。他的哲学思想，给现代分析哲学中的两个主要流派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以很大影响。对于他的生平，人们所知甚少。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回忆维特根斯坦》一书，系李步楼、贺绍甲所译，该书收入维特根斯坦生前的两位友人记叙其生平、回忆其工作和生活的几篇文章。我们从中选摘了冯·赖特教授所写的维氏传略，供参考。

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批判分析，请参见舒炜光著《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三联版)。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我们时代一位声誉卓著的有影响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英国剑桥逝世了。

人们都说，维特根斯坦启迪了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而对两者他都加以否认。一个是所谓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十年间表现得很突出。另一个是所谓分析的或语言的运动，有时也称为剑桥学派。这个学派左右着当今的英国哲学，传遍了整个盎格鲁—撤克逊世界和那些深受盎格鲁—撤克逊影响的国家。

确实，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对于当代思想的这两股潮流是十分重要的：对前者，有他早期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和他同维也纳学派一些成员的讨论；对后者，除了《逻辑哲学论》以外，有他在剑桥的讲课以及他生前未曾出版的片断著作。而维特根斯坦对他本人影响的后果不满意，这也部分地是真实的。他没有介入由于他的著作和思想所引起的世界范围的讨论。他认为——我相信是有理由的——他的思想经常被那些甚至自称为他的信奉者的人所误解和歪曲。他怀疑将来他是否会得到人们较好的了解。有一次他说，他觉得他好象是在为那些具有与当今人们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和不同的生活态度的人而写作，好象为了另外一种文化的人。他自己所以不出版他的晚期著作，这也是一条理由。

维特根斯坦回避出头露面，他躲开同他觉得讨厌的周围环境的任何接触。在他的家庭和私交的圈子以外，他的生活和性格很少为人所知。他的难于接近引起了一些关于他的个性的荒唐传说，也导致对他的学说的广泛的误解。在关于他去世的报道中发表的资料，许多是错误的。我读到的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大多数传记文章，都与维特根斯坦的情况不相符合。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于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生于维也纳。维特根斯坦家是从萨克森侨居到奥地利来的。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家庭。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肯定是一个很有知识和意志坚强的人。他是一位工程师，并成为这个多瑙河君主国钢铁工业的领导人物。维特根斯坦的母亲则以深厚的艺术素养影响着这个家庭。维特根斯坦的富裕文明的家庭成为一个音乐生活的中心。J·勃拉姆斯是这个家庭的亲密朋友。

维特根斯坦是五兄弟和三姐妹中年龄最小的。所有这些孩子在性格和才艺方面都有很高的秉赋。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无疑地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既然他摆脱了那种希望显得与众不同的虚荣形式，他就不可避免地同他的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也许他真是生活在精神病态的边缘，他终生都害怕被推过这个界线。但是说他的著作有一种病态的特点，那是错误的。他的著作具有深刻的创见，但是一点也不怪诞；同他的特点一样，他的著作也自然、坦率，没有任何矫揉造作。

维特根斯坦在家里受教育直到十四岁。尔后的三年他在上奥地利林茨的一所学校上学。他的志愿似乎是想在维也纳跟玻尔兹曼学物理。然而玻尔兹曼于一九○六年去世，同年维特根斯坦从中学毕业，他进了柏林—沙罗顿堡工业大学。

维特根斯坦在柏林一直呆到一九○八年春天，然后他到了英国。一九○八年夏天，他在达比郡的格洛索普附近的高空风筝飞行试验站用风筝做试验。同年秋天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注册为工程系的研究生。他在这里注册直到一九一一年秋天，但是很多时间是在大陆度过的。在这三年期间他从事航空学的研究。他从风筝飞行试验转到制造一种供飞机用的喷气反冲推进器。起初是发动机吸引着他的兴趣，但很快他就埋头于推进器的设计，这实际上是一项数学任务。从这个时期起，维特根斯坦的兴趣开始转移，首先转向纯数学，后来转向数学的基础。

在维特根斯坦的一生中，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一二年是他艰苦探索和最终明确自己职业的时期。他对我说，在那些年间他经常是不愉快的。他几次中断已经开始的工作，并迅速转向某项新的工作，这些都证明了他的心情不安定：如离开德国到英国，用风筝做试验，制造喷气发动机，设计推进器，对纯数学的兴趣，以及最后对于数理哲学的兴趣。

据说维特根斯坦曾向某人请教关于论及数学基础的文献，后者向他指出一九○三年问世的罗素的《数学原则》。看来很清楚，这本书极大地影响了维特根斯坦的发展。可能就是这本书引导他研究弗莱格的著作。以弗莱格和罗素作为两位最有才华的代表的“新”逻辑，成为维特根斯坦进入哲学的入口。

如果我记得正确，维特根斯坦曾告诉我，他青年时期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而他最初的哲学思想就是叔本华主义的认识论的唯心主义。这种兴趣与他对于逻辑和数理哲学的兴趣是怎样联系着的我不知道，我只记得他说过，弗莱格的概念的实在论使他抛弃了早年的唯心主义观点。

决心放弃研究工程学以后，维特根斯坦首先到德国的耶拿同弗莱格讨论他的计划。显然正是弗莱格建议维特根斯坦去剑桥就学于罗素，他接受了这个建议。这大约是一九一一年秋天的事情。第二年初他获准进三一学院，并在大学注册，起初是作为一名大学生，后来就成为一名“研究生”。一九一二年的全部三个学期和一九一三年头两个学期他在剑桥。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十年，在剑桥是知识界特别活跃的时期。B·罗素的才智已达到炉火纯青，他和A·N·怀特海合写了《数学原理》，这是逻辑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是G·E·摩尔。维特根斯坦很快就同罗素亲密起来，他也经常见到摩尔和怀特海。维特根斯坦在剑桥早期的朋友当中，还应提到经济学家J·M·凯恩斯，数学家G·H·哈代和逻辑学家W·E·约翰逊。

除了哲学以外，维特根斯坦在剑桥还做了一些心理学的实验工作。他在心理学实验室搞过一项关于音乐中节奏的研究。他希望实验会阐明他感到兴趣的一些美学问题。即使以高标准来衡量，维特根斯坦也是一个极富音乐才能的人。他吹单簧管，有一段时期他希望成为一名乐队指挥。他有一种少有的吹奏口笛的技能。听他用口笛吹奏一个完整的协奏曲是一种极大的愉快，只有在为了使听者的注意力转向某些乐曲结构的细节时，他才有意停顿一下。

维特根斯坦最初的哲学探索是在弗莱格和罗素研究的那些问题的领域里。象“命题函项”，“变项”，“概括”，“同一”这样的概念占据着他的思想。他很快就作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发现，即关于所谓“真值函项”的一种新的符号系统，它引到作为“重言式”的逻辑真的解释。

《逻辑哲学论》中最成熟的部分是对于逻辑的处理。维特根斯坦是在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之前，也就是在他二十六岁之前形成了这一方面的基本思想。后来他埋头于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有意义命题的本质问题。维特根斯坦对我说过，他是怎样得到语言作为实在的一个图象这个想法的。他在东线的一个战壕里读着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幅描述在一次汽车事故中事件的可能次序的略图。这幅略图在这里就起着一个命题的作用，也就是说，是对事物可能状态的一个描述。它具有这种作用是由于图的各个部分与实在的事物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这就使维特根斯坦想到，可以把这个类比倒过来，说一个命题就相当一个图象，因为它的各部分与世界之间有类似的对应关系。命题的各部分组合起来的方式——命题的结构——描述了实在成分的一种可能的组合，即事物的一种可能状态。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可以称作是真值函项理论和语言是实在的图象的思想这二者的综合。从这个综合中产生了该书的第三个主要内容，即关于那种不能说出只能显出的东西的学说。

战争爆发的时候，维特根斯坦虽然由于疝病已被免役，但作为一名志愿兵参加了奥军。开始他在维斯杜拉河的一艘船上服役，后来在克拉科夫一个生产大炮的车间工作。一九一五年他奉命去摩拉维亚的阿尔木兹接受军官训练。如前所述，他是在东线作战的。一九一八年他转移到南线。由于十一月间奥匈军队的崩溃，他成为意大利人的俘虏。直到第二年的八月他才得以返回奥地利。维特根斯坦被俘时，他的帆布背包中放着他的《Logisch－philosophischeAbhandlung》(逻辑哲学论)的手稿，这个著作是以G·E·摩尔建议使用的拉丁文题名《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为世人所知的。一九一八年八月他在维也纳度假时完成了这部著作。多亏他在剑桥时期的一位朋友凯恩斯的帮助，在囚禁中他得以通过书信同罗素保持接触，并且能把手稿寄给他。他还寄给弗莱格一份副本，并且同他通信。

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思想是维特根斯坦的习惯。录写的条文通常标有日期，因此它们组成日记的样子。早一些的笔记本上的内容往往在后来的笔记本上又重新研究一番。有时他对同事和学生进行口述。一九一四年春在挪威他对摩尔口述了关于逻辑的若干思想。二十年代他似乎对石里克和魏斯曼作过口述。所谓蓝皮书就是结合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在剑桥的讲课进行口述的。它包含了能够称为维特根斯坦的“新”哲学最初的、虽然有点粗糙的形式。很有名的棕皮书是他私下在一九三五年对几个学生口述的。

有一些为《逻辑哲学论》作准备的笔记本被保存下来。这些早期形式的概要和片断是很有趣味的，一方面因为它们显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也因为它们阐明了这个极度浓缩了的最终文本中的许多难点。一九一六年的一个笔记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它讨论的主要是自我、意志自由、生命的意义和死亡等问题。可见在《逻辑哲学论》中关于这些题目多少有点格言式的论述，是从一定数量的材料中提炼出来的。这些笔记表明维特根斯坦受到叔本华的强烈影响，其中也可认出一种偶尔表现的斯宾诺莎的风格。

在最早的一些笔记本中，一部分内容是用代码写的，这种代码维特根斯坦一生中一直在使用。用代码写的笔记只有一部分被译解出来，它们似乎属于个人性质。断言它们对于广大公众有意义还为时过早。

战争期间是维特根斯坦生活中的一次危机。这个时期的混乱和他在战争以及囚禁生活中的体验对这一危机起了何种程度的作用，我无法说明。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他熟悉了托尔斯泰的伦理和宗教著作。托尔斯泰对维特根斯坦的人生观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且引导他去研究福音书。

他的父亲于一九一二年去世以后，维特根斯坦有了一份巨大的财产。他从战争中回来以后，第一步就是把他的财产全部散光。战后维特根斯坦选择小学教师作为职业。一九一九——一九二○年他在维也纳一个学院里受过小学教师的训练(教师训练班)。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二六年他在下奥地利施内贝格区和塞麦林区的偏远乡村任教。这适合他想过一种俭朴和隐居生活的愿望，在其它方面对他是不大适合的。他好象经常与他周围的人发生摩擦，后来终于产生了严重的危机。维特根斯坦辞去了他的职务，而且永远地结束了小学教师的生涯。在维也纳附近的胡特道夫他找到一个同修道士在一起的园丁助手的工作。

在这个期间，维特根斯坦打算过进修道院。这个念头在他一生的另外时期也出现过。其所以从未实现，至少部分的原因是他不满意修道院生活的内在条件。

他同修道士在一起的工作很快就告结束。一九二六年秋天维特根斯坦接受了一项任务，这耗费了他两年的时间和精力：他为他的一个姐姐在维也纳建造一幢住宅。这所房子直到最小的细节都是他的作品，而且高度体现了它的创造者的特点。它免除一切装潢，而以精确的测量和严格的比例为特色。它的美和《逻辑哲学论》的文句所具有的那种朴素文静的美是相同的。

在这同一时期，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朋友雕刻家特诺比尔的工作室里做了一项雕刻。这是一个女孩或一个小精灵的头像。这个头像具有人们在古典时代希腊雕刻中发现的那种同样精致娴静的美，看来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理想。一般说来，在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个性中的动荡不宁、不断的探索和改换兴趣与他的精致作品的完善和文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逻辑哲学论》的作者认为他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与这种看法相一致的是他应该放弃哲学。这本书的出版主要由于罗素的推动。一九一九年这两位朋友在荷兰见面以讨论手稿。找一家出版社的问题遇到了困难，而维特根斯坦对罗素为这本书所写的导言很不满意，使得事情更为复杂。最后，维特根斯坦放弃了整个安排。该书一九二二年由凯根·保罗在伦敦以德英对照的形式出版。早一年德文原文就已经登在奥斯特瓦尔德的《自然哲学年鉴》的最后一期上。英译里面包含了一些有损原意的错误，人们希望尽可能快地得到改正。

在维特根斯坦当小学教师和建筑师的那几年里，他没有完全割断同哲学界的联系。一九二三年，一位来自剑桥的年轻人弗兰克·雷姆塞到普赫贝格会见了他。雷姆塞参加了《逻辑哲学论》的翻译，并且在他二十岁的时候为《心》写了一篇关于这本书的很有见解的评论。一年以后他们又会见了一次。雷姆塞力劝维特根斯坦去英国作一次访问。他的努力得到了凯恩斯的支持，后者甚至为此目的而筹款。一九二五年夏天，维特根斯坦终于去访问了他的英国朋友们。

继雷姆塞之后，维也纳的一位教授莫里兹·石里克也着手同维特根斯坦建立联系。研究后者的书对这位正直明智的教授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石里克作为维也纳学派的奠基者和领袖正日享盛誉。这样，维特根斯坦对于由维也纳学派发起的这场哲学运动的影响，就部分地归因于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之间持续了多年的私人交往。这个学派中受到维特根斯坦本人直接影响的另一位成员是弗里德利奇·魏斯曼，他现在牛津。

维特根斯坦说，他回到哲学上来是因为觉得他还能够做创造性的工作。采取这一重要步骤的外部条件，可能是一九二八年三月他在维也纳听了布罗维尔关于数学基础的演讲。(传说就是这件事激发他重又研究起哲学来的。)一九二九年初维特根斯坦到了剑桥。起初他登记为一名研究生，这对他是一个颇不相称的身份，因为许多人已经把他看成是他的学科的一位当代最活跃的代表。他的想法是，他必须为取得哲学博士学位而工作。而结果是他可以把他战前在剑桥的居留算作取得学位的资历，他八年以前出版的书则可以当作一篇学位论文。一九二九年六月他获得了他的学位，次年他被接受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

维特根斯坦一九三○年左右的哲学观点可以通过两厚本打印稿来加以研究。一本是一篇大约八百页的论文，象一般的学术著作一样，它分出了有标题的章和节。维特根斯坦肯定感到这种写作方法对他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束缚。另一本冠有标题《Phi1osophischeBemerkungen》(《哲学评述》)的打印稿，立刻就显示了《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作者的风格。两本打印稿的题材非常广泛，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数理哲学。

《关于逻辑形式的几点看法》一文也多少阐明了这个时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它是继《逻辑哲学论》之后他所出版的唯一的哲学著作。这篇论文估计是他要在英国哲学家年会——心协会和亚里士多德学会的联席会——上面宣读的。这是在一九二九年，即几乎是紧接在他返回剑桥重操哲学旧业之后。为这次会议准备的论文事先印好并发给了会议参加者，接着作为续集收入亚里士多德学会的会议录中。维特根斯坦使他的听众大为惊讶的是，他给他们谈的完全是另外一个题目——数学中的无限概念——而且完全没有宣读他的论文。

在一九三○年左右的手稿和打印稿中，读者会发现一些他在石里克和维也纳学派其他成员的著作中见到过的论述。关于思想影响的流向在这里是确定无疑的，因此维特根斯坦这个时期的著作对于哲学思想史家颇有意义。当然，这些著作的内在价值既比不上《逻辑哲学论》也不及《哲学研究》。考虑到它们代表着维特根斯坦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时期他正在为离开《逻辑哲学论》的思路而另辟蹊径。

大约在一九三三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这时他产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思想，他一生中剩下的时间都用在发展和精炼这些思想上面。我不打算在这里叙述这些思想，我只想提到与它们的起源有关的几个历史事实。

维特根斯坦的“新”哲学否定了《逻辑哲学论》的某些基本思想。他放弃了语言的图象论，放弃了一切有意义的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的学说和关于不可说的东西的学说。人们可以说，这三个思想中有些毕竟已经为《逻辑哲学论》发表以后的哲学发展所废弃了。但是既然其它方面的改变大都是对于现有哲学论题的进一步发展(其中维特根斯坦本人早期工作所起的作用也绝非无足轻重)，维特根斯坦思想中的上述转变就标志着同现有哲学路线的一次重大分离。

与此相联系的一个事实是，就我所知，维特根斯坦的新哲学完全脱离了任何的哲学传统，也没有有影响的文献来源。由于这个原因，它极难理解和表征。《逻辑哲学论》的作者跟弗莱格和罗素学习过，维特根斯坦的问题是从他们的问题中发展起来的。而《哲学研究》的作者并无哲学上的先驱。人们有时说，后期维特根斯坦有些象摩尔。这个说法不大正确。产生这种相似印象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一事实，即摩尔和维特根斯坦二人都对所谓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这一现代思想流派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对于将来的哲学史家来说，区别开这两种影响将是一项富有意义的任务。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后者去世，我不相信存在着摩尔的哲学影响维特根斯坦的任何痕迹。维特根斯坦所重视的是摩尔的才气，以及他对真理的热爱和鄙弃虚荣。

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观点遭到过他的两位朋友的批评，这个批评对维特根斯坦新思想的形成非常重要。一位是雷姆塞，他在一九三○年的早逝是当代思想界一个重大损失。另一位是皮诺·斯拉法，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他在维特根斯坦返回剑桥之前不久到了剑桥。主要是斯拉法尖锐有力的批评迫使维特根斯坦抛弃他早期的观点，并且开始走上新的道路。他说过，他同斯拉法的讨论使他觉得象是一棵树被砍去了所有枝杈。这棵树能够重新发绿，是由于它自身的生命力。后期维特根斯坦没有从外界得到过象早期维特根斯坦从弗莱格和罗素那里得到过的那种启发。

从一九二九年到他去世，维特根斯坦一直生活在英国(其中有几次间断)。在“合并”(指奥地利并入德国——译者)以后，他必须放弃他的奥国护照。提供给他的选择是德国或者英国的国籍，这样他便成为一个英籍居民。但是一般地他不喜欢英国的生活方式，也不喜欢剑桥的学院式气氛。一九三五年当他在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任期届满时，他曾有去苏联定居的打算。他同一位朋友一起访问过这个国家，而且显然对这次访问感到满意。他的打算未能实现，至少部分地是由于三十年代中期俄国状况的严酷。这样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留下来，直到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学院年度结束。此后在他挪威的小屋里他住了将近一年，那时他开始写《哲学研究》。一九三七年他返回剑桥，两年之后他在这里继任了摩尔的哲学教授职位。

从一九三○年初起(有几次间断)，维特根斯坦在剑桥讲课，如所预料，他的讲课是极其“非学院化”的。他几乎总是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或者在一位朋友所住的校舍里讲课。他没有讲稿或笔记。他在听众面前进行思考，样子极为专注。讲解通常是引到一个认为听众会提出解答的问题，这个解答反过来又成为引到新问题的新思想的起点。讨论是否富有成果，每次讲课从始至终的以及一次讲课到另一次讲课之间的联系线索是否清楚，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听众。他的许多听众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很有资历的人。三十年代初期的几年，摩尔出席听了维特根斯坦的讲课，几位英国的和一些美国的当今第一流的哲学家在剑桥听过维特根斯坦的讲课。现在保存有一些很好的、基本上是逐字记录的他的讲授课程的笔记。

在维特根斯坦担任教授职务以前，第二次大战爆发了。我想人们会说他是希望这场战争的。但是，象在一九一四年一样，他不想从一个象牙塔里来观望这场战争。有一个时期他在伦敦盖伊医院当一个看门人。后来他在纽卡斯尔的一个医学实验室里工作。应该提到的是，维特根斯坦受到医务工作的强烈吸引，以致在三十年代他曾郑重考虑过离开哲学而去从事医务。在纽卡斯尔期间，他设计了几项证明是有用的技术革新。

维特根斯坦的不安定的天性在学院的例行公事中受到困扰，这并不使我们惊讶。很可能的是，如果战争不到来，他的教授职务的任期甚至会更为短暂。一九四七年复活节学期他在剑桥讲了最后的一些课。秋天他离开剑桥度假，从这一年年底开始他就不再担任教授了。他要把他剩下的全部精力用于他的研究。象他以前生活里经常做的，他又去过隐居的生活。一九四八年冬天，他住在爱尔兰乡下的一个农庄里。此后他完全一个人住在爱尔兰西海岸戈尔韦的一所海边的小屋里。他的邻居都是纯朴的渔民。据说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邻居当中成了一位传奇人物，因为他驯养了很多的鸟，它们每天都飞来让他喂食物。可是，在戈尔韦的生活对他来说体力上负担过重，一九四八年秋天他移居到都柏林的一家旅馆里。从这时起直到来年春初，他度过了一段极好的创作时期。就在那时他完成了《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维特根斯坦病得很厉害。一九四九年秋天发现他得了癌症。当时维特根斯坦在美国呆了不长的时间回来以后就到了剑桥。他没有回到爱尔兰，而是同朋友们一起留在牛津和剑桥。一九五○年秋天，他同一位朋友一起到了挪威，甚至计划再次住到那里直到来年初。在患病期间他已不能工作。但是使人惊奇的是，在最后的两个月里他没有躺在床上，而且精神显得极好。直到临终前的两天，他还写下了一些足以同他的最佳成果媲美的思想。

维特根斯坦的极其非凡和坚强的个性对别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每个同他接触过的人都不会没有这个印象。有的人产生反感，更多的人则感受到吸引力或魅力。可以说维特根斯坦避免交结，但是需要并且寻求友谊。他是一位无与伦比而又要求很高的朋友。我相信绝大多数爱他而且获得了他的友谊的人同时也怕他。

正象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个性出现了很多无根据的传说一样，在他的学生当中也滋长了许多不健康的宗派思想。这引起维特根斯坦的很大忧虑。他认为整个来说，他作为一个导师对于他的学生独立精神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有害的。我想他是对的，而且我多少能懂得为什么会是这样。由于他思想的深刻和富于创见，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观念是很困难的，而要把它吸收到一个人自己的思想里去，那就更加困难了。同时，他的个性和风格的魔力极为诱人且富于说服力。向维特根斯坦学习而不采用他的表述形式和习惯用语，甚至不模仿他的声调、他的姿态和手势，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危险在于，这些思想也许会蜕变为一种隐语。一位伟人的学说往往是单纯和自然的，因而使困难的东西显得易于掌握。而他们的弟子却往往成为一些无能的模仿者。这种伟人的历史意义不是表现在他们的弟子身上，而是通过一些比较间接、巧妙并且常常是料想不到的影响表现出来的。

维特根斯坦的最本质的特点是极端纯正的严肃性和高度的智慧。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在这方面给我产生过如此强烈的印象。

我认为性格的严肃性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执着于“坚定的原则”；另一种是发自一颗炽热的心。前者与道德有关，而后者我认为比较接近于宗教。维特根斯坦对于责任的考虑有一种锐利的甚至痛苦的敏感，但是他个性中的真诚和严格，更多地是属于第二种情形。然而如果不从“宗教的”一词浅薄的意义来看，我就不知道能否说他是一个虔心于宗教的人了。他肯定没有基督教信仰，但是他也不象歌德那样有着非基督的、异教徒的人生观。指出维特根斯坦不是一个泛神治者，那是很重要的，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上帝并不在世界之内显露自己”。他说，想到上帝对于他首先是想到可怕的审判者。

维特根斯坦有时说，他确信他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他的人生观是典型的忧郁的人生观，对他来说当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他的人类无能为力的观念近似于某种宿命论的学说。

严格地说，维特根斯坦没有学者风度。他的气质和典型的学者很不相同。“冷静的客观态度”和“超然的冥思苦想”这些说法，用到他身上是完全不适合的。他把他的整个心灵倾注到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中。他的生活是一场持续的旅行，，而怀疑是他的内在动力。他很少回顾他早期的观点，当他回顾时往往是为了否定它们。

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知与行是紧密相连的。他最早的一些研究是在技术科学方面，这很有意义。他获得数学和物理学知识不是来自广泛的阅读，而是由于对数学和实验技术在工作上的密切关系。他的多方面的艺术兴趣也有同样的积极生动的特点。他可以设计一幢房屋，做一项雕刻或者指挥一个管弦乐队。在这些领域里也许他从未达到最高的水平，但他不是“半瓶醋”。他的多才多艺的每一种表现，都是出自同一个热衷于进行创造的动力。

维特根斯坦没有系统地读过哲学的经典著作，他只读他能全神贯注地吸收的东西。我们已经知道，青年时他就读过叔本华的著作。他说，从斯宾诺莎、休谟和康德他只能达到一些偶然的、片断的领悟。我不认为他会喜欢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兹这两位在他之前的大逻辑家。然而有意思的是，他读了并且喜欢柏拉图。他必定从柏拉图的文学和哲学方法以及从这些思想后面的气质这两方面认出了彼此相同的特点。

维特根斯坦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边缘领域的作家那里受到的影响，较之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那里受到的影响更为深些。前者之中有圣奥古斯丁，克尔凯郭尔，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的哲学条文，显得与维特根斯坦自己搞哲学的方式惊人地相似。维特根斯坦和巴斯噶之间也有一种值得仔细研究的明显的相似性。也还应该提一下，维特根斯坦极为重视奥托·魏尼格尔的著作。

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有一方面肯定会引起愈来愈多的注意，那就是它的语言。如果有一天他被列为德国散文的经典作家，将不会使人感到惊讶。《逻辑哲学论》的文学价值并没有无声无息地消失。《哲学研究》的语言也同样值得注意。风格简单明了，文句结构坚实舒展，节律流畅自如。有时采用问答式的对话形式；有时象《逻辑哲学论》中那样凝炼成为警句。这里显然没有文辞上的修饰，也没有技术上的隐语或术语。适度的平稳与丰富的想象相结合，既有自然延续又有意外转折的印象，使人联想到维也纳的天才人物某些其它的杰作。(舒伯特是维特根斯坦喜爱的作曲家。)

看来也许很奇怪，哲学散文大师之一的叔本华却没有影响到维特根斯坦的风格。然而有一位作者常常令人惊讶地联想起维特根斯坦，这就是李希顿伯格。维特根斯坦对他评价很高。维特根斯坦在何种程度上(如果有的话)可以说向他学习过，我不知道。值得一提的是，李希顿伯格关于哲学问题的某些思想，显得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非常相似。

可以完全肯定，将来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和他的为人二者都会引起各种评论和不同的解释。“不可解的谜是不存在的”和“凡是可以说的，就能够说清楚”，这些话的作者自己就是一个谜，他的语句的含意往往深藏在语言外表的后面。维特根斯坦身上汇集着很多矛盾。有人说他同时是一个逻辑家和一个神秘论者。这两个名称无论哪一个都不恰当，但是每个名称都暗示了某些真相。那些探讨维特根斯坦著作的人，有时会从理性的、实际事实方面，有时也会更多地从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方面去寻求它的本质。在已有的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文献中，二者的例证都有。这样的“诠释”没有多大意义。对于每个试图从其丰富的复杂性方面来理解维特根斯坦的人，这种诠释必然显得是一些曲解。只有在表明他的影响涉及许多方面时，这种诠释才是有意义的。我有时候想，使一个人的著作成为经典的，往往正是这种多重性，它吸引着同时又阻碍着我们去渴求篇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