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　安

重读《清代学术概论》

有一位青年朋友，写了一篇评论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文章，要我给提些意见。虽然我对梁氏学术思想素无研究，但因为被这位青年作者的好学精神和谦虚态度所感动，还是自不量力地答应下来。阅读文章，有时不得不去翻翻梁启超的一些著作，翻着翻着，思想开了小差，从要阅读的文章本身滑了出去，想到梁启超身上去了。

从清末到民国，梁启超可以说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政治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论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对梁启超怎样毁誉褒贬，恐怕谁也不能否认梁氏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在他只活了五十六岁的一生中，从二十多岁开始，就投身于改良变法的政治活动，为了宣传和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办报纸、办杂志、办学堂、写政论、当教师、写小说、写戏剧、写历史。看看他一生的活动和著作，真不能不佩服他那异常充沛的精力和不知疲倦的“干劲”。

对于梁启超的历史地位和政治上的是非功过，史学界已经有不少评论了，今后恐怕还要评论下去，这里不想多嘴。现在只想就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风格，说一点感想，当然，也只是一孔之见，未必确当的。

大概是因为梁启超太热衷于政治，正象他自己说的一生都卷在混浊的政治漩涡里面，从而在人们心目中政治活动家或政客的梁启超盖过了学者的梁启超。其实，梁启超除了是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之外，还应加上一个当之无愧的头衔：“著名学者”。

谈到梁启超的学术成就，评论者往往表示摇头，原因是他作学问有三个毛病：一是浅、二是杂、三是主张多变。从一方面看，这也确乎是事实，是短处。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浅、杂、多变，也可以说不尽符合事实，并且是长处。

就说“浅”吧，梁氏一生，单是在学术问题上所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就极为广阔，举凡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学艺术、地理历史，古今中外，无所不写，无所不论。如此治学，欲其不浅，实在很难。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其实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也有一些是似浅而实深的著作。就以《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而言，这本是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序言的，但他下笔不能自已，仅用了十五天的时间，一口气就写成近十万字。对有清一代学术源流，各种流派的形成演变，长短得失，条分缕析，如数家珍。试想，倘如没有深厚的学术根柢，没有锐敏的鉴别分析能力，能够那样得心应手地“概论”出来么？而梁氏的不“浅”之作，又何止一本《清代学术概论》，其他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等，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得什么精深之作，然而在当时，梁启超所提出的一些见解，恐怕决不是一般所谓“饱学之士”所能提得出来的。如果真的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评价梁启超的学术成就，我觉得用一个“浅”字去讥评梁启超，实在是有欠全面和公允的。

与“浅”相联系，“杂”，这也是梁氏治学颇为世人诟病的一个理由。学贵专精，不尚驳杂，这也是古今一理。“杂家”，历来是被揶揄、被鄙夷的一个头衔。其实，认真思考一下，这“杂”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换一个字眼，这“杂”也可以叫做“博”。所谓“博学之士”“知识广博”，意思无非是说知道的东西很多，和“杂学之士”也相差不了多少。在梁启超生活的时代，“专精”于《四书》、《五经》和训诂考据的学者，虽然还在拚命守护“圣道”，然而实际上已被“欧风美雨”冲击得狼狈不堪了。各种新学说、新思潮不断涌来，“学问欲极炽”的梁启超，对于自己所熟悉的“旧学”，越来越感到空疏陈腐、不切实用。转而去涉猎、吸收“新学”。这“新学”比起“旧学”来，可要复杂得多了。比如学科的分类吧，号称“浩如烟海”的古书，分起类来，只有四个字就够了：“经、史、子、集”。而做为学问的分科，那就更简单，只用“国学”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切。“新学”或曰“西学”，却没有如此简单，且不说自然科学，单就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来说，就有什么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逻辑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等等等，真是五花八门，门类繁多。梁启超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吸收，学得一点新知识、新学问，自己认为有心得，就写文章，作介绍、发议论。这样，久而久之，自然就形成了“杂”。这“杂”又与“浅”互为因果，因此就不免令人讥笑，以为不足为训了。

但是平心而论，梁启超的“杂”，既有他所以“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又有它的优点和好处。因为一则，它打破了“国学”的一统天下，那怕是粗浅和片断，总算介绍一些新学说、新思想进来；再则，它使当时的知识界开阔了眼界，放开了思路，开始走出狭窄偏枯的学术圈子；三则，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即“古今中外法”。当然，如今有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不论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非当年的梁启超所可比拟，不过从梁启超那里还是可以得一些启发和借鉴的。今之学者，有的专则专矣，但专而不博，甚至为了“专攻”一门，与这“专”无关的书不读；与这“专”无关的事不问。专今者不问古，专古者不问今，专中者不问外，专外者不问中。其结果会越专越窄，弄得不好，会走进死胡同也说不定的。作学问，“杂”固然不一定好，但是却不能因为防“杂”而不博，不“博大”就无从“精深”。对梁启超的“杂”，不是也可以“一分为二”，取其长而避其短么！

至于梁启超在学术见解上的“多变”，那就更为人们所责难了。在政治上，他时而主张改良变法，时而提倡民权，时而坚主保皇立宪，时而主张排满共和，时而拥袁窃国，时而讨袁护国。当然，变来变去也始终未跳出地主资产阶级政治立场的圈子。而在学术上的多变，和政治上多变虽然有联系，但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他的许多政论文章，或名为学术实为作政治宣传的论著，其思想观点是随着他政治主张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在他的著作中可以说不胜枚举。可是还有一些学术观点的变化，则是由于勇于怀疑、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而发生变化的。例如政治学说方面对于康有为创造的“新学伪经”说和“托古改制”论，就由接受而怀疑而反对，转而主张赞成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卢梭的民约论。在哲学上从服膺中国的儒墨哲学，转而赞赏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和康德的哲学。在历史观上从因袭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变为历史进化论和主张“史学革命”，提出为国民而作历史，为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公理公例”而研究历史，等等。梁启超学术思想的这种“多变”，应该说是一种对进步的追求，而不是无端的“多变”，这和通常所说的“看风向”、“赶浪头”的“风派学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清末民初，梁启超在思想界和学术界，曾被看成是“权威”人士。可是他自己不但很有自知之明，同时也很勇于和善于解剖自己。对于他的“浅”、“杂”、“多变”等这些弱点，他不但毫不掩饰，而且坦率承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检讨”得“比较深刻”。对于“浅”“杂”和“多变”，他说他自己“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我读“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知‘形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他把自己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作了一个比较：“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有然。有为尝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对于自己在治学上的这种弱点，他曾作诗寄其女儿梁令娴：“吾学病爱博，用甚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凡百可效我，此二无我如”。这种敢于正视和解剖自己弱点的治学思想和治学风格，不是很难能可贵的么！就此点而论，今之学者也不妨想一想和学一学的。

在治学精神上，梁启超认为“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善疑”就是不迷信，“求真”就是实事求是，“创获”就是要有所创造。他还认为“学问非一派所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学术问题上万不可遽求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他人所学，庶不致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

对于怎样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和处理古今关系，梁启超也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他认为“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脉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精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

梁启超当然不会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但是，在他的那个时代，在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和风格上，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些见解，实在是值得称赞的。

梁启超和他的思想、著作，都是很值得加以认真研究的。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梁任公”，简单地写几句、“批”一顿，对于死者既不会失去什么东西，对于生者也不会得到什么东西。

现在，连《饮冰室合集》也成了难得之书，我想这书是应该重印的，当然，能加以整理、补充、修订更好。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于北京东郊左家庄外