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明

读《阳翰笙剧作集》

阳翰笙是我国著名的革命戏剧家。

这首先是指他是一位剧作家。阳翰笙自一九二七年底，从南昌起义的武装战场回到上海，由党的安排，参加创造社，走上革命文学道路以来，先写小说，后从事电影文学创作，接着，电影、戏剧同时搞，都取得很大的成就，在革命文学和戏剧、电影发展史上占了一席地位。

在戏剧创作方面，除去与田汉合作的独幕剧《晚会》不算，他一共写了八个大型话剧。这就是：抗战开始时，歌颂革命青年反汉奸的《前夜》(一九三七年)；蒙汉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塞上风云》(一九三七年)；以太平天国为题材，颂扬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将士英勇抗敌的《李秀成之死》(一九三七年)；揭露和鞭笞韦昌辉制造内讧，导致太平天国失败(实际上是愤怒控诉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天国春秋》(一九四一年)；取材于四川保路同志会，成功地塑造了人物典型的《草莽英雄》(一九四二年)；挖掘民族商业资本家在抗日和当汉奸之间游移、徘徊的复杂心理的《两面人》(一九四三年)；歌颂朝鲜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槿花之歌》(一九四三年)；写知识分子在土地改造运动中的思想经历、荣获文化部颁发的话剧会演一等奖的《三人行》(一九六○年)。现在，关于阳翰笙的戏剧作品有两种本子可读，一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阳翰笙选集》第二卷，一是中国戏剧出版社的《阳翰笙剧作集》。后一种本子包括阳翰笙的全部剧作，并有珍贵的图片和作者关于本人剧作的主要自述。

值得注意的是，阳翰笙还有十来个构想中的剧本没有写成。它们中，有的想好了题目；有的搜集了材料，有所准备；有的经过构思，甚至写好了分幕大纲。比如：关于赛金花的剧本；《杜文秀》(积累了较多的素材)；《还乡记》(他在四十年代的一则日记中是这样设想此剧人物、情节和主题的：“以我的故乡为背景，在二十年前有三个青年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去到北平，那时候最使他们难忘的是那些故乡的亲友，特别是那些生气勃勃的年轻的同伴。不料二十年后三个青年只剩下一人回到了故乡；更不幸的是那些常在他想念中的可亲可敬的同伴，却都经不起二十年来的风雨的摧折，大都变成烟鬼、残废人、白痴、乞丐、流氓、土匪去了！”“这个青年抱着一颗很沉重的心，离开了故乡，重上自己的征途，二十年前送行的那几个同伴又都全来给他送行。就可惜他们全都已经失去了二十年前的生活，现在所剩下的就只有死！只有同这个摧折他们成这个样子的社会一道死！”“剧名可取为《还乡记》，可以以两次送别为序幕和尾声，以描写我故乡的新旧剥榨致使人不能活，活着亦不象人为主题。这倒亦别有风趣。”①)；还打算写“五四”时代一群女战士在二十年风雨中的变化(“有的退回了闺中；有的走进厨房；有的做了贤妻良母；也有的竟自浪漫颓废，沉醉在舞场赌窟；有的做了贵妇人；更有的竟自信神信鬼，退进了经堂佛地；自然，有的还是二十年如一日，在这抗战期中，还是百折不挠地在苦斗下去。”“如果多做准备，能在各种人物性格的发展上、变化上，乃至复杂性上去多用功夫，我想有可能创造出好几个典型来呢！”)；酝酿已经成熟，分幕大纲都接近完成的《苦行记》；抗战胜利时，曾计划集体创作报告剧《胜利进行曲》，阳翰笙被分派写文化人部分；以希腊神话为题材，实则讴歌共产党人，写《盗火者》；写整风文献中所看到的“一些可笑的性格，……写一部四十年代的另一种堂。吉诃德”；概括波澜壮阔的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万户千村》(已全部构思、设计完毕)；以及以太平天国和丝茶生产经营为题材的剧本。等等。非常可惜，这些拟订中的剧本，终因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因行政领导工作的繁重，全都胎死腹中。不难看出，它们大都题材重大，范围广阔，着眼于展示时代画面，用力于刻划性格，各具风姿。

阳翰笙又是革命戏剧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几十年来，他为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为解决戏剧作家和演职员的工作、生活、学习和思想问题，为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水平，繁荣和发展革命戏剧事业，与反动派巧妙周旋，批评各种错误思想，呕心沥血，不辞辛劳。读他的日记，看他的回忆录，访问老前辈和中青年戏剧工作者，知道：他为一些人的成长，为某部作品的创作和演出，为某项活动的开展、一个决定的贯彻，付出了多少艰巨的劳动啊！件件事感人肺腑，叫人铭刻在心！

阳翰笙不是戏剧理论家，但他在各个时期，有针对性地写过一些论文和评论。他强调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必要性，强调一定要批判地继承传统、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强调必须把握艺术技巧。他重视总结自身的经验，重视培养新生力量。他的文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阳翰笙的戏剧作品最大的特点是紧密结合现实，驾驭时代风云，弥漫着扑面而来的政治气息，直接为人民革命事业服务。

他的作品主题鲜明，目的明确，时代感强，阶级性突出。

从《前夜》到《槿花之歌》七个剧本都写于抗战时期。不管是及时反映现实，还是借助历史，甚至“退到外国”去取材，它们都贯穿一条红线：团结起来，抗日救亡！在这个总前提下，针对每一个阶段的具体形势和具体任务，再以自己熟悉的生活，可以利用的题材，铺采擒文，塑造典型，创制宏篇。抗战初期，特别需要暴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痛斥汉奸的卖国行径，唤醒人民觉悟，组织起来，结成联合战线，争民族的生存，图国家的不受践踏。取材于现实的《前夜》和《塞上风云》，就及时肩负起了时代赋予作家的重担。《前夜》对汉奸卖国贼白次山的揭露是淋漓尽致的；通过这个形象，足以使人们惊醒，再善良的人也会敌忾同仇，对汉奸们文诛武伐。这就能起到动员民众的作用；而动员起来之后做什么，怎么做，又有林建中、白青虹等抗日先锋可作榜样。《塞上风云》更进一步，提高了，深刻了，它让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宗教外衣上场，不光自己蹂躏我中华大地，残暴地杀人，更挑拨民族关系，阴险地制造民族不和，企图借刀杀人。侵略者的真刀真枪是没法掩盖的，它的炮打到哪里，就把仇恨种到哪里；但代表“上帝”的传教士，对普通老百姓，对因为历史原因、向来与汉族关系有些紧张的蒙族人民，却很能迷惑人，起煽动作用。然而，作者借助活生生的事实，撕下了法西斯分子的外衣，使迪鲁瓦那样中毒较深的青年都觉悟了，狗腿子起义了，最后连王爷都不愿为日本人服务了。这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形成了，侵略者必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建成，抗日战争进入持久阶段以后，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提请革命者保持清醒的头脑，批评中间派的动摇，剖析顽固派的两面性、识破其搞摩擦的阴谋，就成为任何一个爱国的文艺工作者所应该共同反映的主题。阳翰笙贡献了《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等五部力作。《李秀成之死》的悲壮、《天国春秋》的惊心动魄，振聋发聩；《草莽英雄》的惨痛教训，发人深省；“两面人”的圆滑、投机，终归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大敌当前，个人的命运若不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一起，必将被时代的潮流所吞没；《槿花之歌》哀婉动人，它是一曲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是一部战鼓频催的交响乐。在短短七年时间，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生活不安，疾病缠身，肩负繁重的行政事务工作，竟然写成七部大型话剧，而且每一部都成功，一部比一部好，又都富于艺术生命力，这样的革命精神，难能可贵！

及时反映现实，紧密结合形势，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必然引起观众的兴趣；观众反应强烈，许多戏连演不衰，又说明阳翰笙的路走得对。文艺创作的题材是广泛的，大至宇宙苍穹，小至微生物、原子裂变，重要如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闲适如蝴蝶对舞、落叶飘飞，远到女娲补天，近则当前政治，都可以写，只要写得好，寓意深，皆可以成为有价值的艺术品。评价作品不应以题材的大小来论成就的轩轾。但文艺作品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供茶余饭后的消遣，因此，究竟还是以关心人民大众的命运，与时代合拍的创作为其主流。由这样的作品构成一个时代文艺作品的中坚！再辅以清淡、素雅、晓风残月的篇章，烘托出百花齐放的璀璨局面。

象阳翰笙这样的作品是不是叫做“主题先行”呢？不是！他来于生活，积累丰富，勤于学习，知识深厚，可写的素材早就蕴藉胸中。他始终是一个革命者，具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容易产生创作冲动。因事触发，即可调动所有积蓄，任其驱遣。所以，他的剧作总是有一股遏制不住的激情，总是充盈着生活的情调。

象阳翰笙这样的创作是不是就缺乏艺术性呢？多年来，我们评论界有这个观点，事实上这种情况也不少。但阳翰笙是成功的。他的经验值得研究。关键是立意要高，对生活的开掘要深，人物要有性格，性格要典型。一句话，要有概括性和代表性。草莽英雄罗选青的悲剧结局，首先是警策人民不要因为胜利就冲昏头脑，不要只记得团结而忘了斗争，不要放松了对于假投降、真进剿的反动派的警惕性。该剧取材于历史，又直接指导现实。由于作者概括得好，就使它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并不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其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象祝铭斋那样的两面人哪个时代没有？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目的读这个作品，都可获得认识上、教育上的效益。抗战期间，很多人都以太平天国为题材写话剧，比如陈白尘的《金田村》、《大渡河》，阿英的《洪宣娇》，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它们各有侧重，各有千秋；但观众和舆论界都认为，就气势之雄浑，主题之深刻，人物之典型，戏剧冲突之尖锐来说，均以阳翰笙的《天国春秋》为最好。它有深度，有力度，有高度。它忠于历史，服务于现实；不为历史事实所囿，也不搞庸俗社会学。二者有机结合，而又主旨鲜明。它矛盾冲突尖锐紧张到令人窒息，却又有抒情的段落，张而有弛，徐疾谐和。韦昌辉和洪宣娇两个艺术典型熠熠生辉，颇具美学意义。

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人民的革命运动同一步调，充满革命激情，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又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情调，这是阳翰笙的创作(不光是戏剧，电影文学和小说创作都一样)的最突出的艺术个性，尤其是从总体来看，显得更充分。及时反映现实的《塞上风云》、《两面人》和《三人行》等，因为概括力强，容量大，着力写人物，摈弃了概念化的议论，就比他的小说艺术水平高；不是取材于当前，但紧密结合现实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槿花之歌》等，因为酝酿的时间长，打磨得细，艺术上更成功。著名戏剧家洪深在看了《草莽英雄》的初稿之后，说此剧没有一个多余的人物、没有一个多余的情节、没有一句多余的台词。这虽系朋友间的私下谈话，却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廉价颂扬。

总而言之，阳翰笙没有因为为了当前，而忘记艺术。戏剧作品之感人，有的以题材重大见长，有的以思想深刻获誉，有的以矛盾尖锐复杂、情节紧张曲折取胜，自然，更多的是以人物形象之丰满、性格之典型被称道，也还有的以气氛、激情震撼观众的心灵，引起强烈共鸣，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阳翰笙的戏剧可以说兼而有之。

《草莽英雄》中的罗选青是一个典型。他具有杀尽天下不平、推翻清朝统治的英雄气概。他挑起了时代的重任。他能不能挑、会不会挑是一回事，但他毕竟挑了，又是一回事。他率领同志军，威震川南，直接威胁清朝的统治，为辛亥革命的起事，打了前哨战。他更有草莽的一面。草莽不是草包。他是秘密结社的首领，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暴安民，扶危济困；怒杀叛徒骆小豪、宽释知县王云路，说明他既嫉恶如仇，又讲义气；他爱同盟会烈士遗族陈三妹如掌上明珠，恨团防局长李成华为天大仇敌，对同盟会员唐彬贤敬重而不理解，表明他有丰富的内心生活。他是农民革命的代表，因而他没有起码的理论纲领，他用义气冲淡甚至代替了阶级性，对口蜜腹剑的两面派毫无提防，宽大过分；他单刀赴会，太看重个人的声威胆识；他目光短浅，容易满足，踌躇于小胜利和表面的胜利，而缺乏预见，看不到隐患，招致惨败。他临死时的觉悟，又使这个形象高度统一，始终放着异彩。这个形象，如此丰富，多姿多彩，如此典型，概括一个特定的时代。难怪，当年剧本写成，在红岩村念给周恩来同志和文工会的成员听了以后，有一位同志称：罗选青是可以与阿Q并列的又一个典型！

梅花香自苦寒来。阳翰笙创作这些剧本是以严肃的态度，经过艰苦的搏击，而获得成功的。

他有知识，而不卖弄，有经验，而不掉以轻心。

他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有研究的题材，长期构思，艰苦写作，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不断提高，精益求精。

以一斑而窥全豹，介绍一下《草莽英雄》的创作过程，由阳翰笙的甘苦，可知任何成功都来之不易。没有捷径，没有奥秘，只有靠严肃的态度，老老实实的作风，艰苦地耕耘、跋涉。罗选青领导的保路同志军的略带传奇色彩的英勇斗争，乃阳翰笙童年时期所耳闻亲见。他们的打扮和生活，他们的口号和规约，他们的豪情和侠义，他们的壮举和悲剧，阳翰笙都是熟悉的，因为保路运动就发生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保路同志军就活动在他所出生的家乡。参加革命，读了马列主义著作，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他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分析儿时的所知，感性和理性结合，赋予熟悉的生活以新的生命，使之焕发光彩。一九三七年初，曾以此为题材，写过电影本事。这次创作之前，他又回到家乡，进一步向当事人作调查，让事件的内在联系充满生机，丰富细节，使早已酝酿在胸的人物活跃起来。这时正值“皖南事变”之后，对于统一战线内部顽固派的凶残、奸险的痛愤，对于右倾麻痹的同志给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的义愤，对于万千阵亡将士的哀悼，给他一种契机，一种冲动，点燃了他胸中的烈火，照彻了烂熟于心的生活和人物。乱麻理成了线，模糊的明朗了，单纯的复杂了，复杂的单纯了。创作时机成熟。不仅如此，他还做了两种调查工作。一是向青红帮帮会的头目作调查。因为在四川辛亥革命前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川南保路同志会、同志军与哥老会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他不光要知道个别，也要懂得一般；不能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必须克服局限性。胸中有全局，笔下的一时一地的人和事才轻重相宜，分寸得当。二是查阅有关史书，从历史的发展中理解帮会组织的来龙去脉，是非功过。有前几种准备，使打算描写的事件和人物洋溢着生活气息，富于真实感、亲切感；这后二种准备，则增加事件和人物的立体感，即加强了宽度、厚度和深度。

阳翰笙每写一个剧本都要经历十月怀胎的痛苦的酝酿过程，都要写详细的分幕大纲。这个过程《草莽英雄》经历了近两个月。他在日记中写着：“想了一天，《草莽英雄》轮廓已成，因目痛至剧，无法执笔工作，拟早入睡，不意上床后又不能成眠，剧中人物如游魂似的在我脑中闪来闪去，一下又捉不着他们，心里很痛苦。”“又是一夜失眠！剧中的人物又在我脑中吵闹了整整的一夜。”“构思至晚，有几个难于创作的人物，得到一个最后的决定，这样大约可望绘出几个明朗的形象来了。”待构思妥当、分幕大纲拟就后，这才“入睡时心里很轻松，痛痛快快地一直睡到天亮。”其间，他曾多次将要写的故事和人物、结构和主题讲给郑伯奇、冯乃超、夏衍等行家里手听，请他们提意见，出主意；他则择善而从，不断修改自己的方案。

他冒着火炉重庆的酷暑，忍着目痛，伏案七十天，才把剧本写成，自称是“难产”。这时，他把草稿读给王昆仑、曹孟君夫妇听，读给洪深、郭沫若、夏衍、陈鲤庭、白杨听，读给文工会戏剧文学组和周恩来及红岩村的同志们听，读给电影制片厂的从业人员们听，广泛听取意见。周恩来同志在听读以后，对四川保路运动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辟分析，使作者对作品的主题加深了理解，对草稿充满了信心。接着，他就吸收好的意见，进行修改，加工润色，充实提高。剧本遭到国民党禁止。两年之后，在上演和出单行本前，又作了修改，日臻完善。

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凝聚着多少人的劳动，作者花费了多少心血啊！

阳翰笙的戏剧不但剧本本身有价值，有生命力，而且，就是这创作过程也发人深省，富于启迪性。

我们要想一想……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阳翰笙剧作集》，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阳翰笙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七月版，2.96元)

①此处及本文其它地方的引文，凡未注明其出处者，均摘自阳翰笙日记。这些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出单行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将选刊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