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

一

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仍然是一块耕作比较粗放的土地，长期的搁置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有关专著不多见，更谈不上上乘之作了。比较有份量的却是一九六二年法律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费季金、凯切江主编的《政治学说史》(三卷)和一九七九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K.A . 莫基切夫主编的《政治学说史》(二卷)，但均系翻译苏联的译著。近年来，我国学者的一些专著开始陆续问世，使人感到振奋。《西方政治思想简史》，虽然只是简要地勾划出西方政治思想的轮廓，但仍不乏开创性意义，值得一读。

我国对西方政治思想的介绍和研究由来已久。中国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兴趣与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改良派的变法维新运动密切相关。当时之中华，列强侵凌，政治腐败。早期改良派痛感于此，立志振兴中华。随着“船坚炮利”政策的失败，改革家们把目光转向了窳败昏昧的政治统治。王韬、马建忠、薛福成、何启、胡礼垣等人挥笔书文，写了《泰西各国采风录》、《庸书·议院》、《盛世危言·议院》、《新政真诠·新政论议》等文，着力介绍西方政制。他们不太注重西方的政治理论，恪守“纲常名教”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观念。改良运动达到高潮时，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则注重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宣称西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符合“圣人之道”，“微言大义”，要求藉以改革中国的封建政治体制。梁启超曾主办《新民丛报》介绍西方政治思想，流传甚广，影响巨大。这便是“新”国必“新”民的主张。严复在这方面贡献颇大，一八九五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和《辟韩》，畅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一九○二年，梁启超作《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和《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文。严复又于一九○三年译密尔的《论自由》(严译穆勒《群己权界论》)、一九○六年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严译《法意》)，并著有《政治讲义》(一九○六)一书，介绍西方思想。连同梁启超辑译的《近世欧洲四大家政治学说》(一九○二)，这两本书是我国研究西方政治思想较早的专著。此后，西方政治思想史方面的专著和译著逐渐增多起来。

到一九四九年，国内这方面的系统著作已有不少，主要有高一涵编著的《欧洲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务，一九二六)、萨孟武著《西洋政治思想史》(上海新生命书局，一九三三)、孟云桥著《西洋政治思想史》(国立编译馆，一九四六)、吴恩裕著《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服务社，一九四七)和浦薛凤著《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重庆商务，一九四四)。有影响的译著有浮列尔(Farrell)著范用铎译的《政治哲学导论》(上海商务，一九二二)、波洛克(Pollock)著张景琨译的《政治学史概论》(上海商务，一九二八)、高桥清吾著姜辅刚译《政治思想之变迁》(上海真美善书店，一九三○)和美利阿姆(Merriam)与鲍尔思(Ba—rnes)著张虹君译《近世政治思想史》等等，可谓不少。

今天看来，这些著译大都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作者们的观点也不尽正确。新的历史时期和时代精神要求我们写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更好的著作。西方政治思想史包含着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和总结，是了解和批判当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依据。因此，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付出更大的努力。

二

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上下几千年，大小数十人，这就给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体系安排提出了一个难题。《简史》基本上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编排全书体系，着重介绍了古代希腊罗马、西欧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三个时期的各派政治思想，其中每个历史社会形态中又注意了形成、发展等不同阶段，结构清楚，线索明快。这样的编排把某一时期某一政治思想放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有利于了解它的历史意义和作用，使人对它有个正确的评价。恩格斯说过：“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马恩选集》，第二卷，第537页)

综观各类西方政治思想史著，大致有分期、分派和分人三种写法，还有分书法和分专题法。

分期法依照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来安排全书的体系，以历史发展为基础，围绕这根轴铺开内容。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研究的著作大都采用这种方法。凯切江和费季金、莫基切夫均以分期为主。但是过份强调分期性容易抹煞各个时期重点人物的特殊性，使他们的政治思想得不到重点介绍。分派法把各种在原理上、主张上或在方法论上前后有关的政治思想排列在一起。目前这种方法在西方比较流行，普莱罗的《政治思想史》、邓恩的著作、伯基的《政治思想简史》等都采纳了分派法。例如，普莱罗把从古至今的西方政治思想分成七个派别：古代公民道德、中世纪僧侣主义、君主专制主义、自由主义、政治和思想的反动、社会革命和立宪民主。每一大派下又分小派。此种方法可以使人看清一个流派的来龙去脉、兴盛衰亡的历史演变过程。但是，它有容易使人忽视各种政治思想赖以生存的历史背景的缺点。分人法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为主体，着重介绍他们的政治思想。过去孟云桥、浦薛凤、高一涵和萨宾都运用了这种方法。分书法不多见，即以介绍每位思想家的著作为主，如浦薛凤就采用过。分主题法是比较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倘若运用得当，又有正确的观点，将会富有成果。

上述几种方法，互有短长，我们应有机地结合这三种方法，取长补短。笔者认为这样一条原则是可行的：分期为纲、分人为体、分派为线。这个原则突出分期法，因为各种政治思想都有时代性，各种政治思想反映了人类社会的不同形态的特征和趋向。根据历史发展的线索研究政治思想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政治思想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正确评价它。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集中研究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的思想突出地体现了一定时期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最后，除了与一定历史时期和社会存在的关系之外，意识形态是一种延续性的东西，产生是一个过程，消亡也是一个过程，有时甚至经久不散，源远流长。因此也应注意分派法，探索历史上一种流派的前后关系、内在逻辑和发展演变，找出它的连贯性，使我们的研究趋于全面。

如果用上述原则对照一下《简史》，不难看出《简史》有意注重了分期，分人和分派三个方面。不过分期方面的议论稍嫌浓密，而分派的探究稍嫌薄弱。《简史》在追溯许多政治思想的渊源上做了努力，如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洛克、卢梭、黑格尔和尼采等有关章节中。总体说来，《简史》的体系不失为一付较好的框架，使全书内容得以合理地展开。

三

《简史》着重分析了西方从古希腊至十九世纪末期约五十位政治思想家的学说和主张，为我们展现了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幅图景。

从《简史》的内容来看，选择时大致依照这样一些条件；某种政治思想或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能动作用，或如实全面和有效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或具有延续性的影响。一种政治思想代表一定阶级的政治主张和愿望，它被一定的阶级所接受，并被运用来指导政治实践，以达到这个阶级的目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的思想对美法资产阶级革命都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研究它们不仅研究本身有价值，而且会为理解历史和现实提供良好的基础。“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是原因，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马恩选集》，第四卷，第506页)其次，有些政治思想是历史的翔实描述，反映了人类历史重要阶段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实践，有的还在理论上加以论证。亚里士多德就考察过一百五十多个城邦，可惜著作没有传下。他的《政治学》也以考察和描述为基础，而后才提出自己的论证和理想。最后，有些政治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历史的价值，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有着延续性的影响。它们可能不能直接付诸实践，如黑格尔的以“客观精神”和“理念”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但黑格尔的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当然，它们往往综合表现在一种政治思想内。《简史》对这些政治思想一般都做了分析和评价，但也有疏漏，如古希腊柏拉图之前的政治思想，对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发端就很重要，《简史》却没有涉及。

由于是“简”史，所以该书有些部分不免过于简化，未能揭示思想家学说的体系和逻辑结构。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舛错。例如，在谈到卢梭政治思想时，《简史》称卢梭把“理想的共和国”称之为“公共的大我”，把“公共的大我”称为“公意”(第159页)。其实卢梭并不这样认为。虽然卢梭认为社会契约的订立使订约者们结合成了一个集体的人格——公共的大我，但“公共的大我”并非“公意”。“公意”在“公共的大我”的形成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见《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一九八一年版，第24—25页)，但“公共的大我”中存在着公意、众意和个别意志。卢梭十分强调个别意志对“公意”形成的重要意义(见《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三章)。因而不能说“公共的大我”便是“公意”。“公共的大我”必须“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这样的错误，其他有关著作中也有，这说明我们的研究还欠深入。在一些人物的生卒年代和一些政治学著作的著作年代上，《简史》也有一些疏误。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重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和整理有关的原始材料。国外学者近些年来十分重视方法问题。美国政治学学会一九七七年曾召开过专门会议，提出了建立“新政治理论史”的口号。此后许多学者批评传统方法，出现J.波科克(J.G . A.Pocock)和昆廷·斯基纳(Quentinskinner)为代表的“新历史”派(参见《美国政治科学季刊》一九八二年第六期)。英国牛津大学麦克林(Mc—Lean)曾用数学上的博弈论研究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与社会契约理论，提出了超博弈模式，读来颇有新鲜之感(参见《政治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九期)。我们也应有选择地采用一些现代科学方法，使我们的研究臻于完善。例如系统理论对这个政治学的研究就很有裨益。苏联学者库兹明曾经指出，系统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运用系统性原则，可以把研究对象置于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从总体上研究其组成、结构体系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揭示其规律性。

(《西方政治思想简史》，北京大学法律系集体编写，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月第一版，1.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