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似

一九四○年七月，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我们在桂林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刊物：《野草》。

这是个同人刊物，同人有五人：夏衍、宋云彬、聂绀弩、孟超和我。他们四位早已驰名文坛，都是我的前辈。因此，具体的编辑工作，校对，跑腿的事，主要就由我担任。发行人则是桂林科学书店的陆凤翔。

我们的宗旨是，专登短小的文章，亦即杂文，宣传抗日，反对腐败，针砭时弊，向往光明。想透过重重的钳制和严密的文网，发出几声呐喊和呼号，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大后方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挣扎、斗争和希望。就象第一卷的封面图案所象征的那样，一株两叶一芽的嫩草，竟从古堡中破墙而出，顽强地伸向大地了。

刊物出版后，引起了不满现实、要求变革的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得到许多青年人的爱护和欢迎。发行数由三千迅增到一万，最高印数达到过三万份。虽然是用质量低劣的土纸印刷，看时很伤眼力，但人们似乎并不在乎。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鞭策和鼓励。除了谈国内问题之外，我们还谈论国际上的事情，因为中国人民的斗争不可能离开世界而孤立存在。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在莫斯科出版的当时很有影响的《国际文学》刊登了对《野草》的介绍。

作为同人刊物，几位编委都自始至终负着切实的责任。夏衍同志当时在桂林领导党的文化战线的工作，四○年间他一直每期审阅稿件，后来去了香港，还寄文章回来，并在香港翻印过《野草》，使读者扩大到海外。《野草》两周年的时候和后来在香港复刊，他都写了专文。云彬参与看稿最多，几乎每期每篇都看过，并常常给文稿做一些润色工作。绀弩和孟超供稿最多，用了好些笔名，绀弩的《韩康的药店》等文章，引起读者很大的兴趣。《野草》是有性格的，它的性格特点的形成，和同人们的文风趣向有密切的关系。

《野草》虽是同人刊物，却比较广泛地团结了当时大后方的作家。郭沫若、茅盾、柳亚子、田汉、胡风、荃鳞、何家槐等许多文坛前辈和知名作家，都给《野草》写过稿，有的人还给予过有力的支持。美术漫画界的同志，新波、余所亚、陈烟桥、丁聪、特伟、郁风、周令钊等，也给予了密切的合作，使刊物生色不少。《野草》也发表了不少青年作者的来稿，其中有些人后来很有成就。

桂林时期的《野草》，恰好出完五卷，便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这已经超出我们的预料。我们这样一个在“野”的刊物，竟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环境里，生存了两年半的时间。

一九四六年秋，解放战争开始了。我们同人五人，先后都到了香港。由于得到香港当地一些进步青年的支持，《野草》筹划在香港复刊。由张子燮任发行人。但按香港政府条例，要缴纳港币二千元才发给执照，我们筹集不到这笔款，便只好用书本的形式，改称《野草丛刊》印行。这时的读者，已由国内转而为主要是港澳、新加坡、马来亚和整个东南亚一带华侨中的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了。他们中有些人还捐款补助了出版的经费，这是十分令人感动的。内地对这份丛刊查禁很严，但仍有人冒着危险代销和阅读。一直到四八年底，被香港英国政府“取缔”之前，共出刊了十一期。

就这样，《野草》由一棵小草变成了“宿草”，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海内到海外，同不少热心读者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桂林时期是用土纸印刷，不易保存，且动乱频仍，多遭湮没；香港复刊后印数不多，内地已属非法，更难于存留下来。因而今天除一二个大图书馆外，已无从看到《野草》，更难见到全套。三联书店的一位同志，在青年时期因喜爱这个刊物，就一直逐期保存下来，连同香港所印各期，他都装帧成帙，完好无损。多年来一直带在身边，在那些动乱的日子里，无论爬山涉水，也不肯抛弃，故能保留到今天，实在难得。几乎已成为海内孤本了。

我想，无论抗日战争时代或解放战争时代，都已成为历史了。现在和将来的人们，在研究这两个时期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的时候，《野草》还将是能够提供一点资料、线索，并让人们从里面看到若干时代的侧影的。“礼失则求诸野”，《野草》正因为在“野”，也许保存下来了某些别的记载所无的东西。鲁迅说过，他的杂文好象小地摊，读者可以从中找到一点想要的东西，几十期的《野草》，大概也多少能起到类似这样的小地摊的作用。其次，由鲁迅创造的杂文形式，在鲁迅的时代发挥过很大的力量，在鲁迅以后，杂文这个武器是被继承下来了的，《野草》就是一个证明。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相信杂文也还将作为文艺的一个品种而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并将日见其斑斓。

十年浩劫中，夏衍、绀弩备受“四人帮”的迫害摧残，九死一生，幸而仍然健在；孟超因《李慧娘》一案，含冤死去，云彬虽历尽了艰辛，重见光明，惜已神形俱惫，于三年前奄然长逝，他们二人都看不到重刊本《野草》了。但我知道，他们在九泉之下，是会感到欣慰的。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

(秦似同志此文是为重刊《野草》而写的，现在重刊本尚未出版，先将此文发表。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