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雨

读完蒋天枢教授编著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掩卷长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盖棺论定，陈寅恪在学术上的贡献，似乎已经为世所公认(当然也还有读历史而不知“陈寅恪”名字的人)，但是在政治节操、立身行事方面，又该如何给他一个恰当的评价呢？人们常称某人为“爱国学者”。用得多了，“爱国”两字遂为人们等闲视之，甚至以为是普普通通的称呼。其实，我们老祖宗文文山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说的就正是爱国。这个标准也许高了些，但也不是不能做到，文文山自己就做到了。我看陈寅恪也无愧于这个爱国的标准。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国民党达官闻人纷纷逃出大陆。陈寅恪独留广州不动。傅斯年屡次电催他赴台，不往。为什么？《事辑》记载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写“第七次交代底稿”中关于这件事所作的交代：“当广州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这无疑是“老实交代”，因《事辑》所摘录的交代底稿，至这次为止，足见得到认可，没有再勒令继续交代下去。那么，什么叫气节，什么叫爱国？陈寅恪用自己的行动做了回答。

陈寅恪死于一九六九年。在这二十年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传统的正直知识分子的品格，正如他在死前五年(一九六四年)赠弟子蒋天枢序文说的，“默念生平，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见《事辑》卷下附记)。但是要做到这点，岂是易易！《事辑》记载了一九五九年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陈寅恪的一次谈话，这是根据周扬一九六二年八月十日在大连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如实节录的：

“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一。一九五九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一九五八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陈寅恪的这段谈话，要是套用一下韩愈的《争臣论》，我看陈寅恪也应该称得上是党的“争臣”吧，因为他毫不掩饰对当时某些极左作法的忧虑，敢于直率进言；而以他这样一个受人注目的“资产阶级学者”，说这种话即使十分委婉，也要冒相当的风险，当时例子很多，大家恐怕都是记忆犹新的。这段讲话中所说的“清末四公子之一”，《事辑》作者在这句话下有一按语：“此记忆偶误，散原老人(指陈三立，陈寅恪父)少年时，与丁慧东、谭嗣同、吴保初四人，时称四公子。”周扬同志这番话，可以补充的可能不止这一点。例如称陈为“国宝”的为胡适，国民党并没象“国宝”那么对待他。至于陈寅恪所通外文，也远远超过英法梵文。不过从周扬同志的话中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人对陈是重视的。《事辑》中提到，胡乔木、陶铸等同志都去看过他，在困难时期对他在生活上很有照顾。他之能这样率直进言，当与此不无关系。

我过去读陈寅恪著作，想慕其为人，可惜年辈悬殊，无由拜识，只从他的学风文风上体味，以为总是一个方方正正、不苟言笑的人。其实不然。据《事辑》记载，陈寅恪是一个有风趣的人。《事辑》一九六八年条下引曾做陈寅恪助手十六年之久的黄萱信件，记载陈对黄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难过地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这又是风趣中微含愤激了，但语气仍是那样从容闲淡，几于所谓哀而不怨吧。总之，从这件小事中也可看出，陈寅恪是一个具有丰富生活情趣的人，不管所处顺境或是逆境。

《事辑》全书，极重师弟情谊，笔法之间，很有讲究，含而不露，这是老派人著书的传统。《事辑》一九六七年条下记载：“本年底红卫兵要抬先生去大礼堂批斗，师母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表先生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而对于遗稿(《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及陈夫人唐晓莹手写《诗稿》三册)之被某些人攘夺至今不还，《事辑》是—再深致其遗憾痛心之意的。

这本《事辑》最大特点是利用了子侄亲属的回忆、笔记、信件，以及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七次交代底稿等材料，简要地记载了作为一代学者的陈寅恪的生平，用《事辑》作者的话说，就是“先生一生，操持峻洁，自少至老始终如一”。因此，对任何年龄的人来说，都是不妨抽出点时间读一读的，因为从中不仅可以学到一些做学问的道理，更重要的是能够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天枢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九月第一版，0.7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