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

谈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

在今年谈中国古代青铜器，不由得想到刚刚逝世的容庚先生。容先生享年九十，终身从事青铜器的研究，他的成果卓著，用不着我辈后生饶舌。他的著作很多，但影响最大的，我想还是《金文编》和《商周彝器通考》。《金文编》是一部金文字典，学这一行的人恐怕没有不使用的。《通考》则是青铜器的综论，是有关知识的总结，又附有极其丰富的图片，因此自一九四一年问世以来，风行至今。五十年代，容先生和张维持同志对《通考》作了修订，改名为《殷周青铜器通论》出版。从内容来说，《通论》是《通考》的发展，但图片却减少了许多，所以《通论》还不能代替《通考》。《通考》这部书早已成了珍品，不仅昂贵，而且有钱也买不到了。前些年，有的省的文物单位迫切需要此书，不得已派人到北京来用绘图用的透明纸摹写，海外也有人把《通考》翻印。由此可见，一部好的青铜器综论是多么为大家所需要。

《商周彝器通考》的好处，就在它不止是金文的通考，而是青铜器的通考。中国从北宋便有青铜器的专书，可是一直到近代，研究青铜器似乎是研究金文的同义语，好象没有字的青铜器即不值得研究(这种风气，在现在也还有一定影响)。《通考》跳出了这个圈子，对青铜器各个方面都有论述，确系卓识。当然，《通考》究竟是四十多年前写成的书。在它出版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事业发展，不可胜数的新材料、新研究，是它所不能包容的。今天，大家需要新的、现代水平的青铜器通论。一时写不出大型的，一本比较小的也好，篇幅较少也许更符合广大读者的要求。

马承源同志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我觉得正是大家所盼望的一本书。这本书只有十一万字，基本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概论，第二部分是图说，附有八十八页图版。图版选择较精，可以看出作者在去取上费了很大功夫。在图文兼备这一点上，这本书和《通考》是相似的。

研究青铜器，只看照片、拓本是不够的，必须对实物有长时期摩挲观察的苦功。比如锈色胎质的优劣，纹饰和铭文的细微之处，都非照片、拓本所能完全表达。现代还有一些科学的检定方法，没有原件也无所施其技。《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作者在上海博物馆作了多年研究，又遍游各地搜集材料，这是写好现代水平的青铜器通论的必要条件。

在过去的时代，上海这个东方都会是文物的集散之地。不知多少珍贵青铜器，在被发现或盗掘出来后，迅即运到上海，由所谓“洋庄”商人贩卖海外。当时的情形真象无当之卮，上海就是卮底，扬子江水把无穷的珍宝也冲流到大洋中去。幸亏解放，这个漏洞堵塞了，因而倒有很多宝贵器物留在这里。我们的同志苦心搜集，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添加了许许多多的珍品。六十年代出版的大型图录《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有陈毅同志题签，大家都还记得。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图版，以上博藏品为基础，其中颇有过去没发表过的精品，例如下举几件：

图版十三的双孔銎钺，是宋、清著录所谓“片云戚”一类兵器，刃角反卷，真有点象后世所画的云形，其实是北方少数民族器物。这种东西现存很少，前两年在北京拣选到一件，传说是陕北榆林出土的。

图版三十九的小臣单觯，过去只见过铭文。郭老《两周金文辞大系》说“此武王克商时器”，但原器不知下落。编印《中国史稿》的时候，我们从上博得到照片，送给郭老看，他非常高兴，说：“找到了！”

也是修改《中国史稿》的时候，一九七三年我到上海，在路边看见博物馆的招贴，上面有一件松江凤凰山出土的铜尊，口沿内壁有四个相对的花纹，深以为奇。等到了馆内，有幸见到实物，非常精美。现在知道，这种尊是有南方特色的。图见马书图版六十八。

书中图版八十七青铜贝形货币母范，是用来铸所谓蚁鼻钱的，也是一件希世珍品。据我所知，目前发现的只有一件半，这件是完整的，另一件只残存一半，也算很珍异的了。《中国古代青铜器》这本书，和《商周彝器通考》一样，综述了青铜器的各个方面。我们认为，青铜器可以从形制、纹饰、铭文、功能与组合以及工艺等方面去研究。这本书对这些方面都有讨论，而且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上海博物馆的同志们，对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一向是非常重视的。他们与一些科技部门合作，作过很多鉴定工作，用现代的科学手段去揭示古代的技术奥秘，重现久已为人们遗忘的工艺过程。读《中国古代青铜器》一书，不难在字里行间看到作者这方面辛勤探索的成果，处处使读者感到新颖。

青铜器属于遥远的古代，而青铜器研究却是一门日新月异的学科，是用新的手段去获取新的知识。除了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以外，青铜器又是重要的艺术品。中国古代的青铜艺术，同希腊艺术和史诗一样，“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14页)世界上各个古代文明都有其不可企及的艺术创造，讲中国古代文明就必须提到青铜器。

马承源同志的书，对许多青铜器的艺术价值作了说明。他还尽量引用文献，对一些器物上美丽神秘的纹饰作了分析和研究。比如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一件商代人面龙身(图版三十一)，他认为“显然是神话传说中的题材。《山海经》中描写人面龙身的神怪有雷神、烛阴以及《南山经》中的某些，山神。这的形象，也是属于这一类的自然神”。有的外国学者主张中国青铜器纹饰没有意义，看来《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作者是不同意这一论点的。

我们对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太不够了。商周器物上的花纹极其复杂，经过了上千年的演变，可是有些母题象征着什么，我们还不了解。如有一种形状有点象回文针的花纹，显然是象征龙蛇的鳞，而研究青铜器的人还沿用旧名词，把它叫做“重环纹”。这种情形，有一个原因是还弄不清楚种种纹饰的起源。青铜器的纹饰，许多不是在青铜器上产生的，而是从陶器、玉器、漆木器等方面移植来的。人们最熟悉的所谓饕餮纹，或叫兽面纹，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玉器上已经出现。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都有饕餮纹，而且并不比商代青铜器的饕餮纹更肖生些。这种花纹显然反映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其内涵有待我们探索揭露。

从这样的观点看，青铜器并不单纯是物质的东西，它是古代精神文化的一种产物。研究先秦的思想文化，也不能忽略青铜器。有人认为，锄头考古学的收获只限于古代的物质生活，只有发现了古代文字才涉及到精神方面，这恐怕不对。以青铜器而论，每一件精美器物都是工艺技术的产品，也是当时思想文化的反映。占青铜器大部分的礼器、乐器，难道和礼制本身能够分离开来吗？连兵器、车马器之类，也和古代的军制、舆服等级等结合在一起。因此，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观察青铜器的发展，并把这种发展放到整个社会历史的背景中去，将会推进我们对青铜器的研究。

上面已经说到，中国青铜器是世界古代文明史上的卓越成就。近些年有机会参观外国一些博物馆，深感有必要以我国青铜器同外国的作一比较研究。中国的青铜工艺有自己的起源和传统，有独特的风格。以往有些著作，有意无意地总是说中国青铜器源于外国。近些年来，我国早期铜器的发现和鉴定，已经逐渐把殷墟时期以前铜器的发展脉络逐渐钩划出来了。原来殷墟的那种青铜器，在其前面有着千年以上的发展史，无怪乎商代晚期有四羊方尊(马书图版三十)、虎食人卣(图版三十二)这样精巧绝伦的杰作，以及司母戊大方鼎那般硕大无朋的青铜器。但是，中国古代的青铜工艺，和同时期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比，究竟各有什么优长？从整个世界来说，中国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那些贡献？还是有待专门研究的课题。

最近在一次座谈会上，我们曾建议作一些比较文明史的研究。中国的古代文明辉煌灿烂，是世所公认的，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估价，有些时候却是偏低了，没有把中国古代人民在世界文明史上所起的作用实事求是地阐发出来。要正确估价，不仅要研究中国文明，也要研究外国的古代文明。目前我们的考古专业，很少讲授世界考古，致使研究工作对与外国古代文明的比较很少注意，在青铜器研究上也是如此。我国古代高度发展的青铜器，只有与其他古代文明相对比，才能充分显示其重要价值和意义。

话扯得有点远了。对于有兴趣于青铜器的读者，我愿竭诚推荐马承源同志这本书，可以作为青铜器研究的门径。由此登堂入室，对青铜器各个方面作深入的探究，愿与读者共勉。

(《中国古代青铜器》，马承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二月第一版，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